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巴塞尔、一些顶级大画廊的名字……谈论香港艺术界，常常见到这些来来去去的词语，一种窒闷就是这样来的，重大事件和机构固然对整个艺术界生态十分重要，但亦有许多正在昂扬生长的力量。年末新气象，我们制作“香港艺术新星空”系列，专访青年新晋艺术家，聊聊他们与前几代殊为不同的生长环境和艺术世界......（编者按）
我很早就从他人那里及各类报章上，听过杨沛铿（Trevor Yeung） 这个名字。
这个1988年出生于中国东莞，3岁起定居香港的男生，自2010年毕业起，开始“以植物生态、园艺、摄影和装置隐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其艺术生涯正以极为顺利的态势发展。在他长长的个人简历上：仅过去一年，他就参与了7个群展，并举办2个个展，而其中于2015年香港巴塞尔艺术展上呈现的个人展览《游园：不太容易做绿色》，入选首届“宝马艺术之旅”奖项，是三位入围艺术家（其余两位是1975年 出生的纽约艺术家 Mika Tajima 及1979年年出生的香港声音艺术家杨嘉辉）中最年轻的一位，
我们的采访约在黄竹坑，那天他正好要去这个新兴的艺术区帮一位收藏家修复自己的某件作品，同时与曾协助筹办《游园：不太容易做绿色》展览的刺点画廊开会。他家住元朗，惯于把需要前往市区的事情安排在同一天处理。
我的艺术方法就是观察。
天气很坏，狂风吹斜了冷雨。我匆匆赶往刺点画廊，快到时，一抬眼，见到前面穿蓝色风衣男生的背影。我早已透过照片熟稔杨沛铿的样子，赶紧跑上前自我介绍。招呼之后，对方淡淡的说：“哦，我们刚刚正一起过马路。”
那时，我正忙着在高架桥飞啸而过的路口，从正在施工的湿滑路面与重型大货车之间，狼狈地寻找出路，周遭的人和物，早已忽略地一干二净。
我立刻想起在接受亚洲中东地区重要艺术刊物 ArtAsiaPacific 的采访时，杨沛铿说，“我的艺术方法就是观察”。
观察＋系统建立＋沉浸：艺术家的养成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早在杨沛铿正式成为一个艺术家之前，他就开始练习观察以及成为艺术家所需的种种“技能”，对象不是艺术品，而是他养的植物和鱼。“我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有养东西的欲望，”杨沛铿说，这或许和他小时候每年夏天都要回东莞常平的婆婆家过暑假有关。那时婆婆家门口有个小鱼塘，里面有鱼和蝌蚪，地面又有小鸭子、小鸡、小兔子，“但暑假过后，回到香港，这一切都没有了。”
杨沛铿最初试过瞒着家里人养灯鱼，在床头柜偷偷用个瓶子，装着5条鱼，不过很快就死了。大概三年级的时候，他开始有自己的鱼缸，并且断断续续养龟、仓鼠等许多小型动物。到中五的时候，因为学业压力很大，他纾解自己的方式，就是将书柜顶部三格摆书的位置，挪出来，放了七个鱼缸，并且每个礼拜去一次金鱼街。
他们都不会说话，你需要仔细观察，才能明白知道他们的状态。
到了大学之后，他开始认真地养植物，第一盆是2007年时开始种的捕虫堇。所谓认真，就是会去做研究，尝试了解植物的特性，并据此提供合适的光照和水。比如捕虫堇是需要充沛光照的植物，杨沛铿每日起床时就会为它开灯，直到睡觉时才熄灯。
在杨沛铿看来，养鱼和养植物有很接近的地方：“他们都不会说话，你需要仔细观察，才能明白知道他们的状态”；同时，他还要学习如何为鱼缸及植物搭建最适合他们生存的环境，这其实是“建立系统的过程”。
将自己从温书或日常生活中抽离出来，去专心处理其它事物，从而放松自己。
而在与植物及动物打交道的过程中，他进入“一种分心的状态”：“将自己从温书或日常生活中抽离出来，去专心处理其它事物，从而放松自己”。这已经十分接近艺术的功用之一了，正如广州观察社在2013年为《杨沛铿百科全书》展览所作的导语：“他钟爱的美妙的生物……以奇美绝伦的形态和神秘的生命魅力为他创造了一个个临时的超然的世界。这种让人彻底浸入的状态，不就是艺术其中一种最高的体验吗？”
这样看来，入读浸会大学视觉艺术学院后，杨沛铿选择植物和动物，作为创作的材料，就显得理所应当了：“我从小就有学习画画，进入浸会后，也想过是否要用比如绘画这些更传统的媒介来表达自己，但最后发现不太想受到媒介的限制，”他思考道：“有的画家用很多年去研究如何作画，以及颜料、画布的特性，而我之前已经花了大量时间学习去养好一盆植物，养好一缸鱼。既然如此，为什么我要用绘画，而不是自己更得心应手的东西去表达呢？”
动植物作为比喻：尝试讲述人、人与人的关系
在动植物世界之外，杨沛铿自有和大部分人一样的普通生活：读书、工作、家庭、感情……这些生活里充满各种关系，而他大概从初中起，就开始觉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麻烦”。照顾动植物，一方面可以帮他解压，另一面，他也注意到“在植物与动物身上，常见到社会上事情的状态或者影子”，这让他找到一种讲述自己的媒介：“我不知道这是否和香港人的性格有关，我不是很强硬，比较扭拧，很多事都不会直接表达，习惯从侧面的渠道（去说）。”
