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化飞灰，不作浮尘”、“没有抗争，哪有改变”、“济弱扶倾，义无反顾”。在6月29日，港区国安法实施五周年之际，香港社会民主连线最后一次公开高呼抗议口号。

成立19年、香港仅余的活跃反对派政党社会民主连线这天宣布解散。主席陈宝莹表示，“面对强大政治压力，在考虑各方面因素，特别是对会员和同行者的影响，我们只能够沉痛地宣布解散。”

早前，香港报章传出消息，社民连今年曾3度获“传话人”提醒，要求该党必须于7.1前解散，否则可能面临严重后果。在记者会多次被问到具体解散原因，陈宝莹表示无法更进一步解释，但她重提自从民主党解散后，社民连“覆巢之下，岂有完卵”。

社民连的标志性人物“长毛”梁国雄因47人案身处狱中，陈宝莹表示已向梁国雄告知解散决定，对方想法与大家一致，最重要的是“在座的人平安”。

近年来，香港多个政团宣布解散，社民连是继公民党和民主党后宣布解散的政党，意味著香港泛民阵营的活跃政党在“港区国安法”实施后已“清零”殆尽。

成立于2003年“七一大游行”后的第三年，社民连的参政和抗争拉开香港反对运动激进化的序幕，一路走来历经社会运动的内部纷争、政府和建制的压力，最后不敌港区国安法，其身后是一段时空压缩的香港反对运动历史。

政坛新军崛起

在2006年的国庆节，维港如常放烟花，而旺角的麦花臣球场亦一片红海，聚集逾千人。但这个庶民球场的红海，并非庆祝新中国成立57周年，而是社民连名为“以红为贵”的成立造势晚会。

这一年是2003年七一大游行后的第三年，香港历经中国人大否决2007/2008双普选、曾荫权上董建华落、领汇（现称领展）上市私有化公屋商场。社会的民怨未息，政治意识崛起，催生两个民主派政党的诞生——一个是律师和专业人士为主的公民党，另一个则是面向基层的社会民主连线。

在香港，红色和左派有特定意涵，指的亲中建制的工联会和民建联，而社民连虽然也是红色，则以“货真价实的左派”自居，强调维护基层，支持财富再分配，并自称担当旗帜鲜明的反对派，推进民主运动。

按学理来说，社民连的社会民主主义是修正版的温和左翼理论，即看到资本主义社会导致阶级剥削和对立，但不认为这些冲突必然带来革命的形势；要改革资本主义社会，应循民主选举的和平渠道掌握国家权力，再透过政府干预改善社会和市场所造成的不公义。

但比起这些理论，社民连的人物更引起公众的注视。社民连的创始成员包括“癫狗”黄毓民，他是词锋锐利的名嘴，曾在2004年商台续牌风波时以“政治压力”及“身心俱疲”为由，突宣布将退出广播界；“长毛”梁国雄，他70年代已活跃于社会运动，曾是香港托派政治组织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同盟（革马盟）的成员，彼时已当选为立法会议员。

在当时，从民主党分裂出去的左倾“少壮派”亦是社民连成员的重要来源，当中包括“大嚿”陈伟业，他是民协和港同盟的创立成员，当时是立法会议员；“阿牛”曾健成，他是“民间电台”和“保钓行动委员会”的发起人，当时亦是区议员；陶君行，他是1989年的学联秘书长，六四后在政坛冒起，当时是区议员，亦是领汇监察的主席。

除此，社民连还吸引了大批关心性小众权利和网络言论自由的活跃份子。在解散的记者会上，前社民连成员岑子杰就忆述，同志议题在2005年是票房毒药，但社民连在2006年成立的时候拥抱同志，并了解他们的诉求及列入党纲。

值得一提的是，司法抗争也是社民连主张的抗争手段之一。梁国雄在参选立法会期间，曾联同两位在囚人士入禀高等法院，就囚犯被拒登记做选民及投票作出司法覆核，高等法院最终裁定他们胜诉，在囚人士可享有投票权。后来当梁国雄在2014年被判囚，服刑期间须剪掉一把长发，他提出司法覆核，质疑要求男犯剪发，女犯却可留发，属性别歧视。案件最后上诉至终审法院，裁定梁国雄胜诉。

社民连成立后，拉阔了民主阵营的光谱，旋即成为一股不可小觑的政治新势力。根据港式比例代表制，小党的生存空间增加，造就社民连在立法会选举杀出一条血路。在2008年，社民连在5个选区中赢得3席，当中黄毓民第一次出战就高票当选，而梁国雄和陈伟业亦分别连任，气势如虹成为民主派的第三大政党。

