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议员长毛：可能我自己没有生命力，但我相信的东西有生命力

在香港，长毛是家喻户晓的异类。

他叫梁国雄，61岁，无论是参与社运还是做立法会议员，无论在街头、法庭或是立法会议事堂，总是一头蓬乱长发，身穿印著哲古华拉头像的T恤，这一形象至少维持了40年，“长毛”一名也因此而来。参与了42年街头运动，做了13年立法会议员，他始终在社会运动与政治运动两条路并行。后一条路的方向，他自认已得到多数香港人的共识——至少口头上，人们共同坚持争取民主、守卫自由；而前一条路，他信仰并坚持的社会主义左翼理念，始终游离在这国际大都会的边缘。

因为集会、示威、冲击等各种抗争，他身上官司无数，翻查历史，从1998年开始，几乎每年都有控罪，即使在2004年担任立法会议员之后，官司也没有减少。在追随者眼中，这是长毛的价值勋章，在相反立场者看来，这正是长毛“搞乱香港”的证据。

在27单官司中，最近一宗官司尤为瞩目：2017年7月14日，经高等法院审判，他和姚松炎、罗冠聪、刘小丽三人被判立法会就职宣誓无效，长毛因此丧失了他第四届连任的立法会议席。

“如果你是一个反抗极权统治的人，你不吃官司才奇怪，问题只是他告你什么罪，离不离谱。”对于累累案底，包括最近这一桩严重判决，长毛觉得没什么好说。一时忍不住，他又打比方：“你现在刚刚打了世界杯，然后有人说不是这样的，在总决赛赢波的那一队应该被淘汰。老实说，这连小市民都知道的常识，但读了很多书的人不知道？”

比起复杂的法理和政治形势，这一天长毛更苦恼的是，如何清理他的办公室。两天之后，他被要求彻底离开立法会，而在办公室积累的，是他13年议员生涯的见证，也被不少人引为景点的“另类博物馆”：铺满了三面墙的矮柜里堆满书籍——他是公认的爱书之人，在政圈也爱以书赠友，曾经给曾钰成送《资本论》，又给涂谨申送过佛洛姆的《爱的艺术》；办公室的墙上贴著马克思头像的海报，书桌上全是文件，房间的一个角落堆满了示威道具：用来讽刺梁振英的灰狼人偶，象征六四镇压的坦克模型、抗议林郑月娥政改咨询“一锤定音”的黑白色纸扎大锤子......

闯进议事厅：“将哲古华拉带入议会”

时光回溯至2004年，没人相信这一切会出现在香港立法会。沿袭殖民地时期的文化，这儿原是一个英国绅士的世界：人人西装笔挺，说话斯文，即使是反对声音，也尽量用文件、理据、辩论的优雅方式，循循表达。

长毛来自世界的另一端。他没有大学学历，中六毕业后靠在街头扬名立威。在他成长的六七十年代，世界格局风起云涌，他迷恋上在前苏联指挥十月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托洛斯基，在南美古巴引发革命的哲古华拉。他相信不断革命，相信要在阶级矛盾最激烈的地方进行激进行动，点燃群众意识，从十四五岁开始，他就将这套信念投入街头抗争实践。

“就像一个庶民突然来到一个贵族的地方，当时主席和秘书处都有点不知所措，不知道应该怎么限制他。”现任香港立法会议员张超雄在2004年与长毛一同首次胜选，还记得当年长毛引起的一阵旋风。

2004年首次立法会宣誓，长毛就惊世骇俗。他没穿西装，只穿牛仔裤加哲古华拉T恤，并表示不服从立法会订立的宣誓誓词，亲自撰写了新的誓词。他把原誓词中 “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香港特别行政区”这一句改成了“效忠中国人民和香港居民”，还添加了“争取民主、公义和捍卫人权、自由”等内容。秘书处宣布这一誓词无效。

“为什么有宗教信仰的议员誓词可以不一样，其他人就不可以因为自己的信仰有自己的誓词？”时隔13年后说来，他还是气愤的样子。他当年提出司法复核，但被法院拒绝立案，后来他重新宣誓，保留了誓词的完整性，但在开头和结尾加入了一连串雄赳赳的口号，并且， 最后没有签字。时任立法会主席范徐丽泰从宽处理，宣布宣誓有效。

此后他三度连任议席，每一回宣誓都“自我发挥”：2008年，他读誓词前高呼支联会五大口号，再断断续续念出誓词，最后高喊英文口号，同样没有签名；2012年，他读誓词前高呼“落实双普选、不要23条”的口号，而到了2016年，他则手持黄伞，并将誓词断断续续读出，之后撕破了《基本法》纸板——前三次宣誓都获得承认，直到第四次，他遭遇了人大释法和被司法复核的风波。

