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穎魚：新年，在台北（不）在香港

編按：風雨中，新年到。香港與台北，雙城互望，我們邀請到在香港過年的台北作家張家瑜，與在台北過年的香港作家陸穎魚共寫新春題，一個年關，兩處筆墨，四海心事......

已經是第二個除夕夜。沒有母親把「壓歲錢」塞進我的枕頭下。我的枕頭在香港，又好像，不在香港了。她可能在一個博物館裏，當我走近她時，才忽然微笑。

已經是第二個除夕夜。我在台北準備過新年，我和他挑出不同款式的紅封包，可愛圖案的用來包給孩子們，印着年花、賀年詞的用來包給長輩們。台灣的習俗是，不論「壓歲錢」或「百歲錢」金額，都要以二、六或八為吉祥數字，象徵好事成雙、六六大順，八是「發」的諧音，有「恭喜發財」的意思。

（已經是第二個除夕夜。我在台北。父和母在香港。）

台灣人在意紅封包裏面的吉祥數字，香港人在意紅封包裏面的五顏六色。小時候，我和兩個弟弟接過大人們的紅封包後，都會呵呵笑地忍不住拆開，只為偷看裏面的鈔票長什麼顏色。「紅色」即是「紅衫魚」，兩封加起來就有二百元，足以讓我們樂透一整天；若是「藍色」的二十元，我們也不會失落，只知道要更努力向大人們說「恭喜發財」，這樣才能「積少成多」。

台灣人在意紅封包裏面的吉祥數字，香港人在意紅封包裏面的五顏六色。

物轉星移，現在我手上拿着一個個紅封包，但已不再是當年的純真心情了。「積少成多」的日子已經連同兩個弟弟的笑臉，不以為然地離我而去。這時，便想起自己寫過的一首詩〈致少年〉：

你突然感覺自己就是角落
你用喝醉的煙去學習呼氣吸氣

寫這詩的時候，我是惦念着他們倆的。我以前不為意，原來香港和台北的天空如此不同，每次我回家，從高樓大廈之間，從人來人往之間，從廣東話與普通話之間，我嘗試尋找一個洞口去望天，天空竟然是一塊細細窄窄的，搖搖欲墜的天花板。然後，我望到住在天花板底下，弟弟他們年老疲憊的臉拖着青春破損的驅體。

而我住在台北的天空下，和朋友們談着同性戀議題、法輪功、周子瑜事件、總統選舉、台獨等等。有些沉悶的日夜，我甚至因為無聊而不快樂，感到自己被一幢五層樓高度的窗子困住了。當我漸漸不滿台北的環境愈來愈煩擾，我可以買一張高鐵票，去新竹、去高雄、去台南；又或者買一張飛機票，去花蓮、去澎湖、去綠島……而不是只能買一張愈來愈貴的地鐵票。

從廣東話與普通話之間，我嘗試尋找一個洞口去望天，天空竟然是一塊細細窄窄的，搖搖欲墜的天花板。

（我有一個許多朋友口中都羨慕着的選擇權──自私地。）

新的一年到來，但舊的天空能變出的花樣不多了。（時間在人的壽命裏頭，仍是有限的）我把視為聖經一樣的《解體概要》翻開再讀：「而人既然只有一副身驅和一個靈魂，前者太過沉重，後者太過陰晦，又怎麼能夠再承受更多的重量與幽暗呢？人到底該如何在漆黑的時間中邁步？」

還是對世界有疑問時，我再翻數頁，再讀：「當時間的每一刻都如同一把匕首，向我們刺來，當肉體在慾望的挑撥之下，拒絕僵化－－該如何去面對添加在命運之上的任何一刻呢？又要憑藉怎樣的花招，才能找到足夠的幻想力量去追尋另一種生活，一種新的生活呢？」

新的一年到來，但永遠都有新的一年再來，所以每年都有新的機會去創造一種新的生活，不論我在香港，抑或在台北，是嗎？（但感情始終無法複製）香港和台北的新年還是有分別的。我在這地見的人面，拜年的語言，吃的賀年食物，連看的賀歲片都不太一樣。

人到底該如何在漆黑的時間中邁步？

當臉書上陸續有人貼上一張張的電影院座位表，說着王晶導演的賀歲片如何呈現一片綠油油之際；台灣這邊的《大尾鱸鰻2》依然離不開楊祐寧和郭采潔的復合之說。當傳統台灣人吃着蘿蔔糕的純潔清白，容不下蘿蔔以外的食材；我卻想念着港式蘿蔔糕的包羅萬有，幻想着把它切成五、六塊，放落油鑊煎一煎，然後洋溢滿室的香氣內，便盡是臘腸、臘肉、蝦米和香菇的美味靈魂。

台灣著名詩人洛夫說：「鄉愁是永遠治不好的病。」如果真有鄉愁的話，於我來說食物的味道必在其中，接着是－－古靈精怪，活龍活現的廣東話。或許，直到現在我的國語還是說得亂七八糟，而且無法接受九層塔那種特殊味道，這都可能是鄉愁在作怪。

或許，當我下次在香港過新年時，又會有另一種台式鄉愁在作怪，而我尚在仍不知道那會是什麼感覺？什麼感覺？

作者簡介：陸穎魚 | 香港詩人，現居台北。著有詩集《淡水月亮》、《晚安晚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