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丰二年》，乌有史里的真中国

“当天，建丰二年，民国六十八年，西历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日。北平观象台气象报告，无降水，白天最高气温五点五度，晚间最低气温零下三点五度，结冰，有霾。”在第一章“终局的开局”结尾处，陈冠中的“乌有史”就这样娓娓展开。这像极了另一本著名的“真实史”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的著名开头：“公元1587年，在中国为明万历十五年，论干支为丁亥，属猪。当日四海升平，全年并无大事可叙……总之，在历史上，万历十五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

历史的或此或彼

我把真实二字加了引号，并非质疑黄仁宇先生之史是否信史之意，而是强调在历史进程中，并非总是非此则彼，而是有或此或彼的偶然率。作为小说家或者广义的“痴人”，我们总会问一句“假如”，假如张居正没有猝死、戚家军没有被解散，大明帝国的命运会好一些吗？假如李贽没有被迫自杀，而成为一代宗师，中国人会更理性和解放人性吗？万历十五年选取时间节点之妙，正在于此刻的或此或彼。

常言道：历史没有那么多假如。但陈冠中是小说家，小说家就是靠假如而建造自己的世界的，在他自己的历史里，陈冠中举了一个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极端假如出来：假如这1949年之后的天下不是共产党的天下，中国将会如何？

这是一个重要的假如，令这部小说不只是小说，而是史诗，令这“乌有史”不只是乌有的，而成为了中华痛史的一个奇异的构成。

事不关己的外国研究者将会指出，这是西方传统的“架空历史”（alternative history）小说，近代有马克·吐温，当代有菲利浦·迪克把它写到了极致。然而一个当代的华人读者读之将别有一番滋味，不是穿越时空的游戏，不是政治概率的运算，而是痛感绝望：看着这种种可能与假如滔滔写出，却时刻不在提醒自己现实之不可能、历史之不可逆，能不痛乎？

但如果止步于痛，陈冠中也不必写此书，直效历代遗民呼天抢地则可。此书的深刻在于：表面上琳琅满目的“不同”让人如痴如醉，实质上强悍梗立其中的“相同”更令人震惊省思。

异史也是义史

乌有史是异史，也是义史——因为我们知道真实的中国当代史有太多的不义：如黄俄窃国、英美背盟、立人遭诬、精英尽墨，陈冠中有意无意地用作家之笔为之颠覆雪冤。大历史的重建始于1946年，孙立人部队没有被马歇尔和蒋介石所阻止，而是在四平大捷之后挺进哈尔滨，灭林彪军，于是才有了其后那个貌似全然不同的中国：国民政府仍都南京，中共远流克里米亚。

此乃义举，细到小历史，写文学那章为老舍、沈从文等作家圆梦，《正红旗下》写完了一百一十八万字，沈从文没有去研究古代服饰，而写作了媲美《百年孤寂》的一部《存者》，林语堂和老舍都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此章我读得鼻酸，我不哭蒋氏失中国，独恨中国因此死难无数伟大作家。

异议者依旧是异议者，独裁者也依旧置身自己的囚笼中。

有能改变的，但更多不变的。一如开篇饭局那些人名所暗示的，无论历史怎么书写，异议者依旧是异议者，独裁者也依旧置身自己的囚笼中。这部新民国史与现实两岸历史的诸多异同令人莞尔，笑了又哭，立人将军依旧遭诬蔑软禁，建丰少帝依旧以苏制严控党国，国师们继续阿谀中国梦，图博问题依然无解，民主墙仍然出现，美丽岛事件照样发生——只不过移到了北平海淀的老虎洞。

盛世也不过提前了三十年发生，既包括GDP疯长也包括股市过山车，更包括了盛世里的危言：下一步是更独裁还是民主开放？建丰二年抓捕美丽台客情饭堂里的异议者，平行世界里的许志永、浦志强等又何尝不遭此劫？

