一顶鲜红色的头盔安静地躺在透明展柜，红漆已大量剥落，仔细往里看，头盔后侧破了一个小洞。头盔的主人名叫王楠，死于1989年6月4日凌晨三时，天安门广场外的南长街，时年19岁。
离世前，王楠是北京月坛中学高二学生，那天晚上想赶往天安门广场拍摄，快抵达广场时，一颗子弹射入他的左前额，从头盔后侧射出。2013年5月，王楠的妈妈张先玲托人从北京，经保密渠道，把这顶自己收藏了25年的头盔辗转送到香港。
如今，这顶头盔成了香港六四纪念馆的重要展品，捐出头盔后，张先玲特别嘱咐纪念馆，“一定要展出，希望历史的真相可以透过纪念馆，让全世界看到”。
2014年4月26日在香港尖沙咀一座商业大厦中开幕的六四纪念馆，面积不足800平方呎，却收藏了王楠等遇难学生、遇难工人等一百多件见证六四事件的遗物。开幕当天，中外媒体将这个小小博物馆挤得水泄不通，有评论称之为“世界上面积最小、但影响力最大的博物馆”。
然而，两年后的今天，六四纪念馆却在内外交困中，几乎无路可走。
一边是涉建制背景的大厦法团，以雄厚律师费把六四纪念馆告上法庭，说他们违规运营，官司至今未能了结；而另一边，香港本土意识迅速崛起，六四的意义在不少年轻人眼中窄化为中国的一部分，在他们急于摆脱中国的自主路上显得不合时宜，而纪念馆的主办方香港支联会，更因为其“平反八九民运、建设民主中国”的定位，以及在这条路上的寸功未进，招致很多年轻人的嘲讽。
说起纪念馆的前景，支联会副主席蔡耀昌有些底气不足：“不管怎样，我们一定会做到今年六四之后。”但“今年六四之后”的之后，又如何？谁也不敢保证。王楠的头盔还能够“让全世界看到”吗？
上天对这段历史竟然还留有一份礼物
尖沙咀柯士甸路是韩国美食街，一天到晚人流不绝，白天是上班白领，晚上是泡酒吧的年轻人。沿著这条路一路向前，数著门牌号码，找到5号，一转身，拐入一幢毫不起眼的大厦，六四纪念馆就藏在这里的5楼。这是一座商业大厦，名叫“富好大厦”，门前没有挂纪念馆的招牌，一不小心就走过了。
展馆的志愿工作者张哲梅（化名）介绍说，2014年刚开馆时，慕名来客络绎不绝。其中一半是内地游客，另一半，有外国游客，也有香港本地人。年纪稍长的，想来确认这段1989年的记忆是否依然存在；年纪轻的，来看看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和道听途说的是否一致。
自1989年天安门事件以来，六四成为中国当代史里最新鲜、最敏感的黑洞，见证者闭口不谈，后辈面对禁忌，或茫然无知，或一边好奇追问，一边小心躲闪。
张哲梅看到，在纪念馆参观的内地人，有人拉著行李箱走进展馆，看几眼就生气地走了；有人愤怒地问馆员——“为什么把学生说得这么好？为什么不说他们是暴徒？”；有人看完不断叹息，“感谢香港，还继续讲这段历史”；在场馆里忍不住大骂共产党、与馆员分享自己文革经历的也大有人在。偶尔，这里还会迎来当年的亲历者，比如自称6月4日凌晨在广场执行任务的军人。
在香港，至少我们还有小小自由，集合世界各地对这段历史的陈述和证据，就好像是，上天还为这段历史留有一份礼物。
1989年，张哲梅也只有6岁，在香港读小学一年级，但母亲天天哭著看香港新闻的画面对她影响至深。她这样解释自己在这里做义工的理由：“在香港，至少我们还有小小自由，集合世界各地对这段历史的陈述和证据，就好像是，上天还为这段历史留有一份礼物。”
但留下这份“历史礼物”并不容易。
1989年5月21日，时任国家总理李鹏宣布北京戒严令的翌日，香港爆发百万人大游行，声援民运学生，“香港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就在这浩浩荡荡的人群中宣布成立，后来简称“支联会”，其成员多为泛民主派人士，创会主席是司徒华。