他经常教我，不要把事情说得这么复杂，最重要就是讲故事。我现在去讲一个问题，都会想一想自己说的，公众明不明。

“将哲古华拉带入议会”——自2004年起，长毛就立志成为议会中的激进力量。挑战誓词只是序曲，此后他不断颠覆“斯文抗争”的议事风格：带著各式各样的道具走入议会，扔香蕉，抢夺官员文件，坚持拉布，用最直接的肢体和语言向政府施压，吸引大众目光。

他说自己希望利用议会平台，告诉市民政府到底在做什么，同时透过自己的亲身冲击，“empower”选他入立法会的投票者，让选民感受到自己的权力。

在长毛之前，议会对很多议员来说只是政策辩论的厅堂，但自长毛而始，更多人意识到，这同时是一个直接与大众沟通的舞台。

与他同期入议会的张超雄回忆：“我去开会总是要带很多文件，援引这里援引那里，但长毛开会从来不带文件，偶尔会带著最近看的一本书，但他真的是天才，他听完大家发言，很快就可以演讲，还骂得很准确。”张超雄说自己和长毛在议会共事将近13年，自己也被影响了：“他经常教我，不要把事情说得这么复杂，最重要就是讲故事。我现在去讲一个问题，都会想一想自己说的，公众明不明。”

“他将体制和威权拉下来，议会和市民亲近了。”社会学者孔诰烽分析，过去议会意味著“上等人的地方”，议题总是充满法律、数据和复杂的技术问题，市民很难亲近。

除此之外，张超雄也感受到长毛带给政府的直接压力：“我们这些人道貌岸然，比较因循，遵从他们的游戏规则，但长毛不是，他拿著自己手上的选票走入议会，直接骂他们，让政府感受到压力。他用直接的方式撕破（官员的）虚伪。”

2013年，立法会调查时任特首梁振英僭建事件，时任发展局局长陈茂波带同下属一起出席立法会，却表示没有取得梁振英授权，因此“不能谈论个别个案”。此时，长毛起身发言，称梁振英多次说要开诚布公，但梁的下属却没有去争取授权，“让特首开诚布公！”长毛开口骂了对面的官员足足三分钟，对方哑口无言。

2014年，立法会讨论政改咨询的“公民提名”问题，建制派议员表示“公民提名”不符合《基本法》，长毛一发言就提问：“有没有人知道中国《宪法》历史上修改了多少次？”会上面面相觑，长毛再说：《宪法》都可以修改三次，为什么《基本法》不能改？

“梁国雄议员，请你立即离开会议厅。”多年来，因为长毛在立法会内不间断的拉布和冲突，立法会辩论直播中的这一段广播，也成了许多香港市民熟悉的声音。

冲铁马、抬棺材：主流民主派避之则吉的反抗者

长毛式议会路线发展至今，获得了不少忠实追随者，也激起一路的争议和嘲笑。他反抗宣誓的行为，主流民主派始终不表支持，许多媒体则更关注他的服饰和发型。在他首选当选议员的时候，曾有记者追问他多久洗一次头，用什么洗发水，也有记者专门带了一套西装到长毛家拜访，硬要长毛和西装合影。

“哲古华拉在南美是一个悲剧，长毛在香港就是一个喜剧。”他曾这样自嘲。

长毛的人生没有喜剧色彩。在后来的媒体追访中，他不能回避地一次次回忆艰难的童年：

年幼时跟父母从大陆逃难来港，酒徒父亲撇下母子不顾，为了谋生，母亲到了洋人家当佣人，把才几岁大的梁国雄寄养在亲戚家里。寄人篱下的日子不好过，时常成为亲戚的“出气袋”，他靠看书消遣，在书堆中找到自己愿意追随的左派信仰，终身做工人的母亲也对他影响颇深。

整个人变得不一样了，你参与了一个组织，而且是这样一个革命先锋党，你要把整个生命放进去。

1975年，19岁的他加入香港的托派政党“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同盟”（编按：简称革马盟，已于1991年瓦解）。“整个人变得不一样了，你参与了一个组织，而且是这样一个革命先锋党，你要把整个生命放进去。”很多年后，他对写作《抗争者》的大陆作家许知远这样回忆。他开始了一边在地盘、工厂、酒吧打散工，一边开会、集会、示威的生活， 革马盟中都是火红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希望反强权、反殖民，也反对中国的新官僚和一党专政。