开抗争风气

香港的立法会沿袭殖民地时期的文化，人人西装革履，说话斯文，即使是反对声音，也温文辩论，是个英国绅士的世界。但当社民连三子当选立法会议员，他们视议会为政治抗议的场所，把街头抗争的手法带进议事堂中。

时光回溯至2008年10月，新一届立法会会期甫开始，时任特首曾荫权出席宣读施政报告，而社民连三子有备而来。在一众议员坐下之后，梁国雄突然拿著一只蛋和一只香蕉，走到台前怒斥曾荫权，结果被逐出场。其后，当曾荫权提出增加生果金却引入审查，陈伟业首先站起来要求澄清，然后黄毓民亦站起来大喊“曾荫权愧对长者”。

立法会主席曾钰成提出把二人赶出议事堂，黄毓民突然拿起台面的香蕉掷向曾荫权——两只香蕉最后没有击中曾荫权，而是落在主席台旁。

这是立法会掷物示威之始，引发社会上对议会文化、制度暴力和语言暴力的激烈争论。批评者认为社民连不尊重议会庄严，讥讽他们身为议员被逐离场，提早下班；支持者则认为立法会的非民主制度才是真正的暴力，议员是履行选举承诺，对选民负责。

无论如何，在掟出第一只蕉后，社民连三子“掟嘢”（掷物）和羞辱官员的画面自此不绝，令议会抗争成为立法会的新景观、新常态。

在亲中的政客和传媒眼中，掷物示威的社民连已然成为“反中乱港”的破坏者。但更令北京不安的是，社民连在2009年就“2012年特首和立法会产生办法”牵头发起的“五区请辞，变相公投”运动，背后是民主运动破格的激进化，以及民主阵营的一次路线分歧。

根据《基本法》，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产生办法是以普选为最终目标，很多人理解最快实现年份是2007/2008年。但北京先在2004年否决2007/2008双普选，又在2007年否决2012年双普选，同时宣称2017年/2020年可以实行双普选。

当曾荫权启动2012年政改咨询，社民连的“五区公投”引起热烈讨论，民主党为首的真普选联盟（真普联）觉得要和北京拉近关系，直接商讨对话，避免“公投”这些刺激中央的字眼，而社民连和后来加入的公民党则坚持动员民意，向北京施压，要求在2012年实现双普选。

香港并没有《公投法》和全民公投的先例，“五区请辞，变相公投”的方案是把补选变成双普选的公投，具体来说是五个直选民主派立法会议员辞职，然后选民重新投票支持这些议员，这样选民的选票就等同支持2012年双普选的选票。

这个崭新的抗争手法引起中央严词批评、建制派和政府杯葛，而民主党没有参与，被认为是害怕得罪北京。最终，三名社民连议员陈伟业、黄毓民、梁国雄和两名公民党议员梁家杰和陈淑庄一同辞任，政府于2010年5月16日举行补选，五人在投票人数近60万、投票率17.1%下重返议会，而整场运动使社民连吸引年轻一代的政治参与。

“五区公投”的投票率不算亮丽，也没有逼出政府让步政改，而真正影响政改方案发生在无参与行动的民主党。同期，民主党成员先后两次进入中联办会面谈判，其后港府修改原定的政改方案，改良区议会功能界别方案，并在立法会通过。

这是九七以来首次有政改方案通过，也引来民主阵营前所未有的大撕裂。在民主党党大会，梁国雄更踩场抗议，指患有第四期肺癌的民主党元老司徒华是“癌症上脑”，引起两党不和。

而民主阵营的撕裂，亦间接造就风头正盛的社民连的内部分裂。

一人政党

在2011年1月，黄毓民及陈伟业连同社民连200多名党员于“社民连非当权派集思会”宣布退党，即场退出社民连，另起炉灶成立“人民力量”。

事件的肇因是党内就是否狙击民主党没有共识。黄毓民及陈伟业认为民主党出卖公投派、出卖选民，提倡发起“票债票偿”运动，狙击民主党，但社民连主席陶君行、党员吴文远、梁国雄对此有保留。最后黄陈退党，社民连在立法会议席由3席减为1席，元气大伤。当年的区议会选举，社民连派出27人出选，全数落败。

当然，社民连在区议会选举折戟亦被认为和支持外佣居港权有关。2011年的外佣居港权司法覆核案引起香港社会广泛关注，争议点是在香港连续工作满7年的外籍家庭佣工是否有资格申请成为永久性居民。当时社民连在报章刊登全版广告，支持外佣争取居港权。最后的选举结果是，反对外佣居港权的民建联成大赢家，而明确支持外佣争取居港权的政党几乎全军覆没。

