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 关於六四与香港，这里邀请了十二位当年活跃於文化及艺术界的艺术家丶作家丶音乐人丶剧场人⋯⋯述说他们当年的记忆。对於後日许多事来说，当年的思考和创作，都成为了起点⋯⋯
呜谢进念、蔡仞姿及各位作者、被访者提供相片。
01 真挚自由的个人献礼##
蔡仞姿
（1989：香港大学艺术系兼职讲师／2013：1a Space艺术总监及副主席）
大家只感到文化的无力，一切意义都变得无意义。
89年的夏天，天气特别潮湿，台风刮了几遍，雨又下得凶，我们大都没有上街游行的经验，穿了黑手袖，打着雨伞，踏着数吋深水，不太习惯喊口号，只默默走着，泪水和着雨水，涓涓而下，仿然在大哭。
89年春，二三月时分，也斯、游静与我走在一起构思一个跨媒介创作，是想延续86年我与也斯一起作“诗画舞”展演的理念。当时也斯已拿到赞助，所以制作可以有点规模，同时亦拟定在上环文娱中心展览厅演出，以开放式的舞台进行，作品命名为《东西游戏》，包含着两面性的反讽。那时讨论的聚会往往在吃喝中进行。三四月的会面已开始谈北京的文化躁动，各人的耳朵都竖直起来，渐次都竟以谈北京学运为主轴，放不下。谁与谁已到北京支援⋯⋯我们呢？
5月每个闷热的深夜，我们都不睡，静听电台以大哥大电话传来的讯息，至零晨两三时。啊军队今夜不会入城！大家才安然休息。
《东西游戏》要演出了！是六四之后的第6个星期，大家只感到文化的无力，一切意义都变得无意义。《东西游戏》的主轴散落了，在无架构之下成为一个大众展演平台，一连两天文化人都来了，梅卓燕、郑绮钗、龚志成、梵谷、梁文道、卢燕珊⋯⋯还有黄志辉、鲍霭伦帮忙录像制作。它成就了一次凝重的即兴演出，真挚自由的个人献礼。
02 我们自己首先受到冲激##
陈炳钊
（1989：香港演艺学院毕业后成立“沙砖上”实验剧团／2013：前进进戏剧工作坊艺术总监）
5月中，大家认为艺术在革命时刻已然失效，一度考虑放弃。最后，还是在5月底如期演出，内容大幅修改，出现更多革命和民主的符码。
3月底完成了《蜕变》后，作为刚成立的表演组织“沙砖上”的主席，我开始筹备第2个作品《惟有我永远面对目前》，这是一个联展式的装置演出。梁文道、冯敏儿、梵谷、潘达培、黄志辉、林苑莺等人第一次走在一起，大家一心想着要冲击一下剧场观众的观赏经验。随着民运的形势急遽发展，我们自己首先受到冲击。5月中，大家认为艺术在革命时刻已然失效，一度考虑放弃。最后，还是在5月底如期演出，内容大幅修改，出现更多革命和民主的符码，更多人参与了创作，包括原为监制的我、城市剧场当时的经理邝为立等。六四后那几天，我和张达明等沙砖上友好在市区里四处张贴标语：“人民屡跌不倒，民主即灭即生”，那是王守谦自资印制的贴纸。然后，我忘记了由谁发起，进念的姚永安、张棪祥（编剧满道）和我，三人作为召集人，在维园搞了一个叫“民主艺墟”的活动，以露天汇演的形式集合了大部份的戏剧团体和一些视艺界朋友，试图延续本地文化界对六四的思考。这之后，沙砖上断续地找过吕大乐、长毛、Q仔（黎则奋）等人内部授课。然后在12月，在邝为立的建议下，沙砖上邀请了威尔斯剧团Brit Gof到港合作，编作了一出有关香港殖民史的形体剧场《酷战纪事》。其后一年，沙砖上的创作直接与间接全部与六四有关，我自己则陷入一段颇长的创作低潮，需要重新摸索。
03 一九八九年六四前后##
冯美华
（1989：香港政府行政人员／2013：香港兆基创意书院顾问[优质学习]）
六四的暴行曾使我们感到虚妄，不知道艺术可发挥什么的功能，但作为一个艺术家，我和其他艺术家朋友皆感到艺术创作若不能回应六四或社会政治动荡的冲击，它实在是没意义，不创作也罢。
