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平：请别害怕给孩子解释政治

【编者按】在纷扰的世代，似是而非的价值观，莫衷一是的说法，让家长越来越迷糊。我们希望透过一封封给家长的信，集结两岸三地的智慧，期望为人父母的，可从中找到新的视点，增加大小同行路上的能见度。

亲爱的家长们：

你们好！

我叫……长平……是的，我是一个叫长平的爸爸。我的女儿今年六岁，在德国一所小学上一年级。端传媒编辑琴诗来信说，“可以邀请你用长平的身份，一个旅居德国的爸爸的目光，给家长们写一封信吗？”“用长平的身份”，听起来有点奇怪是吗？然而，处理身份问题，是我作为一个家长的日常功课。

两周前的一个深夜，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起床摸黑到后院，小心翼翼地端回一小盆郁金香草。然后，我找出老虎钳和铁丝，在花盆上绕了一个吊架，再把它端回后院，挂到高高的栅栏上。

回到书桌前，我打开电脑，给美国的一个精通园艺的朋友写邮件，询问她怎样救活那被松鼠吃掉半个茎块的郁金香，怎样让它不再成为来访的小动物或鸟儿的口中美味。

这是女儿从学校课堂上带回的小盆栽。她含着眼泪，将受伤的花苗藏到玻璃书柜里，细心地给它浇水，并为没有照顾好它而向它道歉。我感到万分心疼。

我担心郁金香在玻璃柜无法生存，所以出此下策。同时我想起来，妹妹上中学时住校，有一天发现父亲站在教室窗外，她连忙出去，看见父亲捧着一盆花。原来是妹妹种的花开了，父亲担心等她周末回家时，花期已过，于是为她送到学校。妹妹说，众目睽睽之下，她非常尴尬。我也觉得父亲好夸张。今天我才明白，夸张到可笑的爱，将在每一个父母身上重覆。

这样的故事似乎与身份无关，也是我的大部分日常生活。女儿出生以后，为了多一些时间陪她成长，我从去办公室改为在家工作，也减少了很多外出活动，甚至放弃了一些写作和出版的机会，和家人一道，整天为她的吃饭、睡觉、玩耍和上学操心。我阅读了成堆的育儿书籍，写下了大量的育儿笔记。

不过的确有一个“长平的身份”，在我和女儿的人生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长平是一个时事评论作家，长期写作批评专制政治的文章，因此失去了在中国大陆的工作，并被禁止在那里发表文章和出版书籍。

他前往香港创办新的刊物，却被香港政府拒发工作签证。为了躲避警察的搜捕，他辗转于香港、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柬埔寨。半年之内，仅有两次机会，托人捎带女儿出境，得以见面。不到两岁的女儿，仿佛亦知见面不易，每次告别都撕心裂肺地大哭，令他/我心如刀绞。最后，一家人终于在德国团聚。

育儿也是政治

女儿三岁的时候，刚刚识得几个中文字，就发现爸爸至少有两个名字，觉得非常有趣，常以不同的名字高声唤我。她每叫一次，我都会警醒一下。那时，我是香港时事杂志《阳光时务》的主编，为每一期杂志写卷首语。

有一次，女儿翻开杂志，指着我的名字问：“长平，你写的是什么？”她以为每一篇文字写的都是有趣的童话故事，于是我就编一个故事敷衍她。就像每一次发现我不认真给她读书时一样，她指著文章的开头说：“停！从这里开始，一个字一个字地读！”

和很多家长想象的不一样，政治对孩子们来说，并不那么难以理解，而且也无法回避。女权主义者说，个人即政治。她们指的是日常生活中的伴侣关系。其实，亲子关系又何尝不是如此？我们怎样和孩子们相处？怎样利用家长的权力？如何看待暴力与惩罚？怎样实践性别平等？用什么样的道理来向他/她们解释这个世界，又用什么样的价值观来评判对错？

和所有孩子一样，女儿常常像一个提问机器。她会问：为什么100块石头加100块石头等于200块石头，而不是一座房子？也会问：既然地球的热来自太阳，为什么离太阳越近的地方（云层以外）会越冷？

还会问：为什么现在没有国王了？为什么会有人睡在街头？为什么有的地方一直在打仗？……我没有理由认为，前面的问题（数学和物理）代表了她正当的好奇心，后面的问题（政治）则要“等你长大了以后自然会明白”。我看见太多的大人不明事理，因此知道所谓“自然”并不存在。

我当然了解，很多人尤其是当下的中国人，对政治怀着深刻的恐惧，因此竭尽全力让孩子远离政治。恐惧让人感到羞耻，尤其是追求体面生活的中上阶层。因此他们说，不是恐惧而是厌恶，因为政治充满尔虞我诈。他们何尝不知，天下七十二行，哪一行又不是良莠并存呢？再说，他们不会因为自己不喜欢数学，就反对孩子去钻研吧？