1989年年末，支联会曾租用油麻地一幢唐楼单位，成立“中国民主运动资料中心”，存放八九民运的剪报、相片，定期向市民免费开放。但数年后，由于被迫搬迁，资料中心停止运营。此后，支联会的主要工作是筹办维园六四烛光集会，悼念六四死难人士，从1990年至今，尽管运营经费和人手有限，但集会每年进行，从不间断。
根据大会统计，1990年参与集会的市民数量约为15万，此后人数逐渐回落，长期徘徊在数万人的水平，但到了2009年，六四事件20周年，香港人的六四记忆突然被重新唤醒，全社会热烈讨论六四。那一年，出席六四晚会的人数再次接近15万人，根据香港三位学者陈韬文、钟庭耀和李立峰的研究，其中一半是年轻人。三位学者当时预料，六四记忆已从上一代传到下一代，在香港做到“薪火相传”。
在这氛围的激励下，蔡耀昌说，支联会内部当时更意识到要加强传承工作，开始酝酿筹备六四纪念馆：“六四是我们这一代人和上一代人经历的，下一代对六四没有记忆很正常，这是我们这一代人要负责守住的事情。”
不过，时任主席的司徒华却对成立纪念馆相当犹豫。“我们搞纪念馆，不能靠租，只能靠买，不然随时被打压，被赶被逼迁。但这样一来，开支就会很大，司徒华担心无以为继。”蔡耀昌回忆说，当时，支联会的受薪全职职员只有两名，大量工作靠义工完成。筹备一场烛光集会需要数十万元，租用单位做展览需要几万元，这些都还能透过筹款完成，但买一个不足千呎的单位，按2009年的市价需要接近一千万元，这对于常年靠捐款维持的支联会来说是天价。
六四是我们这一代人和上一代人经历的，下一代对六四没有记忆很正常，这是我们这一代人要负责守住的事情。
2011年1月，司徒华因病去世，李卓人接棒成为支联会主席，再次酝酿筹办六四纪念馆。翌年4月，趁著六四纪念前夕，支联会租用了香港社区组织协会位于深水埗一个约1000平方呎的唐楼单位，试办六四展览，本想试试水温，不料大获成功。
展览一个半月，参观者高达两万余人，最高峰的一天，来了2000人，挤不进展馆的人们顺著狭长的唐楼楼梯往下排队，在展馆楼下的街道绕成了人龙。筹款成绩也相当不错，一个内地市民专门带来20万人民币现金，当场立即捐款。
乘著这股热情，支联会决心在香港筹备“永久六四纪念馆”。2012年12月，透过两年多以来做展览、搞烛光集会、摆年宵摊位的现场筹款以及个人捐款，支联会筹足整整650万港元，最终以借贷方式，买下富好大厦市值900多万、800平方呎的单位。
支联会众人都以为，1989年那一段消失的历史记忆，终于在香港这片自由的土地上找到一个永久的落脚点。
百般刁难，“永久纪念馆”被逼迁移
蔡耀昌还记得，憧憬着“永久六四纪念馆”，那几年很多人将自己珍藏的纪念品捐献给支联会。
2012年，深水埗六四展览期间，刘锐绍捐出当年香港市民自制的、写有“痛心疾首”的袖章——1989年5月，香港《文汇报》社论开天窗，刊出“痛心疾首”4 字，批评中国共产党部署镇压学生；而曾去北京报导八九学运的香港记者谢志峰，也从家里拿出自己珍藏的一件土黄色军大衣——1989年春夏之交，他在天安门广场采访，静坐的学生将自己身上用以保暖的大衣送给了谢志峰。
到了2013年5月，王楠的头盔也被送到了香港，同时运来的，还有当时北京市公安局和卫生局开出的王楠死亡报告单，以及他出事时戴著的黑框眼镜，只有一边镜片完整，另一边，当年已经碎在天安门南长街。