1988年，他与脱离革马盟的左翼同仁一起创立纪念北京四五行动的社会主义组织“四五行动”，很快碰上八九学运，长毛激进的行动越来越被大众熟悉。

社会学者孔诰烽是在九十年代初读大学的，他记得八九过后，每逢六四纪念日、十一国庆酒会，众人总要去新华社或会展中心外集会示威，其中行动最激进的，一批是学联的大学生，另一批就是长毛的四五行动。“当时新华社戒备森严，前面有很多铁马，有胆量冲得最前的，去冲击铁马的，只有这两批人，”孔诰烽回忆。1998年，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访港，长毛和四五行动成员一同在会展外示威，更焚烧棺材，要求江平反六四。

泛民觉得他们（四五运动）‘搞坏摊档’，即使在街头行动遇见了，也要避之则吉的感觉。

在当时的反对阵营中，四五行动因为过于激进，并不受民主派接纳。“泛民觉得他们‘搞坏摊档’，即使在街头行动遇见了，也要避之则吉的感觉。”孔诰烽回忆说，“泛民还是瞄准许多主流中产的选民的，担心长毛的激进行动会触碰主流香港人‘怕乱’的特质。”

九七过后，已经在边缘抗争超过20年的长毛尝试参选，2000年他首次出战立法会落败，2003年出选区议会，再次落败。直到2004年，他以黑马之姿，以60925票当选立法会议员，这一年，他已经48岁。除了个人的长期坚持，社会气氛也在推波助澜：经历了23条立法风波、SARS 悲剧和经济不景气之后，香港社会民怨沸腾，市民开始对温和民主派无力推动改变感到失望。

踏入立法会两年后，2006年，长毛与黄毓民、陈伟业等人一同成立“社会民主连线”（社民连），巩固激进民主派的阵营。随著社会矛盾有增无减，2008年的立法会选举中，三人一同取得议席，议会内激进力量一时大增，风头无量。

相比长毛早期追随的托派，社民连信奉马克思主义中更为温和的流派——社会民主主义，在社会议题上他们关注福利保障、长期反对领汇私有化和港铁加价，而在手段上，他比传统泛民更激进和直接，自称“旗帜鲜明的反对派”。

与其他政党不同，社民连著力把最主要的战场放在议会之外，放在街头。张超雄说，比如争取全民退保这样的议题，他的路径是和民间组织讨论，研究各种方案、数据和可行性，长毛的路线则是在适当时组织示威抗议，在街头更直接地向政府施压，声援民间组织。张超雄总结他和长毛互相补足，形成合力。孔诰烽则记得，2003年之后，七一游行一直规模盛大，每一年长毛抬著棺材、拿著各种道具出现在街头，振臂一挥时，“总有许多年轻人跟著他走，一起叫口号，一起讲粗口”。

在高度都市化的香港，长毛一直是反抗者的精神符号，直到2012年之前。

从反抗者标杆，变成“过气”人物

政治环境风云变幻，旗帜，也静悄悄地改弦更张。

2012年以来，中国的强势管治与香港的激进反抗相互升级，从政改触发的占领中环，到全民雨伞运动，再到旺角骚乱事件，社会不满情绪日盛，从中滋生的，是回归20年以来港人“中国”身份认同的最低潮，也是本土思潮的最高点。反对阵营中的不少年轻人，在对时局的愤懑和无力中，几乎是本能地将香港与中国切割思考，对上一代人在历史情境中发展出的中华情怀无法理解，因难以达成实质结果而对“非暴力行动模式”失望，对天然打破国界和阶级的左翼传统也不再亲近。

时移世易，长毛选择不变。民主自由的立场不变：大大小小的运动，无论是否受欢迎，他始终站在最前线，在持续79天的雨伞运动中，许多人印象最深的，是9月28日清场消息传来，长毛在立法会外双膝下跪，恳请市民留守占领。左翼无国界立场不变：除了坚持在大型运动中为底层、劳工发声，在民意排斥中国的整体气氛中，即便应者寥寥，他仍坚持一遍遍地向港人公告中国大陆居民因为声援香港民运被抓捕的消息，被嘲笑“大中华胶”。非暴力立场不变：曾有记者问他，为什么不效仿偶像哲古华拉搞真枪实弹的暴力革命，他认真回答，连哲古华拉都说，“如果在南美洲国家里还有形式上的宪政， 就不能提出暴力革命，就不能展开游击战。”

在变幻的时势中，曾经的反抗者标杆长毛，渐渐变成了“过气”人物。

“我没怎么变，但似乎香港和中国都在变，尤其是中国变得很快，由此引起了香港的变化。”长毛说。他也反思：“我自己也觉得应该更加细致和具体地思考中国和香港的关系。”但他并没能整理出一套破解困局的新论述——实际上，整个反对阵营中，还没人可以。在长毛看来，本土派的理论难解一个问题：若真要跟中国切割，“700万人怎么可以打败十三亿人？只是中共党员都8000万，是我们人口的十倍。”