在2012年，社民连派4人参选立法会，最后仅长毛当选。在这届选举，民主阵营进一步分化，传统泛民的民主党受到选民惩罚，总议席减少，而新兴的激进民主党派（工党、人民力量、社民连、新民主同盟）崛起成形。

然而，当社民连变成“一人政党”后，其政治能量和影响力大幅减弱，相反2010年代香港的社会运动蓬勃发展，反高铁运动、港视发牌风波、反国教运动此起彼落，各种政团和公民团体如雨后春笋。尽管如此，社民连在议会内外继续抗争，仍然是街头运动和议会的反对力量。

在议会内，2012年5月，人民力量黄毓民及陈伟业发动拉布，社民连梁国雄响应参与，反对政府提出的替补机制——港府提出民选议员出缺时无需补选，而是以新设的替补制度代替，目的是“堵截”部分议员“滥用”补选机制“变相公投”。在2012年12月，政府推出资产审查长者生活津贴以取代全民退休保障，梁国雄拉布29小时。

在街头，2012年6月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港，社民连在车队的路上展示“平反六四，还我旺阳”横额抗议，六人被控。在2013年1月，元旦游行结束后，长毛一人在中环“非法集会”，成为社运的名场面。在2014年6月，社民连积极发动反对东北发展前期拨款，在立法会门外举行集会。示威者冲击立法会，包括社民连成员在内约18人被捕。

在2013-14年，香港民主运动被预先张扬的“占领中环”议程主导，民主党派全面投入其中，社民连亦是一员。而在2014年9月26日，学联及学民思潮突然宣布“重夺公广场”，社民连响应参加，多名成员被捕。在9月28日凌晨，戴耀廷宣布提早占中，部份示威者不满离场，梁国雄下跪恳求示威者留下。

当日下午，警方向示威者投掷87枚催泪弹，市民自发占领金钟、中环、铜锣湾一带主要干道，雨伞运动由此展开。

雨伞运动期间，社民连成员走在前线，多位成员被捕，但亦受到一些激进示威者的质疑，比如梁国雄与多个泛民议员一直支持和平示威，其强调必需设立大会亦受到非议。年轻抗争者也曾批评长毛反对加占道路和立法会大楼，落后于时代。

而在2016年的政纲中，社民连主张众多性别平权的政策，提出必须修订法例消除歧视，推动族群共融政策，又争取为合法来港工作的移民工提供成为公民的正式途径，这些主张在当时聚焦身份政治的社会环境都属于“票房毒药”。

随著香港本土派崛起，某种意义上社民连开始显得“过气”：在政治抗争日趋勇武之际，社民连显得“和理非”；在排斥中国的整体气氛中，社民连仍坚持声援中国民运人士，被嘲笑“大中华胶”；在身份政治压过阶级政治的气氛中，社民连仍强调左翼（如全民退休保障）和小众议题，被标签为“左胶”。

告别议会

雨伞运动失败收场，香港社会运动激进化的趋势延续，标志性事件是2016年初发生旺角骚乱；而政团则越趋碎片化，比如本土民主前线，青年新政，香港众志等政团纷纷成立。

在2016年，社民连派出4人出选立法会选举，最后仍只有长毛一人当选。这一年的立法会选举，港府要求所有参选人签署确认书，申明拥护“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部分”等《基本法》条文，而选举主任亦进行政治背景审查，决定是否褫夺候选人的参选权。事件牵涉港府宪政、人权及政治审查、选举公正性，本土民主前线梁天琦及社民连吴文远、陈德章分别入禀就确认书安排申请司法覆核。其后，高等法院没有批出紧急司法覆核许可，而梁天琦亦被裁定无法参选。

在确认书风波中，社民连提出司法抗争，抗议选举主任 DQ（Disqualify，取消资格）候选人失败；而梁国雄虽然通过确认书并当选，但在其后另一场宣誓风波中亦被褫夺议席。在2016年立法会宣誓仪式，6名民主派议员以各种方式表达政治立场，当中梁国雄手持黄伞，断断续续读出誓词，之后撕破人大831决议的道具纸板。

在任立法会议员的前三次宣誓中，梁国雄“自我发挥”表达政治立场，但都获得承认，而这一次他虽然当场获立法会秘书长裁定誓词有效，但其后遭遇人大释法和被司法覆核的风波，在2017年7月14日被高等法院裁定失去议员资格。

