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风雨中，新年到。香港与台北，双城互望，我们邀请到在香港过年的台北作家张家瑜，与在台北过年的香港作家陸颖鱼共写新春题，一个年关，兩处笔墨，四海心事......
已经是第二个除夕夜。没有母亲把“压岁钱”塞进我的枕头下。我的枕头在香港，又好像，不在香港了。她可能在一个博物馆里，当我走近她时，才忽然微笑。
已经是第二个除夕夜。我在台北准备过新年，我和他挑出不同款式的红封包，可爱图案的用来包给孩子们，印着年花、贺年词的用来包给长辈们。台湾的习俗是，不论“压岁钱”或“百岁钱”金额，都要以二、六或八为吉祥数字，象征好事成双、六六大顺，八是“发”的谐音，有“恭喜发财”的意思。
（已经是第二个除夕夜。我在台北。父和母在香港。）
台湾人在意红封包里面的吉祥数字，香港人在意红封包里面的五颜六色。小时候，我和两个弟弟接过大人们的红封包后，都会呵呵笑地忍不住拆开，只为偷看里面的钞票长什么颜色。“红色”即是“红衫鱼”，两封加起来就有二百元，足以让我们乐透一整天；若是“蓝色”的二十元，我们也不会失落，只知道要更努力向大人们说“恭喜发财”，这样才能“积少成多”。
台湾人在意红封包里面的吉祥数字，香港人在意红封包里面的五颜六色。
物转星移，现在我手上拿着一个个红封包，但已不再是当年的纯真心情了。“积少成多”的日子已经连同两个弟弟的笑脸，不以为然地离我而去。这时，便想起自己写过的一首诗〈致少年〉：
你突然感觉自己就是角落
你用喝醉的烟去学习呼气吸气
写这诗的时候，我是惦念着他们俩的。我以前不为意，原来香港和台北的天空如此不同，每次我回家，从高楼大厦之间，从人来人往之间，从广东话与普通话之间，我尝试寻找一个洞口去望天，天空竟然是一块细细窄窄的，摇摇欲坠的天花板。然后，我望到住在天花板底下，弟弟他们年老疲惫的脸拖着青春破损的驱体。
而我住在台北的天空下，和朋友们谈着同性恋议题、法轮功、周子瑜事件、总统选举、台独等等。有些沉闷的日夜，我甚至因为无聊而不快乐，感到自己被一幢五层楼高度的窗子困住了。当我渐渐不满台北的环境愈来愈烦扰，我可以买一张高铁票，去新竹、去高雄、去台南；又或者买一张飞机票，去花莲、去澎湖、去绿岛……而不是只能买一张愈来愈贵的地铁票。
从广东话与普通话之间，我尝试寻找一个洞口去望天，天空竟然是一块细细窄窄的，摇摇欲坠的天花板。
（我有一个许多朋友口中都羡慕着的选择权──自私地。）
新的一年到来，但旧的天空能变出的花样不多了。（时间在人的寿命里头，仍是有限的）我把视为圣经一样的《解体概要》翻开再读：“而人既然只有一副身驱和一个灵魂，前者太过沉重，后者太过阴晦，又怎么能够再承受更多的重量与幽暗呢？人到底该如何在漆黑的时间中迈步？”
还是对世界有疑问时，我再翻数页，再读：“当时间的每一刻都如同一把匕首，向我们刺来，当肉体在欲望的挑拨之下，拒绝僵化－－该如何去面对添加在命运之上的任何一刻呢？又要凭藉怎样的花招，才能找到足够的幻想力量去追寻另一种生活，一种新的生活呢？”
新的一年到来，但永远都有新的一年再来，所以每年都有新的机会去创造一种新的生活，不论我在香港，抑或在台北，是吗？（但感情始终无法复制）香港和台北的新年还是有分别的。我在这地见的人面，拜年的语言，吃的贺年食物，连看的贺岁片都不太一样。
人到底该如何在漆黑的时间中迈步？
当脸书上陆续有人贴上一张张的电影院座位表，说着王晶导演的贺岁片如何呈现一片绿油油之际；台湾这边的《大尾鲈鳗2》依然离不开杨祐宁和郭采洁的复合之说。当传统台湾人吃着萝卜糕的纯洁清白，容不下萝卜以外的食材；我却想念着港式萝卜糕的包罗万有，幻想着把它切成五、六块，放落油镬煎一煎，然后洋溢满室的香气内，便尽是腊肠、腊肉、虾米和香菇的美味灵魂。
台湾著名诗人洛夫说：“乡愁是永远治不好的病。”如果真有乡愁的话，于我来说食物的味道必在其中，接着是－－古灵精怪，活龙活现的广东话。或许，直到现在我的国语还是说得乱七八糟，而且无法接受九层塔那种特殊味道，这都可能是乡愁在作怪。
或许，当我下次在香港过新年时，又会有另一种台式乡愁在作怪，而我尚在仍不知道那会是什么感觉？什么感觉？
作者简介：陆颖鱼 | 香港诗人，现居台北。著有诗集《淡水月亮》、《晚安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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