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頂鮮紅色的頭盔安靜地躺在透明展櫃，紅漆已大量剝落，仔細往裏看，頭盔後側破了一個小洞。頭盔的主人名叫王楠，死於1989年6月4日凌晨三時，天安門廣場外的南長街，時年19歲。
離世前，王楠是北京月壇中學高二學生，那天晚上想趕往天安門廣場拍攝，快抵達廣場時，一顆子彈射入他的左前額，從頭盔後側射出。2013年5月，王楠的媽媽張先玲託人從北京，經保密渠道，把這頂自己收藏了25年的頭盔輾轉送到香港。
如今，這頂頭盔成了香港六四紀念館的重要展品，捐出頭盔後，張先玲特別囑咐紀念館，「一定要展出，希望歷史的真相可以透過紀念館，讓全世界看到」。
2014年4月26日在香港尖沙咀一座商業大廈中開幕的六四紀念館，面積不足800平方呎，卻收藏了王楠等遇難學生、遇難工人等一百多件見證六四事件的遺物。開幕當天，中外媒體將這個小小博物館擠得水泄不通，有評論稱之為「世界上面積最小、但影響力最大的博物館」。
然而，兩年後的今天，六四紀念館卻在內外交困中，幾乎無路可走。
一邊是涉建制背景的大廈法團，以雄厚律師費把六四紀念館告上法庭，說他們違規運營，官司至今未能了結；而另一邊，香港本土意識迅速崛起，六四的意義在不少年輕人眼中窄化為中國的一部分，在他們急於擺脱中國的自主路上顯得不合時宜，而紀念館的主辦方香港支聯會，更因為其「平反八九民運、建設民主中國」的定位，以及在這條路上的寸功未進，招致很多年輕人的嘲諷。
說起紀念館的前景，支聯會副主席蔡耀昌有些底氣不足：「不管怎樣，我們一定會做到今年六四之後。」但「今年六四之後」的之後，又如何？誰也不敢保證。王楠的頭盔還能夠「讓全世界看到」嗎？
上天對這段歷史竟然還留有一份禮物
尖沙咀柯士甸路是韓國美食街，一天到晚人流不絕，白天是上班白領，晚上是泡酒吧的年輕人。沿著這條路一路向前，數著門牌號碼，找到5號，一轉身，拐入一幢毫不起眼的大廈，六四紀念館就藏在這裏的5樓。這是一座商業大廈，名叫「富好大廈」，門前沒有掛紀念館的招牌，一不小心就走過了。
展館的志願工作者張哲梅（化名）介紹說，2014年剛開館時，慕名來客絡繹不絕。其中一半是內地遊客，另一半，有外國遊客，也有香港本地人。年紀稍長的，想來確認這段1989年的記憶是否依然存在；年紀輕的，來看看當年到底發生了什麼，和道聽途說的是否一致。
自1989年天安門事件以來，六四成為中國當代史裏最新鮮、最敏感的黑洞，見證者閉口不談，後輩面對禁忌，或茫然無知，或一邊好奇追問，一邊小心躲閃。
張哲梅看到，在紀念館參觀的內地人，有人拉著行李箱走進展館，看幾眼就生氣地走了；有人憤怒地問館員——「為什麼把學生說得這麼好？為什麼不說他們是暴徒？」；有人看完不斷歎息，「感謝香港，還繼續講這段歷史」；在場館裏忍不住大罵共產黨、與館員分享自己文革經歷的也大有人在。偶爾，這裏還會迎來當年的親歷者，比如自稱6月4日凌晨在廣場執行任務的軍人。
在香港，至少我們還有小小自由，集合世界各地對這段歷史的陳述和證據，就好像是，上天還為這段歷史留有一份禮物。
1989年，張哲梅也只有6歲，在香港讀小學一年級，但母親天天哭著看香港新聞的畫面對她影響至深。她這樣解釋自己在這裏做義工的理由：「在香港，至少我們還有小小自由，集合世界各地對這段歷史的陳述和證據，就好像是，上天還為這段歷史留有一份禮物。」
但留下這份「歷史禮物」並不容易。
1989年5月21日，時任國家總理李鵬宣布北京戒嚴令的翌日，香港爆發百萬人大遊行，聲援民運學生，「香港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就在這浩浩蕩蕩的人群中宣布成立，後來簡稱「支聯會」，其成員多為泛民主派人士，創會主席是司徒華。