由此，长毛13年的议员生涯告一段落，而社民连亦失去唯一的席位，影响力大减，只能在丧失议会资源下艰苦经营。

值得留意的是，2017年是香港特区成立20周年，社民连与其他团体在这年发起一起引人注目的直接行动——在中国主席习近平访港前夕，社民连、人民力量和香港众志成员突袭湾仔金紫荆广场，用一块巨型黑布围住紫荆花雕塑，批评中国未落实“一国两制”承诺，并指责香港主权移交20周年以来、港府施政不足。

除此，社民连成员岑子杰在2018年亦发起一宗事关香港性小众权利的司法覆核。2013年，岑子杰和男友于美国纽约注册结婚，但香港法律不承认海外注册同性婚姻，亦不允许同性伴侣结婚，他在2018年提出司法覆核。

在高院原讼庭和上诉庭败诉后，他提出终极上诉，终审法院裁定部分胜诉，宣告香港政府未履行“积极义务”确立替代框架，令同性伴侣关系获得法律承认，仍属违宪，命令暂缓两年执行。然而宣判之时，岑子杰连同梁国雄及多名民主派人士已经因国安法身陷狱中。

国安法下的坚持与解散

在2014年后，香港社会弥漫无力感，示威游行人数下降，直到2019年的反修例运动，香港社会运动的能量才重新聚集。在历时多月的抗争中，多位社民连成员官司缠身。当中，参与民主派初选的梁国雄和岑子杰被判违反国安法“颠覆国家政权”罪成，梁国雄被判监禁6年9个月，仍在服刑；副主席岑子杰，被判刑4年3个月，刚在2025年5月底刑满释放。

随著港区国安法立法，香港多个政团和公民组织解散，社民连一度是少数仍活跃的政团。在2021年8月，时任主席黄浩铭因反修例运动案件还押，由资深成员陈宝莹接掌社民连，成为社民连首任女主席。陈宝莹是社民连的创会成员，主要负责组织的研究、宣传等幕后工作，在2021年梁国雄被捕后，她与长毛结婚。

在议政空间收紧的新时空里，未被囚禁的社民连成员陈宝莹、周嘉发、余炜彬等人仍不时摆街站及向政府请愿；陈宝莹亦经常以家属身分就47人案接受访问。虽然不同于创始时期的掟蕉、在官员住所外示威等行动激烈，社民连近年的异议声音，却可以说是承受更大的压力和风险，在现今香港属罕见。

成员不断被警方约谈、带走及票控成为常态。2021年，社民连成员摆街站期间，被指于易拉架上展示收款二维码，被票控5项“没有许可证而在公众地方筹款”罪。在2022年，社民连因部份义工被国安警察约谈，宣布七一当日不举行示威活动。

2023年3月，社民连4名成员遭国安处警员问话，警告参加妇女劳工协会的游行即拘捕。同年4至5月，陈宝莹等人设置街站，被票控“无牌筹款”及“未经准许展示招贴或海报”。2024年民主派初选案审讯期间，4名成员因在法院示威，涉嫌“在公众地方行为不检”被捕。

他们亦未忌讳对传媒和大众公开组织遭受政治压力。社民连素来有在政府总部外示威的行动，去年在特首宣读施政报告前示威亦获职员接收请愿信，但今年财政预算案发表当日，社民连在前一晚通知传媒，称“由于强大压力”取消请愿行动。到今年6月29日，社民连终于要宣布解散，也直接指明因“政治压力”。

2024年11月，梁国雄给陈宝莹撰写家书，提及对于二人未能无拘无束相爱感到遗憾。“然而，我对以往的言行及因而系狱并无悔疚，从我在70年代开始参与政治运动及社会抗争，是一种出于改变社会不公义不合理的愿望，争取民主，实现社会主义，并没有错。”

梁国雄的出狱日子预计于2029年，届时他已73岁。

创立19年，回望社民连的历程，社民连只是一个小党，但却是香港反对运动激进化的其中一个起点，其街头抗争、议会抗争、司法抗争、变相公投的手段是往后很多激进运动的某种预演。

社民连是一种气质，一种风格，一面旗帜。在香港长期“有自由，无民主”的制度性虚拟自由主义中，社民连是香港反抗共同体其中一个说出“皇帝没穿衣服”的小孩，说到底其制度内外的激烈抗争是希望弄假成真。而他们为此付出沉重代价，一如社民连在网站写道：“历来被拘捕及检控的成员人数，为香港众政党之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