1989年六四之前数天，是5月下旬的某日，我跟其它人们走到湾仔新华社示威，那天狂风暴雨，但全没把人们唬走。我们全身尽湿，也全然不动地站在雨中——这前奏是沉重和充满忧患感。
在6月3日晚上，整个城市的气压低沉到使人动不了，那闷热使人感到风雨欲来。整个城市祈祷中国不会用士兵镇压天安们上的学生。但镇压终于降临，我还记得那绝大的悲痛和愤怒，而赵紫阳充满泪光劝喻学生的影像仍历历在目。
我当时是进念的一分子，某天我与另一成员到新华社示威和张贴抗议单张，警察干预并抄了我的身份证号码。当时英国广播公司电视台在场访问了我，而我在英的朋友看到访问播出。
我当时是政府的行政人员，我曾叫同事参与示威，但没人跟我，更有同事劝我小心行事，因我的名字出现在保安局的有关档案中，但我一点儿也不理会，继续参与示威和抗争性的艺文活动。
当然当时六四的暴行曾使我们感到虚妄，不知道艺术可发挥什么的功能，但作为一个艺术家，我和其他艺术家朋友皆感到艺术创作若不能回应六四或社会政治动荡的冲击，它实在是没意义，不创作也罢。
在六四前，我期待回归。六四后，我完全不能接受中国政权，虽然邓小平仍是我敬仰的一个人。
04 六四回忆
杨秀卓
（1989：行为艺术家／2013：资深中学视艺科老师）
大约过了不到一个月，有人在维园搞了个“民主艺墟”。我创作了一件作品，以四张折櫈、四张黑色党旗、四个痰罐、象征当年的国策“四个坚持”。
1988年末我辞去干了17年的会计工作，本打算出外游历一年半载，寻找生命的其他可能性。怎料父亲患癌，唯有留下来陪他走最后一程。由89年4月5日群众聚集天安门人民纪念碑悼念总理胡耀邦开始，直至后来演变成一场轰轰烈烈的民主运动，那几个月，我的情绪一路被电视机牵引着。其后，父亲过身，边办丧事，眼睛边盯着电视，难过的同时仍心系北京天安门广场学生——王丹、吾尔开希、柴玲等几位朴实的青年人，教我看到中国的希望。从屏幕看到聚集广场群众的人数一日比一日多，心情既兴奋又鼓舞，人民真站起来了！……直至“四．二六”社论出台，那份怒火不知从何发泄。在八号风球高挂的横风横雨下，我随群众从铜锣湾维园游行到跑马地新华社，与数万人一同呼叫哭喊、情绪高涨激动。 六．四，枪声响起，几个月来积压的心情崩溃了，悲痛莫名，原先对中国终能自由民主的盼望幻灭成泡影，还要加上无数爱国的无辜学子惨烈牺牲在强权暴政下，那一刻无法面对眼前的事实，内心矛盾、人像悬浮半空、感觉无法解释、脑海茫然空白、不知所措……
大约过了不到一个月，有人在维园搞了个“民主艺墟”。我创作了一件作品，以四张折櫈、四张黑色党旗、四个痰罐、象征当年的国策“四个坚持”。信息明显不过——在党领导下的所谓“四个坚持”祇不过是痰罐内的屎尿。作品放在维园草地，让观众吐痰、小孩疴尿。当年每位参与的艺术家都获发一件印有“民主艺墟”四字的T恤。穿了几年，衣领都开始磨烂了。于是我决定把它收起，打算待六四平反时，再拿出来穿。谁料等了廿四年，我已白发苍苍，平反仍遥遥无期，不胜唏嘘！究竟中国何时才肯才能踏出民主的第一步？？
之后我投身教书，最大的愿望是教出有承担的公民。
05 关于六四##
黄仁逵
（1989／2013：画人）
大家找来国内城市电话册，把屠城新闻传真到内地的商行、学校，以至任何有传真编号的机构，其间有消息说国内许多传真机都有国家人员看守，堵截消息，我们想，那就让负责看守的人员看看他该看的报导吧。