1989年年末，支聯會曾租用油麻地一幢唐樓單位，成立「中國民主運動資料中心」，存放八九民運的剪報、相片，定期向市民免費開放。但數年後，由於被迫搬遷，資料中心停止運營。此後，支聯會的主要工作是籌辦維園六四燭光集會，悼念六四死難人士，從1990年至今，儘管運營經費和人手有限，但集會每年進行，從不間斷。
根據大會統計，1990年參與集會的市民數量約為15萬，此後人數逐漸回落，長期徘徊在數萬人的水平，但到了2009年，六四事件20週年，香港人的六四記憶突然被重新喚醒，全社會熱烈討論六四。那一年，出席六四晚會的人數再次接近15萬人，根據香港三位學者陳韜文、鍾庭耀和李立峰的研究，其中一半是年輕人。三位學者當時預料，六四記憶已從上一代傳到下一代，在香港做到「薪火相傳」。
在這氛圍的激勵下，蔡耀昌說，支聯會內部當時更意識到要加強傳承工作，開始醖釀籌備六四紀念館：「六四是我們這一代人和上一代人經歷的，下一代對六四沒有記憶很正常，這是我們這一代人要負責守住的事情。」
不過，時任主席的司徒華卻對成立紀念館相當猶豫。「我們搞紀念館，不能靠租，只能靠買，不然隨時被打壓，被趕被逼遷。但這樣一來，開支就會很大，司徒華擔心無以為繼。」蔡耀昌回憶說，當時，支聯會的受薪全職職員只有兩名，大量工作靠義工完成。籌備一場燭光集會需要數十萬元，租用單位做展覽需要幾萬元，這些都還能透過籌款完成，但買一個不足千呎的單位，按2009年的市價需要接近一千萬元，這對於常年靠捐款維持的支聯會來說是天價。
六四是我們這一代人和上一代人經歷的，下一代對六四沒有記憶很正常，這是我們這一代人要負責守住的事情。
2011年1月，司徒華因病去世，李卓人接棒成為支聯會主席，再次醖釀籌辦六四紀念館。翌年4月，趁著六四紀念前夕，支聯會租用了香港社區組織協會位於深水埗一個約1000平方呎的唐樓單位，試辦六四展覽，本想試試水温，不料大獲成功。
展覽一個半月，參觀者高達兩萬餘人，最高峰的一天，來了2000人，擠不進展館的人們順著狹長的唐樓樓梯往下排隊，在展館樓下的街道繞成了人龍。籌款成績也相當不錯，一個內地市民專門帶來20萬人民幣現金，當場立即捐款。
乘著這股熱情，支聯會決心在香港籌備「永久六四紀念館」。2012年12月，透過兩年多以來做展覽、搞燭光集會、擺年宵攤位的現場籌款以及個人捐款，支聯會籌足整整650萬港元，最終以借貸方式，買下富好大廈市值900多萬、800平方呎的單位。
支聯會眾人都以為，1989年那一段消失的歷史記憶，終於在香港這片自由的土地上找到一個永久的落腳點。
百般刁難，「永久紀念館」被逼遷移
蔡耀昌還記得，憧憬着「永久六四紀念館」，那幾年很多人將自己珍藏的紀念品捐獻給支聯會。
2012年，深水埗六四展覽期間，劉鋭紹捐出當年香港市民自制的、寫有「痛心疾首」的袖章——1989年5月，香港《文匯報》社論開天窗，刊出「痛心疾首」4 字，批評中國共產黨部署鎮壓學生；而曾去北京報導八九學運的香港記者謝志峰，也從家裏拿出自己珍藏的一件土黃色軍大衣——1989年春夏之交，他在天安門廣場採訪，靜坐的學生將自己身上用以保暖的大衣送給了謝志峰。
到了2013年5月，王楠的頭盔也被送到了香港，同時運來的，還有當時北京市公安局和衞生局開出的王楠死亡報告單，以及他出事時戴著的黑框眼鏡，只有一邊鏡片完整，另一邊，當年已經碎在天安門南長街。