长毛困在一个点：如何总结雨伞运动的失败。“其实香港的抗争，最重要的是总结2014年的失败。”他反反复复地说。

这几年不是有很多本土派说长毛过气吗？当然那些是政治宣传，但有一点是长毛和其他民主派同样面对的问题，其实香港没有很多处理大型群众运动的经验的人，包括长毛。

他的年轻伙伴、社民连外务副主席黄浩铭记得，在雨伞运动的中后期，长毛显得非常疲惫。早在占领运动酝酿阶段，他曾建议，占领一旦发生，就宣布解散，将运动升级为更广泛的有组织的不合作运动。但建议并没有被采纳。而后事态突变，雨伞运动爆发。运动开始时，长毛曾想立刻组织堵路升级行动——堵截政府人员上班的添华道，向政府施加更大压力。但最终时机未成，行动也未发生。

当时的社民连职员杜振豪回忆，事后，长毛在社民连的检讨会议曾多次表示，“当时是黄金时机，而他自己没有做一些行动，觉得惭愧、自责。”杜振豪说：“最后并没有行动，一来早上其实没有太多人，二来有很多警察驻防，有很多铁马。事后他（长毛）回想，不完全是形势问题，他自己都想一想，他一个60多岁的人，如果再做尽一点，余生都可能在监狱度过。他在这方面很坦白。”

“这几年不是有很多本土派说长毛过气吗？当然那些是政治宣传，但有一点是长毛和其他民主派同样面对的问题，其实香港没有很多处理大型群众运动的经验的人，包括长毛。”杜振豪说，“你叫他自己去冲，自己去撞，可以很简单，因为只要顾及自己，但当你处理几百人甚至过千人的的行动，其实要考虑的事情很多。”

“2014年我们失败了，失败了又自己不能总结，就没有人做了。”长毛眼见雨伞运动三年之后，社会大众对示威抗议的疲态尽显——四位议员被取消资格的当天晚上，民主派曾发起“反DQ”集会，仅有700多人参加。他并不意外，也深感忧虑。

旧方法失效，应有什么样的反思？新方法又在哪里？反抗了半辈子的长毛没有办法整理出答案。而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

“第一当然是带走梁国雄”

长毛总说，自己爱抽烟喝酒，可能最多活到65岁。生命的焦虑感中，他还希望做什么？

“伽利略等待法庭推翻对他的判决，等了300年，当然，我们几十年好像很长，但放到历史来看，其实不长，”他熟读古今历史，面对个人和社会一时的低潮，相信风物长宜放眼量。“可能我自己没有生命力，但我相信的东西有生命力。”他说这话，仿佛是送给自己，也是送给近年迅速崛起，又一时休止的本土派年轻人。

他经历的低潮应该有将近20年吧，受尽白眼和排斥，但他也没有说消失，没有说变得很暴躁，这是新一代年轻抗争者需要留意的地方。

近年一直是长毛的论敌，理念偏右翼的孔诰烽也珍惜长毛的“生命力”：“他的人生经历了很多低潮，在所有人都排挤、排斥的时候，他也没有退后，也没有被收买；他经历的低潮应该有将近20年吧，受尽白眼和排斥，但他也没有说消失，没有说变得很暴躁，这是新一代年轻抗争者需要留意的地方。”

长毛的战友张超雄则如此形容：“长毛的确用激烈的方式，不断拓展民主派、反对阵营的边界。”

在杜振豪看来，此刻被取消议席，对长毛而言可能是一种“解脱”。自2011年黄毓民、陈伟业脱离社民连之后，长毛在议会中就成了“一人党”，他同时参加八九个委员会，由于持续拉布和发言，每天开会时间非常长，而在两年前曾钰成积极剪布、限制议员发言时间之后，长毛越发感觉，在议会中做不了什么，只是“浪费时间”。

未来还会参与补选吗？对接下来的政治参与如何想象？他摇摇头，说现在回答不了。

他清空立法会办公室的最后几天，有记者问他，如果只能带走三样东西，会选什么？他的立即笑著回答：“第一当然是带走梁国雄。”7月28日，他捧著一块红底白字的牌匾离开立法会大楼。牌匾上是跟随了他数十年的座右铭，出自托派的中共创党元老、后却被中共抛弃的陈独秀：“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

（端传媒实习记者谭德恩、陈欣媛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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