八九六四那时我在拍《庙街皇后》。解放军血腥镇压之前，香港已经有过150万人支援北京学生大游行，大屠杀后，民愤更甚。天安门女神像被解放军推倒，我们一班搞文艺的朋友都认为该让女神像在这城市再立起来，大家在中环一家茶餐厅谈了一个下午，初步分配了工作，作曲的潘某负责筹募经费，我和小蔡物色制作人员，阿麦本来就是搞雕塑的，他动手做就可以了，演艺学院舞台制作的师生十分热心，我们就借用他们的工作室制作女神像。小蔡一个国内移居香港的雕塑老师很快就塑出了一米高的女神办样，成品则有十多米高，为了方便制作及搬运，得分成三截进行。施工其间有两个人来探访，自称学生家长，要求与每个参与者拍照留念，我们都怀疑他们是新华社的人，有些人就退缩了，包括先前答应负责筹募经费的小潘。女神像最后在维园立起来了，还有当时的“民主艺墟”，于我而言，那是一种追求民主的精神延续，在这样的时势下，她是否一件“艺术品”，无关宏旨。同时间我们的 QUART SOCIETY 有人响应“传真行动”，大家找来国内城市电话册，把屠城新闻传真到内地的商行、学校，以至任何有传真编号的机构，其间有消息说国内许多传真机都有国家人员看守，堵截消息，我们想，那就让负责看守的人员看看他该看的报导吧。
06 一些记忆##
龚志成
（1989：香港演艺学院音乐讲师／2013：龚志成音乐工作室总监）
我用柴玲的录音，作为即兴小提琴的背景。
六四前，我是演艺学院舞蹈系音乐讲师，当时大家的脑海只想着北京的形势，很难正常上课。很多学生带小型收音机回校，我们便不停收听电台新闻。整个气氛混杂着兴奋和紧张，大家知道将会有“大事”发生，但那是什么？亳无头绪。
那时我和 Josh（韩伟康）及其他艺术家朋友，经常到新华社前静坐。六四屠城后，我记得，很多学生哭了，而我没法安慰或向他们解释，为什么政府会做出这样的事。可以说，这是其中原因导致我辞去下一年度学院工作，我觉得自己没足够“智慧”和不够坚强，在危机时帮助我的学生。
当一班本地艺术家如麦显扬和Josh，还有演艺学院科艺系学生，在学校工作室重塑民主女神像时，我非常感动。我经常到那边看进度，每个参与的人日以继夜地努力，希望赶及6月18日维园的大型示威游行。可以说，它让大家在面对荒谬悲剧时，找着一点目标。然而有些事情发生，我很清楚记得那天，6月15或16日黄昏前，学校警报响起，保安赶所有人离开，把学校封锁，当时警察亦在场，并警告，学校遭到恐吓（有谣言说是炸弹），所有人需要撤离，包括正在做女神像的。当然，什么也没发生。第二天学校仍封锁，并以保安原因要求将女神像移走。没人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但明显地，学校可以借安全理由把这“烫手山芋”赶走。
自四月中天安门广场被占领后，香港举行了不少艺术及音乐行动支持北京学生。我、Josh 和 Pete（彼得小话）参与在尖沙咀明辉中心的演出，我记得 Josh 用很怪异的方式演绎一首歌：“在老橡树系上黄丝带”，我用小提琴即兴，Pete 在敲打物件。李继堃该是其中一位主办者，演出设备简陋，现场有警察和便衣。那天在下雨。 我和 Pete 的盒子乐队参加了6月高山剧场的Musicbus音乐会，我用柴玲的录音（这是她6月8日躲起来时录的，十日在香港播出），作为即兴小提琴的背景。1990年1月5日盒子在艺穗会做“no subversion”音乐会，1月6日参加高山剧场的“革命音乐会”。
07 由救生员到剧场帮工##
梁志和
（1989：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学生／2013：香港城市大学创意媒体学院助理教授）
仝人召开大会，说要把一切工作暂停，因为传闻中共的特工已渗透，现场环境已不再安全。
1989年春是我大学三年级下学期，所修学科不多，四月底已完成所有期终考核，想可以渡一个最长的暑假。