一年之後，2014年10月，恰逢香港雨傘運動時期，支聯會收到一份更加沉甸甸的廣場遺物。一位名叫徐玨的母親託人從北京輾轉捎來一個黑色行李箱，裏面裝滿了兒子吳向東的遺物——寫於89年5月21日的遺書、日記本、海鷗相機和最後一卷拍攝天安門學運現場的膠捲...... 據徐玨透露，吳向東是北京東風電視機廠職工，因支援學運，6月3日深夜在北京木樨地中槍身亡，時年21歲。
如今，這些物品部分存放在六四紀念館的展櫃中，但更多的，因為展館空間有限，支聯會也缺乏人手整理，還長期封存在倉庫以及借用的教協辦公室兩處地方。
蔡耀昌坦承，支聯會至今沒有為六四紀念館聘請專門的館長或策展人員，展品欠缺良好的鑑定、存檔和保管。而過去兩年時間裏，光是為了紀念館打官司，支聯會已經付出不少人力、金錢。
早在六四紀念館開館前一個月，官司就來了。
2014年3月，富好大廈業主立案法團給支聯會發出律師信，指其利用富好大廈單位作展覽，是違反大廈公契──據大廈公契規定，該商業大廈的單位「應用作辦公室及相關用途」。蔡耀昌辯解，公契定義模糊，而香港傳媒亦查證，此前亦有人在富好大廈中經營酒吧，當時法團並無反對。但法團此後沒有直接接觸支聯會，而是在一個月後，正式向法院入稟起訴支聯會。支聯會應訴，聘請了大律師沈士文。
但對方聘請了更加厲害的資深大律師，曾經做律政專員的馮華健。馮華健律師費不菲，特別的是，這筆費用不是由法團支付，而是全數由法團主席一個人墊支。」蔡耀昌說。富好大廈法團主席巢國超也承認了這一點。
這場官司曠日持久，而且我們越來越發現對方有龐大資源，很難有把握一定會贏。
對此，香港多家傳媒持續追蹤，查明巢國超是富好大廈1樓維雅製衣廠的董事，維雅在內地番禺設廠；而巢國超的弟弟巢國明是香港中小型企業商會副會長，同時也是廣西來賓市的政協委員。
「這場官司曠日持久，而且我們越來越發現對方有龐大資源，很難有把握一定會贏，就算勝訴了，對方也可能上訴，官司不知道要打到哪一天。」蔡耀昌無奈地說。
不僅上法庭起訴，日常管理中，法團也對紀念館百般刁難。自2015年開始，法團指令其管理公司，規定進入紀念館的參觀者，一次不能超過20位，另外還要求登記每位來訪者的身份證——在香港商業大廈中，這並不是常規操作。
新規定帶來衝突不斷。蔡耀昌指出，不少內地旅客聽說要登記身份證才能進入六四紀念館，都疑慮重重，有人甚至和大廈管理員發生爭執；也有香港老師帶着一班學生想參觀展館，卻被管理員阻止。2015年4月，巢國超更突然衝至六四紀念館，指進入展館的訪客不能超過20人，要阻止其他訪客進入，館員與其發生爭執。
2015年12月，支聯會常務會議通過決議，考慮來自法團的持續阻力，以及展館本身的空間限制，支聯會決定出售目前的尖沙咀館址，為六四紀念館再覓新址。
這意味著，僅僅落地兩年的「永久六四紀念館」，又要從零開始。
時勢驟變，搬遷後，一切如舊？
為購置新館址，支聯會算了一筆數：賣掉目前館址，可收回約600多萬港元；購置比目前大一倍、約1400平方呎的新館址，則需要支付至少約900萬港元作為按揭首期。和幾年前一樣，這300萬的缺口，支聯會打算面向公眾籌款。
2016年4月15日，支聯會宣布六四紀念館的「擴館眾籌」計劃，目標希望向公眾籌款300萬。但時移世易，計劃公布一個多月以來，香港輿論反應冷淡。在六四紀念館的臉書專頁上，截至發稿時，僅有149人「like」了擴館眾籌的計劃。蔡耀昌拒絕透露目前具體的籌款數字，僅表示「大約數萬元」。
過去兩年，當六四紀念館遭受法團阻力之時，香港時勢已經風雲驟變。
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自1993年起每年進行六四民意調查，對於「你是否支持平反六四？」，數據顯示自2013年5月起，支持人數持續下跌，2013至2015三年間，支持率分別為62.8%、56.1%和52.5%。而對於「你覺得應不應該解散支聯會？」，支持率則從2011年不斷上升，四年間從15.9%上升到25.6%。
