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从香港铜锣湾书商李波“被失踪”到“被出现”，三个多月来，记者眼见此案在明处的一幕幕变化，更在采访中感到暗角中难以掌握的真相。调查受阻背后的神秘线索，种种无法展开的疑团，让全力投入的记者时常感到恍惚：我们能记录下真相吗？这里没有福尔摩斯，只有卡夫卡式的荒诞。
3月24日晚上7点半，我又一次站在了香港禁书书商李波家的门口。
我犹豫了很久，一直没按门铃——来应门的人不太可能是李波本人，但假如是，我该问这个以“自己的方式”失踪3个多月的人什么问题？
就在一个小时前，我刚看到警方消息，确认李波当天下午两点经皇岗口岸“正常通关”，由深圳返回香港。可站在李波家的铁闸前，我却感到无可名状的荒诞。
两个多月以前，我和同事第一次来到这个家中采访，当时我们完全没有想到，在香港消失的书商又会以这样“光明正大”的方式返回香港。
那是1月2日下午四时左右，家中只有李波太太蔡嘉苹留守。当时她已经为失踪的丈夫报警，并三次收到丈夫从深圳打来的“报平安”电话。她跟我说，采访完她要马上去找师傅来打开家中一个上了锁的抽屉——那是李波平日存放回乡证和护照的地方，但钥匙遗失了。这位焦虑的妻子急切想知道，丈夫到底有没有带著回乡证在身上。
那天的香港天色昏暗，蔡嘉苹顾不上开灯，家中弥漫著焦虑和不安。“他肯定不可能是自愿回去的，近年我们都很小心，不敢回内地了。”蔡嘉苹当时不断重复，她强调，自2015年11月铜锣湾书店的四名同事相继在泰国、深圳等地失踪，但李波始终认为“只要在香港就不会有事”，尽管对这一点，蔡嘉苹说自己始终存疑。
离开李波家大约一小时后，我收到了蔡嘉苹的消息：李波的回乡证和护照都安安稳稳留在家里。一个巨大的谜团横亘在我和同事面前——一个香港人是如何不凭借回乡证返回内地的？又是谁强迫他这样做的？“偷渡”具体又是怎样完成的？
我们随即投入调查，三位记者兵分几路，急切想接近真相的核心：1. 蔡嘉苹跟我们提及，李波失踪前一个多月，一名“陈先生”出面接手铜锣湾书店，他是谁？为何在此时接手这个烫手山芋？2. 李波最后出现的地方是书店仓库，仓库大楼和附近区域的人目睹了什么？3. 此前失踪的4名同事，他们的家属透过什么渠道寻求援助？香港警方正在帮助他们吗？4. 在整个禁书产业的面向，这是偶然事件，还是当局部署已久？
几位同事都陷入紧张的亢奋中，每一次突破，无论多微小，都带来莫大的振奋。对于此案，我们比同行相对早地发出报导：第一篇报导于2015年11月10日刊发，当时仍未失踪的李波接受采访，告诉我们书店4位职员连续失踪的离奇案件，他说考虑到妻子担忧，报导中他不使用真名，仅使用“李先生”。回忆这次采访，蔡嘉苹说，当时丈夫是想“用传媒力量令大家快点回来”。
“用传媒力量令大家快点回来。”这也是我和同事们当时的想法。这也是我们所受的新闻教育的初衷：挖掘事实，曝光真相，迫使相关部门承认不合理或不合法的行为，从而促发改变。
但对于此案，我们必须承认，调查进度缓慢且充满自相矛盾的迷雾。我们采访了书店职员胡志伟，调查了仓库保安和附近人员，广泛地接触了禁书行业的其他从业者，上下游的联络人，以及我们能接触到的这五人的所有朋友。但李波失踪的方式，一直未能还原，而声称一直在调查的香港警方，则始终没有公布任何具体案情。
最大的突破是我们查明了“陈先生”的身分——一名叫陈显诚的男子，曾混迹江湖，目前运营色情行业，据称“背后有一名大陆老板”，但这个老板又是谁？
1月3日傍晚，在红磡广场一家书店门口，我找到了另一位失踪者——香港人林荣基的儿子。这位20多岁的年轻人告诉我们，他不相信香港警方能为他找回父亲，他预计父亲会像此前另一位香港书商一样，失踪数月后突然在内地开庭受审。他说话时语气平静，似乎已经接受了一切。