我对时事没有特别关心，中国于我是遥远的，跟台湾，甚至韩日也差不多；“大陆”与我的连系只是小时候随母亲回乡探亲而已。当许多学生在4月下旬的北京悼念胡耀邦而游行集会，提出反贪腐和民主诉求，我还是看成国际新闻一桩。 5月初我开始人生第一份暑期工，在一间五星级酒店当泳池救生员，想着两个月后拿着工资到中国旅行。工作很清闲，大部分时间都没有人来游泳，我可以看书、读报，甚至跑到旁边的健身室和壁球场去，有泳客才跑回来。还记得那时 Pet Shop Boys 到香港演唱，就是入住我们的酒店，报章上一边是学运的消息，另一边却是他们。
但是当学生开始绝食，媒体的报导越来越多，我也为之打动，之后的游行集会都是大家熟悉的。其中一幕较为特别，支联会呼吁全港罢市罢工，酒店特别召开员工大会讨论是否响应，那 marketing 的同事以香港沦陷时浅水湾酒店照常营业为例嚷我们紧守岗位；已记不起其他同事的反应，总之我是第二天请假去了游行。
6月3日天安门广场的民主女神像倒下了，一群本地艺术工作者发起在香港重竖神像，并召集各院校同学参与。6月6日一早我便跑到演艺学院的舞台制作工场——我从未见过如此巨大的工作室——在这里要造一个七八米高的雕像。当时由一个居港的前内地美院教授按照片泥塑出一个不过半米高的模型，然后按比例放大雕刻到巨大的发泡胶上，最后以纸涂贴在表面，并扫上白漆。头部细节较多，由已故的麦显扬操刀，我们这些学生哥只是从旁帮手打磨或黏贴之类小工。记得当时他们还对于女神面容应否保持原来的苏俄写实主义风格有所争论。
中午时居然是富丽华酒店的自助餐到会，刹那间感受到香港人从未试过的上下一心；整天都有愿望明天尚在的感觉，直至午夜之前。仝人召开大会，说要把一切工作暂停，因为传闻中共的特工已渗透，现场环境已不再安全。
以后的个多月我目击斩件的女神像藏于旧港大工程大楼、许多的会议商讨神像的去留到神像最后在维园的草地竖立起来。
最后我只当了一个月的救生员，却因为民主女神认识到一群艺术工作者，当中一个剧场经理给我机会到黄大仙城市剧场当了两星期的小工。往中国之行告吹了，我改为到尼泊尔跑了三星期，各种细节虽已变得模糊，大时代的场景却难忘。
08 个人和群体如此连系，第一次。##
麦海珊
（1989：香港浸会学院传理系学生／2013：香港浸会大学视觉艺术院助理教授）
然后，我知道，从此，我再不一样。就在那年十月一日的国殇音乐会，在摩士公园，我认识了 AMK 的成员，开始我们做音乐的道路。
1989年，大学一年级，读电影。当时没有互联网，没有个人电脑，世界很不一样，资讯不多，流通也慢 ，可能也是因为如此，人更主动、更投入、更多计仔。
四月头学生运动刚开始，学联第一次搞游行，当时人不多，走到街上会被商店骂阻碍做生意，那是，我第一次上街。后来学生运动慢慢发展成全国的民主运动，我们每天每小时追着听收音机，用 VHS 带录电视新闻⋯⋯五月，开始罢课罢考，在学校／传理系总有不同的事可参与 ——大清早把所有报纸读完，剪下有关的消息，有一天我也做跑腿，把剪报送去沙福道一个 production house，只记得，那里的人很紧张和沉重，我离开时也呼了一口气。后来，他们说要到机场派报纸，希望旅客会带上机，打破新闻封锁。又有一次，跟着一个师兄去到工厂区，就在路边架起一个用竹做的小 banner，自然就有一些人走过来聚集讨论，没有差人过来问过是什么，我知道，那的的确确就是自由，如此自由， 如此如此。之后的百万人大游行，大家都知道，我们再没有被人骂阻碍做生意，其实，当时觉得很荒谬，香港人的态度可以如此突变。游行中，我们自发做纠察，一面在马路边拖手做人链，一面叫着“欢迎巿民加入”；另有新闻系的同学听着收音机，把最新消息说出来，然后大家会人肉传开去。
从来没有觉得个人与群体／社群如此连系。如此如此。
六四那天，在家，新闻传来影像声音，哭了不知多久。然后，我知道，从此，我再不一样。就在那年十月一日的国殇音乐会，在摩士公园，我认识了 AMK 的成员，开始我们做音乐的道路。一直到2011-2012年做长片《在浮城的角落唱首歌》，原来，这些都已在，而且，一直在。