過去數年，香港本地的政改討論和真普選運動熱烈，年輕一代關注本土民主議題，越來越多人認為支聯會抱持守舊的大中華思想，只會拖累香港民主進程。
而紀念館開幕後5個月，於2014年9月爆發的雨傘運動更帶來重要的轉折點：雨傘運動取代了六四，成為新一代香港人對民主運動的重要情感寄託，而運動的失敗也加強了人們的無力感，年輕人對和平抗爭路線失望，也對北京感到絕望。2016年5月，香港大學學生會主席孫曉嵐公開發問：「悼念六四是不是要有一個完結？」隨後，香港11個大專院校的學生會發表《聯校六四宣言》，稱六四事件的重要啟示是「建設民主中國之夢想實難於登天」。
另一方面，自2015年夏天開始，到香港自由行的大陸游客人數不斷下滑。
種種因素疊加，六四紀念館的參觀人數近年急遽下跌：2014年4至12月，參觀人數約為15000；2015年全年，人數為5160，而到了今年，人數僅約為1000（其中二月和三月閉館整修）。
對紀念館的未來，蔡耀昌表示，目前的主要目標是大力籌款和尋求新館址，盡力在2017年的六四紀念日之前，讓「永久六四紀念館」重新開幕。但針對新展館的內容，支聯會還未具體討論。
而且六四紀念館如果再不調整方向，我懷疑，即使搬遷了，也可能會衰落了。
環境藝術策展人林漢堅曾義務為第一個「永久六四紀念館」策展，對於正在籌備的新「永久紀念館」，他表示並不樂觀。「在現在香港的政治環境裏，要真的找到一個新地方，沒有現在的問題，不是那麼容易。而且六四紀念館如果再不調整方向，我懷疑，即使搬遷了，也可能會衰落了。」
林漢堅曾組織大學裏學習藝術的學生去參觀目前的六四紀念館，但學生看完，通常的反應是——「這和我有什麼關係？」「他們會說，知道這些就好像知道當年秦始皇焚書坑儒，是很慘，但和我有什麼關係？」林漢堅說。
當初策展時，受支聯會要求，林漢堅在展館門口設置了一個投影儀，投射「平反六四」四個大字，代表展覽宗旨，每位參觀者進展館前，「平反六四」四字都會投映到其身上。但現在，林漢堅擔憂，正是這種「離地感很強」的設計，阻礙了年輕一代對這段記憶的接受：「將來的展館主題是否可以不是這麼直接地說『平反六四』，而是更廣闊地講社會運動或學生運動？例如加入雨傘運動的元素？」
對於新展館，出生於六十年代的林漢堅說不再想參與策展，他轉而建議：「不如全部交給現在學藝術的年輕人去構思，去策劃。」
失去重量的記憶
天安門事件過去27年，今天仍至少有120位遇難學生的母親生活在中國，她們大多是「天安門母親」的成員，手中收藏重要的證物、遺物。支聯會主席李卓人說，早些年，「天安門母親」一直有一個心願，希望有一天能在中國內地辦一座六四紀念館；直到20多年過去了，希望渺茫，她們年事已高，才開始將物品捐獻出來，轉移出中國內地。
因此兩年多以前，2014年年初，六四紀念館籌備之時，守著一箱箱來自1989年天安門廣場的子彈、遺書等物品，支聯會曾經非常緊張，擔心政府會不會想各種方法來打壓，也擔心開館時有人來偷竊，令這些重要證物在香港失落。工作人員甚至想過，在800平方呎的展館裏安裝30多部攝像機來監控。
沒有人想到的是，逃脱了牢籠的記憶，這麼快，就在嶄新的土地上，失去了重量。
（為尊重受訪者意願，文中張哲梅為化名。端傳媒實習記者何郁慧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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