和科学、艺术与体育一样，政治是孩子应该了解的常识。

我对女儿有问必答，用简单易懂的语言向她解释包括政治在内的各种问题，也把社会关怀及公平正义等政治原则带入她的日常生活。但是，正如学数学的孩子未必成为数学家，女儿目前对科学技术更感兴趣，听了一百多张《Wieso Weshalb Warum》（德语，三个词是不同角度的“为什么”，相当于中文“十万个为什么”）系列碟片，也看了很多这方面的书。

爷爷的寿宴

我想带女儿去一趟汉堡。在汉堡民族学博物馆的一面墙上，挂着我的照片。照片旁边挂着一位作家对我的访谈，主题是流亡生活。其中我多次谈到女儿。在为这个展览做的两场开幕演讲中，我都引用了女儿的话。

我坦然接受为了自由写作而流亡的命运，正如宋代诗人陆游所说：“青山是处可埋骨，白发向人羞折腰。”但是，女儿何辜受牵连?

有一天，五岁的女儿问我：“别的（来自中国的）小朋友可以回中国，为什么我不可以呢？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事呢？”她意识到这是一种惩罚，也意识到它的不义，但是不明白为什么。

女儿常说：“我应该回去看看外婆，她已经很老了。”她总是对小朋友说：“我也有爷爷奶奶，他们在中国。”去年，我终于安排她和爷爷、奶奶及外婆见了一次面。出发前，我拿爷爷奶奶的照片给她看，她根本不认识。因此，我对父母打预防针说，在她眼里，你们其实是陌生人。

没有想到，一见面，她就扑到爷爷奶奶和外婆的怀里，异常亲热。那几天，她感到特别幸福。我相信，爷爷奶奶和外婆的相貌，于她仍是陌生。重要的是，她知道自己也有爷爷奶奶，而他们就是。我见证了心理需求和关系建构的惊人力量。

一个多月前，我就向女儿预告，爷爷的七十岁生日快到了，将有一个盛大的宴会，让她做好通过视频祝寿的准备。这一天终于到了，我却对女儿闭口不提。因为我发表了一篇评论中共权力斗争的文章，国内的家人和亲属遭到警方的骚扰，我不得不和他们切断联系。

没想到，父亲寿宴当天，警察上门拘捕了我的一些家人，理由是他们回乡祭祖失火烧毁山林。然而，警方将他们当作人质，要求我撤销文章。为了保护家人，我声明进一步切断联系。警方也强迫我的家人发表声明，称“全家人对他（长平）感到非常失望”。

女儿又一次和我谈到了爷爷，我心里充满了酸楚。也许我可以从汉堡民族学博物馆的展览开始，向她解释更多的政治。

“你做什么工作？”

我更需要勇气去处理的，是家庭之外的社会关系。大多海外华人，同样对中国政治充满恐惧，甚至更加恐惧。他们珍惜来之不易的自由的方式，就是对中国政府剥夺人权、压制自由不闻不问。更加可悲的是，一群华人相聚，被中共宣传浸染的“爱国”是默认的政治立场。
 

不少来自中国的华人，保留着不顾隐私刨根问底的习惯：“你做什么工作？”“呃，文字工作。”“哇，作家啊？写什么的？发表在哪里？用真名还是笔名？我们能不能拜读一下？”“嗯……通常写点时事评论，发表在……”
 

事先不明身份的交谈，往往是遇到了女儿同学或小伙伴的家长。我不会说谎，但是为了避免难堪与冲突，我下意识地与“长平的身份”保持距离。这让我感到羞愧。
 

当然，海外华人并非真的那么“爱国”，很多人对中共政权都有无尽的抱怨甚至诅咒。但是，“异议作家”仍然是一个被污名化的标签，它让很多人感到不安。

我不会因此而自我审查。这也是我允诺写这篇文章的原因。

亲爱的家长们，你们还在听我说吗？我希望“长平的身份”没有让你们感到难堪。亚里士多德说过，人是政治动物。“远离政治”的做法，本身就是一种政治作为。正是这样的政治作为，让坏的政治得以延续。

我不会期待所有的孩子都成为政治家，正如他们不会都成为数学家一样。但是，我期待他们能够快乐地学习政治和参与政治，就像我们不会因热爱数学而感到恐惧一样。

“长平，你写的是什么？”女儿的询问，一直在鞭策着我。我会鼓励长平写得更多更好，让女儿为他感到自豪。

长平，资深时事评论作家，育儿专栏作家（以另外的笔名发表），现居德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