09 青春的骄傲##
吴文正
（1989：理工学院设计系文凭学生／2013：本地民间研究者）
今天回想来，感到匪夷所思，又是充满地道的智慧，当然这是非常时期的非常手段，对学生来说，说是一种鼓励也好，也是一种保持理性、灵活变通的真切体验。
回首前尘，是一段刻骨铭心的回忆。在躁动的青春岁月，经历了一场不一样的成人礼，领略到期盼与理想的瞬间落空，大时代的鞭策和见证与汗泪交织，刻画上一道永不磨灭的疤痕。
1989年，作为理工学院设计系的一名学生，经常留连在理工学生报的工作室，担当封面和版面设计工作，在六四事件发生前后的两三个月，不少的编委同学都日以继夜留守其中，基本课程已近半瘫痪状态，全身投入学运的同学不计其数，期间我差不多每天，都会碰上来自不同院系的同学到来请缨义务支援，他们的热炽和殷切的眼神，令我难忘。
编委会经常讨论策略，包括支援、宣传的各种可能，不同同学都各抒己见，虽则偶尔激烈，但不失理性和具独特见解，相互之间，存有一份患难与共、同舟共济的默契和包容，在今天杂乱纷陈的乱世，已难复见。
六四前后，同学们发起传真大行动，从不同渠道，找来国内朋友或工厂的传真号码，轮班式的“FAX”，务求将香港得到的最新资讯，向国内发放，突破所谓的“新闻封锁”。其中编委会部份同学抱有怀疑态度，担心讯息早给官方堵截，但听闻有国内的回覆，此话孰真孰假，今天已无从稽考，然而这些“好消息”已令我们雀跃不已，为往后的长期作战，注上强心针。往后也听闻有团体招募义工到边界，以热汽球带上影印报纸，飞越边境。今天回想来，感到匪夷所思，又是充满地道的智慧，当然这是非常时期的非常手段，对学生来说，说是一种鼓励也好，也是一种保持理性、灵活变通的真切体验，谁说学生只是激情和非理性的一群。
在良知感召中，在冷漠炎凉的世情下，努力寻找的，仍是那双充满热炽、令人温暖的眼神。为曾经青春，而感骄傲。
10 风声雨声读书声##
郑婵琦
（1989：理工学院设计系文凭学生／2013：“艺术在医院”总监 ）
过了一个暑假，大家又重回校园的生活，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八九六四时我仍就读香港理工学院的设计文凭。六四运动发生时，正值第一个学期的尾声，以往我们都只会埋头苦干做功课，突然在新闻里见到北京的学生为当时的社会去发声，最初都没有太留意，但当见到情况有改变的时候，同样身为学生，有什么东西可以做？
当时，我们同学间亦有不同的表达方式，其中有同学及老师在课室内外挂了不同的文字标语，表达对国内同为学生的支持，亦将标语挂在身上以艺术的形式游行校内及校外到天星码头。
因为当时国内消息的传递非常混乱，有学生提出我们可以将六四事件的来龙去脉以传真的方式，带到国内不同的地区，以当时的新闻图片传送到不同的国内有传真号码的地方，希望能让国内的同胞得悉六四及相关的资讯，但因为其时国内的科技都颇落后，发觉很难将讯息传递； 大概整个暑假都回校协助此计划。过了一个暑假，大家又重回校园的生活，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表面上，生活并没有任何的改变，但心灵上希望能为这个世界去加添一点美，一点善，对于一个平时只懂画画贴贴的人来说，我只能回到老本行去找寻人生的意义。设计毕业后，成为艺术系的学生，以艺术去寻找生命的根本。
现在我仍穿着当年的一件T恤（文化衫）——前幅：国难当前岂容坐视，背幅：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11 焚怒的狂情##
冯敏儿
（1989：《星岛日报》星期日杂志记者／2013：周刊健康版记者）