去年香港巴塞尔艺术展期间，杨沛铿在 Para Site 新空间的开幕展《土尾世界 － 抵抗的转喻和中华国家想像》中展出名为“Live in Hong Kong, Born in Dongguan”（《生于东莞，居于香港》）的装置作品。作品里的鱼来自世界各地，象征香港的移民社会特质。可来到香港的移民不见得各个都像鱼缸里的鱼般悠游自在。像出生于大陆的杨沛铿，虽然2岁时就搬来香港，讲一口最地道的广东话，可还是因为与别的小朋友不同的身份证号码，在小学有时与同学起冲突时，会被叫“大陆仔”。
我不知道这是否和香港人的性格有关，我不是很强硬，比较扭拧，很多事都不会直接表达，习惯从侧面的渠道（去说）。
“到了大学时，自然知道这事完全不成问题，可小的时候，人很容易分对立，高的人、矮的人、肥的人、瘦的人，”杨沛铿说：“这个经历深刻地影响了我如何去看待事情，一点点觉得羞耻的事，就会想收起来，不愿意提。同时我也很想处理好所有的关系，希望人人都喜欢我，大概是所谓的中庸之道，现在才知道，这并不容易，也不太可能，现在才开始学习不那么偏执。”
在这个过程中，创作给了他一个出口：“我直到现在才开始渐渐明白以前发生的事，并学习用作品讲出来。这是让我觉得舒服的讲述方式，而讲述可以帮助我抒发自己，去面对事情，以及成长。这就是我不断创作的欲望。”
与杨沛铿对话：关于植物的二三事
A 初次选择伴侣，植物是很好的选择
我觉得植物一个好的地方是给你尝试（错误）的空间。
有一年我去澳洲，让家人帮忙照料植物，那颗捕蝇草死了，我很不开心，但发现它在侧边爆了个新芽，就好像有了个新的宝宝。植物就是这样，有损伤时，可以补救的程度比较大。也因为植物的感觉要“轻”一点，它死去了，同一只猫死去了，重量会很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植物作为最初接触的伴侣，是个很好的选择。
B 巴西铁树：寻常植物的不寻常
巴西铁树是我常用来创作的植物，也是我很喜欢的树种。这是一种非常常见的植物，但当你种了十年之后，它就不再 common。我曾为了展览，到处寻找老铁树。但当我问人们是否能让给我时，不论是出钱还是说换一棵更好的给他，都没有人愿意。因为他们和这棵植物在一起太久，已经习惯帮他浇水，或者这棵植物在自己的身边。
这和养花或者养其它一年生植物不一样，你会和它建立一种关系，好像是日日相见的朋友，这件事对我很重要。有的事物本来就有一定价值，比如名贵的手表或者黄金，但植物本身的价值开始是很低，但过了10年之后，你们之间建立的关系，其价值就无法再用金钱来衡量。我喜欢的植物，都是可以建立这些关系的植物。
C 温室：人造自然令我着迷
香港种东西，多半没有露台和天台，基本上每间屋对于植物来说，都是一个温室。我家地方就特别小，因为能力有限，我只能种一盆盆小的植株，因此我会想，是否可以通过使用风扇、加灯等方式，让植物达到最好的状态。
我现在去旅行，都会去植物园，而我对于植物园里的温室如何运作，特别感兴趣。我十分着迷于人造自然，盆景对于我来说太极致，暂时不会去做。我目前更感兴趣，如何通过控制周遭环境，而不是去改变生物的本质，迎合它的特性。
D 热情果：受难的甜蜜
我选择什么植物进入我的作品，会考虑很多因素。比如2014年我在上海双年展，以热情果做了名为“Maracujá Road”（《热情果之路》）的作品。我之所以用这种植物，是早在真的吃到它前，我已经接触过好多含有热情果的制品，比如糖、水、护手霜、沐浴露。它们的味道都很甜，让我觉得这必定是人工制作的结果。没想到去巴西旅行时，我吃到新鲜的热情果，发现它的甜味是真的。这打破了我对它的刻板印象。于是我去研究它，发现曾有传教士觉得热情果特别的花蕊仿佛耶稣受难，而 “passion”正有“受难”的意思。
这件事让我再次意识到，以植物做作品，必然会出现的不可控性。
我的作品，利用它的攀爬性和向光性，从天花板掉下它们够不着的竹棚。我想讲的是，人人都有自己尽力去做，但可能无法达到的目标。就像热情果，因为它的根茎比较柔弱，必须需要支撑，才能攀爬，可我没有为它提供攀爬架。虽然它明知道竹棚的方向有光，但当靠自己，就是无法达到。
整个作品我用了80盆热情果，本以为所有的都爬不上支架，但展览结束后，竟然有两株攀上竹棚，活了下来。我不知道究竟是他们的生命力比较强，还是有观众不忍心，顺手帮忙的缘故，但这件事让我再次意识到，以植物做作品，必然会出现的不可控性。同时我也在想，自己是否太悲观，因为我原本以为不会有热情果“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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