我还未来得及消化这位年轻人如何自然接受了一切，更多难以理解的事情扑面而来：
继“报平安”电话之后，星岛报业集团独家报导李波从内地发回来“亲笔信”和视频，蔡嘉苹收到“亲笔信”后去警署销案，从此全面噤声，我们再也无法正式采访到她；此前失踪的4名书店职员，则先后登上央视画面，在电视节目中分别承认自己犯下的不同罪名；最后，失踪61天之后，李波本人更微笑著接受了《星岛日报》、凤凰卫视和澎湃新闻的视频及文字采访。
两个多月里，荒诞剧上演了一幕又一幕，而真相则离我们越来越远。调查之初，我曾经天真地想像，众目睽睽之下的事实无法隐瞒，因为无论什么谎言最后都难以自圆其说：你怎么能解释，一个如此害怕回中国内地的香港人莫名其妙“偷渡”回了内地，而且只能透过各种离奇方式向妻子报平安而不能返回香港呢？
但原来真的能“解释”。在报纸上、电视上，国家媒体一次次未审先判，让当事人认罪，或者亲自推翻以前的叙述，让失踪者重回人间，帮加害者圆一个又一个的谎言。
“我从未被绑架或被失踪过”、“这些说法是无中生有、别有用心”、“我是自愿回内地配合调查”…… 有一阵子，看著视频中频频微笑的李波，我有种莫名的愤怒。我甚至想等他返回香港的那一天，真诚地质问他：你说的都是真话吗？你今天的遭遇，可能是许多香港人明天的遭遇，而你是那一个能够说出所有真相的人，怎么能够抹去事实呢？
但下一秒，我就明白自己愚蠢至极。当大陆的法律难以依靠，当香港政府和警方都缺位无为的时候，我又怎么能够要求一个孤独无援的人冒著自己和家人的生命危险来说出真相？家人还在香港家中等著他，20多岁的儿子患有自闭症，还需要他的长期照顾。
我也曾经抚心自问，和家人讨论这个难题。“如果有一天我失踪了，你会怎么做？你又希望我会怎么做？我是该勇敢发声？还是妥协求全？如果用家人威胁要我上央视认罪，我敢拒绝吗？”我和家人思前顾后，始终没有想到确定的答案。
我曾经以为这个让人恐惧的难题是和香港绝缘的。但事实告诉我们，李波遭遇的情形或许极端，但同样的问题，其实早已出现在很多人面前：如果威胁你的利益、生意、安全，而让你放弃原本不必多想就会做的事，让你说谎，你是不是妥协？
3月24日的那个晚上，当我真的站在李波家门口，我一直在挣扎。不过，最后按下门铃时，一切纠结就显得多余了。一位我此前从未见过的中年男子开门了，得知我是记者，马上想关门。我问：“李波在家吗？”他说：“不在”。我问：“李波返回香港了吗？”他说：“你去问警察吧！”我还想发问，他已经关门了。
离开李波家的大楼时，手机弹出了一条新闻：李波在皇岗口岸接受了凤凰卫视采访，还是那奇特的微笑，他笑著说，希望记者“不要整天追著我了”。第二天早上，他被一辆神秘的中港牌照车辆接走之前，又笑著说：“我现在想忘记过去，展开人生另一页。”事后媒体同行调查发现，“陪同”李波离开的正是此前接手书店的陈显诚。
我无法确切想像，在失踪84天的日子里，李波经历了怎样的挣扎和改变。我只记得第一次去他家访问时，蔡嘉苹缓缓说起，她和李波最初如何在三联书店相识相知，李波如何相信民主和自由。说起为何嫁给李波时，她腼腆地说，因为他勤恳。
不要亏欠家人，大概是眼下李波最急切的选择。这是人之常情。但对调查事实、等待真相的旁观者，那被强力抹去的事实真相，就像让人心悸窒息的真空，教人无法接受。
事实还能被还原吗？在历史正在隐隐改变的时刻，我们还能接近真相的核心吗？退一步说，这一段强力抹去事实的荒诞历史，又会被后人紧紧记住吗？
时势变幻莫测，我不能完全确定，但我坚信，答案在每一个记者，也在每一个普通公民的身上——在眼泪和叹息之后，还有记忆不可轻易抹去。个人即政治，而记忆，就是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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