我记得已逝的一代奇女子狄娜说过：“国是儿，不是母！”而母亲总是愿意为儿子牺牲的。
我只能记得我想记得的事情，六四没有改变过世界，只是某时某地的情绪反应。《惟有我永远面对目前》只是坐在箱子（剧场）里看着箱子（电视），有人要冲出箱子，不，是冲入箱子。冲上街头、冲上北京的是陈木南，六四改变了的是他。
古时行刑是要大宣锣鼓，广为宣传，当街示众的，那就如一个生命剧场，它很重视“大结局”，很想大家能够掌握每一个最细节的“惊世场面”，充满意象，就像每个人自己的死亡一样，细心刻画，有人怕得像真的自己死了，亦可以磨练意志，参观了地狱之门后，继续游览大千世界。其实我们体内不都是无时无刻的杀场吗？只要我们把历史稍稍向后推，你就会发现一个比一个更残酷的杀戮，虐杀个人意志，腐食人心，培养无情基因的魔鬼程式，一直祸延至今，教人狠心见死不救，那跟自杀亳无分别！但有些人选择了死，你是阻止不了的，无论你多有“道理”，都战胜不了他要“找死的道理”，无论是六四时赴汤蹈火的学生，还是今天撞倒途人，还要再三辗过，唯恐不死的恐怖人心。只要我们回到更早远的从前，就算最坏的坏蛋，他都可能比“恐怖人”更“好人”。
在《惟有我永远面对目前》里，我筑起浅水游泳池，骑在注满水的浴缸上摇动水花四溅，经历了个人的生死时速，在哭泣、焚怒的狂情中，骑着浴缸逃亡。我不懂演技，我只是在你的面前，示范了我的生命，五脏六腑再无所遁形，再也不管，也管不了你是谁！我记得已逝的一代奇女子狄娜说过：“国是儿，不是母！”而母亲总是愿意为儿子牺牲的。
12 二十四年的政治启蒙##
游静
（1989：《电影双周刊》“阅读都市”编辑／2013：香港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副教授）
六四是我们的启蒙，而真正长远的政治觉醒与赋权，必须从自身出发。
那时候，我们并不犬儒。一块曾经密封多年的土地，悄悄敞开他的门。我们开始听见来自里面，沸沸扬扬的人声，既矇胧又清新的诗、对边缘地区的质朴粗犷作深情凝视的小说、声色浓烈未受欧美敍事逻辑或艺术与商业市场宰制的电影、青年激荡又温柔的摇滚、勇猛得眩嚣忿怨的行为艺术；我们瞥见从创伤与封闭凝炼出来的庞大能量迸发，看不见特权阶层同等庞大的焦躁。当中年知青与他们的年轻追随者从文化参与权顺延至要求政治参与，并像火一样远远烧出大门以外，老人们感到天地震动，依稀看见前世。那时候，我们并不犬儒，以为老人够老，总有包容年轻、反省自身的智慧。我们何其幼稚。当坦克驶过长安大街，红着眼的军人持机关枪开始扫射，敢死队向屠杀人民的解放军死谏，我们前所未有地通宵哭坟，比面对亲人濒死都悲怆。是我们认同学生的反叛与委曲，因为我们也从没有政治参与权，亦想穿着睡衣去谈判？还是长期的殖民洗脑教育叫我们对这爿邻近地区有近乎偏执、脱离现实的文化认同情感？我们愤怒，因为我们以为那政权比我们认识的横蛮。但我们认识吗？我们前所未有地团结；上环有东西、中环有艺墟、电影编辑室一爿黑、刘晓波是谁、联署游行、每人每天传真至一百个不知名的号码。那几个月我们究竟有没睡过？那是我们最优良的素质、最无畏的能动力被唤醒，但我们不是面对所有事情所有时候都能够这样。为什么不是？我们当时正义感爆棚，是因为我们天生品质优良，还是无法面对我们自身前所未有的害怕？我们害怕什么？今天港媒像公务员一样的“中立”教晓我们什么？二十四年，正是一个年轻人长成的年岁。六四是我们的启蒙，而真正长远的政治觉醒与赋权，必须从自身出发。
（注：本文成文于2013年，经召集人Lo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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