一年之后，2014年10月，恰逢香港雨伞运动时期，支联会收到一份更加沉甸甸的广场遗物。一位名叫徐玨的母亲托人从北京辗转捎来一个黑色行李箱，里面装满了儿子吴向东的遗物——写于89年5月21日的遗书、日记本、海鸥相机和最后一卷拍摄天安门学运现场的胶卷...... 据徐玨透露，吴向东是北京东风电视机厂职工，因支援学运，6月3日深夜在北京木樨地中枪身亡，时年21岁。
如今，这些物品部分存放在六四纪念馆的展柜中，但更多的，因为展馆空间有限，支联会也缺乏人手整理，还长期封存在仓库以及借用的教协办公室两处地方。
蔡耀昌坦承，支联会至今没有为六四纪念馆聘请专门的馆长或策展人员，展品欠缺良好的鉴定、存档和保管。而过去两年时间里，光是为了纪念馆打官司，支联会已经付出不少人力、金钱。
早在六四纪念馆开馆前一个月，官司就来了。
2014年3月，富好大厦业主立案法团给支联会发出律师信，指其利用富好大厦单位作展览，是违反大厦公契──据大厦公契规定，该商业大厦的单位“应用作办公室及相关用途”。蔡耀昌辩解，公契定义模糊，而香港传媒亦查证，此前亦有人在富好大厦中经营酒吧，当时法团并无反对。但法团此后没有直接接触支联会，而是在一个月后，正式向法院入禀起诉支联会。支联会应诉，聘请了大律师沈士文。
但对方聘请了更加厉害的资深大律师，曾经做律政专员的冯华健。冯华健律师费不菲，特别的是，这笔费用不是由法团支付，而是全数由法团主席一个人垫支。”蔡耀昌说。富好大厦法团主席巢国超也承认了这一点。
这场官司旷日持久，而且我们越来越发现对方有庞大资源，很难有把握一定会赢。
对此，香港多家传媒持续追踪，查明巢国超是富好大厦1楼维雅制衣厂的董事，维雅在内地番禺设厂；而巢国超的弟弟巢国明是香港中小型企业商会副会长，同时也是广西来宾市的政协委员。
“这场官司旷日持久，而且我们越来越发现对方有庞大资源，很难有把握一定会赢，就算胜诉了，对方也可能上诉，官司不知道要打到哪一天。”蔡耀昌无奈地说。
不仅上法庭起诉，日常管理中，法团也对纪念馆百般刁难。自2015年开始，法团指令其管理公司，规定进入纪念馆的参观者，一次不能超过20位，另外还要求登记每位来访者的身份证——在香港商业大厦中，这并不是常规操作。
新规定带来冲突不断。蔡耀昌指出，不少内地旅客听说要登记身份证才能进入六四纪念馆，都疑虑重重，有人甚至和大厦管理员发生争执；也有香港老师带着一班学生想参观展馆，却被管理员阻止。2015年4月，巢国超更突然冲至六四纪念馆，指进入展馆的访客不能超过20人，要阻止其他访客进入，馆员与其发生争执。
2015年12月，支联会常务会议通过决议，考虑来自法团的持续阻力，以及展馆本身的空间限制，支联会决定出售目前的尖沙咀馆址，为六四纪念馆再觅新址。
这意味著，仅仅落地两年的“永久六四纪念馆”，又要从零开始。
时势骤变，搬迁后，一切如旧？
为购置新馆址，支联会算了一笔数：卖掉目前馆址，可收回约600多万港元；购置比目前大一倍、约1400平方呎的新馆址，则需要支付至少约900万港元作为按揭首期。和几年前一样，这300万的缺口，支联会打算面向公众筹款。
2016年4月15日，支联会宣布六四纪念馆的“扩馆众筹”计划，目标希望向公众筹款300万。但时移世易，计划公布一个多月以来，香港舆论反应冷淡。在六四纪念馆的脸书专页上，截至发稿时，仅有149人“like”了扩馆众筹的计划。蔡耀昌拒绝透露目前具体的筹款数字，仅表示“大约数万元”。
过去两年，当六四纪念馆遭受法团阻力之时，香港时势已经风云骤变。
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自1993年起每年进行六四民意调查，对于“你是否支持平反六四？”，数据显示自2013年5月起，支持人数持续下跌，2013至2015三年间，支持率分别为62.8%、56.1%和52.5%。而对于“你觉得应不应该解散支联会？”，支持率则从2011年不断上升，四年间从15.9%上升到25.6%。