乌有史并不乌有

柏桦写过一句诗：“而冬天也可能正是春天／而鲁迅也可能正是林语堂”（《现实》）陈冠中这本乌有史一点也不乌有，呼之欲出的是：而民国也可能是共和国，而建丰也可能是庆丰，建丰的日记写到1979年尚可供后人忖测，庆丰城府更深藏不露，两人面对的是同样积重难返的深渊，到底最后庆丰能否仿效建丰，退一步海阔天空舍党为国呢？

不过建丰固然放下强人身姿作出了主动的努力，但现实中台湾的转变仍归功于台湾人的努力，水能载舟覆舟，强人顺水推舟是最聪明的。《建丰二年》小说里也是各界平民在造就新历史，立人扼腕处，已经有更进取的人挺身而上。细看众人高至东荪先生低至麦阿斗母子，都在积极想像未来，与宫中徘徊难眠的皇帝相比，希望自然在前者。

说到东荪先生这个特异的角色，他是《建丰二年》关键之所在。《建丰二年》固然无可避免地让我想到赛博朋克科幻大师菲利普·迪克的《高堡奇人》，此乃西方架空历史幻想小说的极致杰作，在那书里历史的反转是不义的、邪恶的，轴心国战胜了同盟国，德日瓜分世界，而最可怕的是被占领、殖民区的人民渐渐接受了现实：

美国退伍军人弗林克原本在美国战败时埋藏弹药，誓将复仇，但“自从1947年以来，他可能与60万日本人见过面或者交谈过，要对他们施以暴力的年头过了头几个月之后就再没具体过，此后就再也无关紧要了。”他在做了一单日本人生意以后想：“他很荣幸，在承认他是个人，并非把他作为个美国佬，或者充其量是个卖工艺美术品的商人的基础上，他结识了一对年轻的日本人。是的，这些年轻人是新兴的一代，他们不记得战争以前的时代，甚至连战争也忘记了——他们是世界的希望。”

谁是历史虚无主义

《建丰二年》里的东荪先生并非菲利普.迪克那般虚无，他其实是《高堡奇人》里那个奇人豪索尔尼·阿本德森（Hawthorne Abendsen），后者写作书中书小说《沉重的蚱蜢》，意外地书写了“正确”的历史：假如盟军战胜世界将会怎样。而东荪先生蜗居调景岭，为左右所不容，却于1979年写出《我花开后百花杀？假如共产党统治中国》。

这是陈冠中幽历史一默也，若东荪先生泉下有知、定哭中有笑。在虚构世界里虚构另一个可能性的中国的东荪，与在这个已经很少可能性的世界虚构另一个不可能的中国的陈冠中，彼此是对拓关系，竟惺惺相惜。东荪先生遗言：“我是对的！”他什么是对的？现实之张东荪曾步步出错，助傅作义降共错，留大陆不去台错，自以为能当中美桥梁谋和平错，对的是反国民党一党专制和给毛泽东选主席投反对票，保持了一个士的独立。在某种程度上，他比一意孤行的毛与蒋都正确。

如果所有历史都是乌有史，能够直面真实之中国的，也只有生存于当下的人。

毛泽东死于克里米亚跟死于北京没有什么不同，蒋介石死于南京和死于台北没有什么不同，均独夫之死。张东荪死于香港跟死于秦城狱中却大不一样，鸣而死比起默而终，更合乎他的理想。两个世界，哪一个才是更好的世界呢？莱布尼茨称可能世界为神头脑中的想法，并称我们现实所处的神造的世界一定是“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莱布尼茨无意开了历史决定论先河，也即俗话所说的“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胜利者创造的世界是最好的，因为胜利者不容我们比较其他的世界。

东荪在建丰年写另一个中国的历史，陈冠中在庆丰年写乌有的建丰史，这都是对粗暴的历史决定论的反驳——如果他们是历史虚无主义，能够把虚无充实为新的可能的，自有人民本身；如果所有历史都是乌有史，能够直面真实之中国的，也只有生存于当下的人。骤眼看《建丰二年》满纸荒唐言，实有一把中国泪，假如人民忘记历史上曾经有过那么多选择、那么多假如，那才是真正的虚无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