过去数年，香港本地的政改讨论和真普选运动热烈，年轻一代关注本土民主议题，越来越多人认为支联会抱持守旧的大中华思想，只会拖累香港民主进程。
而纪念馆开幕后5个月，于2014年9月爆发的雨伞运动更带来重要的转折点：雨伞运动取代了六四，成为新一代香港人对民主运动的重要情感寄托，而运动的失败也加强了人们的无力感，年轻人对和平抗争路线失望，也对北京感到绝望。2016年5月，香港大学学生会主席孙晓岚公开发问：“悼念六四是不是要有一个完结？”随后，香港11个大专院校的学生会发表《联校六四宣言》，称六四事件的重要启示是“建设民主中国之梦想实难于登天”。
另一方面，自2015年夏天开始，到香港自由行的大陆游客人数不断下滑。
种种因素叠加，六四纪念馆的参观人数近年急遽下跌：2014年4至12月，参观人数约为15000；2015年全年，人数为5160，而到了今年，人数仅约为1000（其中二月和三月闭馆整修）。
对纪念馆的未来，蔡耀昌表示，目前的主要目标是大力筹款和寻求新馆址，尽力在2017年的六四纪念日之前，让“永久六四纪念馆”重新开幕。但针对新展馆的内容，支联会还未具体讨论。
而且六四纪念馆如果再不调整方向，我怀疑，即使搬迁了，也可能会衰落了。
环境艺术策展人林汉坚曾义务为第一个“永久六四纪念馆”策展，对于正在筹备的新“永久纪念馆”，他表示并不乐观。“在现在香港的政治环境里，要真的找到一个新地方，没有现在的问题，不是那么容易。而且六四纪念馆如果再不调整方向，我怀疑，即使搬迁了，也可能会衰落了。”
林汉坚曾组织大学里学习艺术的学生去参观目前的六四纪念馆，但学生看完，通常的反应是——“这和我有什么关系？”“他们会说，知道这些就好像知道当年秦始皇焚书坑儒，是很惨，但和我有什么关系？”林汉坚说。
当初策展时，受支联会要求，林汉坚在展馆门口设置了一个投影仪，投射“平反六四”四个大字，代表展览宗旨，每位参观者进展馆前，“平反六四”四字都会投映到其身上。但现在，林汉坚担忧，正是这种“离地感很强”的设计，阻碍了年轻一代对这段记忆的接受：“将来的展馆主题是否可以不是这么直接地说‘平反六四’，而是更广阔地讲社会运动或学生运动？例如加入雨伞运动的元素？”
对于新展馆，出生于六十年代的林汉坚说不再想参与策展，他转而建议：“不如全部交给现在学艺术的年轻人去构思，去策划。”
失去重量的记忆
天安门事件过去27年，今天仍至少有120位遇难学生的母亲生活在中国，她们大多是“天安门母亲”的成员，手中收藏重要的证物、遗物。支联会主席李卓人说，早些年，“天安门母亲”一直有一个心愿，希望有一天能在中国内地办一座六四纪念馆；直到20多年过去了，希望渺茫，她们年事已高，才开始将物品捐献出来，转移出中国内地。
因此两年多以前，2014年年初，六四纪念馆筹备之时，守著一箱箱来自1989年天安门广场的子弹、遗书等物品，支联会曾经非常紧张，担心政府会不会想各种方法来打压，也担心开馆时有人来偷窃，令这些重要证物在香港失落。工作人员甚至想过，在800平方呎的展馆里安装30多部摄像机来监控。
没有人想到的是，逃脱了牢笼的记忆，这么快，就在崭新的土地上，失去了重量。
（为尊重受访者意愿，文中张哲梅为化名。端传媒实习记者何郁慧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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