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应该加强退休保障、降低教育费用支出，让家庭部门在GDP中获得更大的平衡。”2024年4月4日，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抵达广州开启为期6天的中国访问之旅。在与中国副总理何立峰会谈时，耶伦谈中国经济发展再平衡提到上述建议。作为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和美国财政部现任部长，耶伦这一番话看似平淡，却直击中国经济的要害。
“中国经济的某些特点对美国和全球造成的负面溢出效应越来越严重。我尤其担心中国长期存在的宏观经济失衡，即家庭消费疲软和企业过度投资，而这些问题又因政府对特定产业部门的大规模支持而加剧；这将给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工人和企业带来巨大风险。长期以来，中国的储蓄一直过剩，但房地产行业和政府资助的基础设施项目曾吸收了很大一部分储蓄。现在，我们看到企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产业政策所重点支持的若干‘新’产业的投资正在增加，其中包括电动汽车、锂离子电池和太阳能等产业。”耶伦在北京新闻发布会上这样讲。
耶伦对中方将如何回应早有准备，她特地解释“对产能过剩的担忧并非出于反华情绪或脱钩的愿望”。但中国依然拿出“战狼”舆论工具进行外交对话，中国官媒开始批评耶伦炒作“过剩论”，认为美国故意打压中国高科技，与欧洲一道实行贸易保护和壁垒，对中国商品设置“小院高墙”。4月8日，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在法国巴黎隔空喊话，反对西方国家对中国电动车行业过剩的指责，称产能过剩毫无依据。他在欧中资电动汽车企业圆桌会上表示，中国的新能源汽车是凭借技术创新、供应链体系和市场竞争发展而来。该会议的主要参会者是欧盟中国商会和包括吉利、上汽、比亚迪、宁德时代等十余家中国企业代表，也是中国产业政策补贴的直接受益者。
随着耶伦访华和中国严正回应的热度升温，中国新能源汽车制造业成为国际焦点，勾连着中国自身经济发展、国际贸易和各国经济竞争与平衡中的诸多问题。汽车制造业因为浓缩了制造、技术、商业和组织创新的缩影，被称为“工业中的工业”。汽车不仅仅生产着最昂贵的日用消费品之一，也代表着一个国家的工业科技实力水平和经济发展制度的缩影。新能源汽车远远超出了“产品与产业”的范围，作为全球绿色能源革命中一个重要环节，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镶嵌于政府和企业之间、中央和地方之间、中国和世界之间的微妙互动，更揭示了国有、外资和私营部门之间的合作、竞争和摩擦的复杂关系。
从2015年到2023年，中国新能源电动车稳坐出货量“世界第一”的位置。这9年间，中国新能源电动车在全球市场份额不断扩大，从35%提升到65%，这意味着全球任意三辆新能源汽车中，有两辆是中国制造。2023年，新能源汽车在国内销量829.2万辆，同比增长33.5%；出口120.3万辆，同比增长77.6%。得益于此，中国不但从曾经的汽车进口国变成出口国，还一举取代日本，正式成为全球第一汽车出口大国。这一年，新能源汽车与光伏、新能源锂电池一同扛起了中国贸易出口的大旗，成为“新三样”。
但围绕新能源电动车及其产能过剩争议，不仅限于企业行业或经济的发展，更是经济政策与意识形态的争锋焦点。如今新能源电动车的成功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制度和发展模式的结果，在中国内部也被当作例证，用以论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制度优势，“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可以并存的。然而，正如耶伦所表达的，专制下国家驱动的经济发展也有诸多弊端，虽然新能源汽车在内的行业得到大力发展，但它所代表的国有经济对制造业的过度偏爱，造成了严重的结构失衡，其代价就是羸弱的居民部门和严重的内需不足。
在世界贸易的角度来看，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是中国重商主义外向型经济的典型代表，在倾销、过剩、扭曲市场、不公平竞争的各类批评中，引发了全球贸易保护的涟漪效应。在中国自身经济低迷、土地财政难以为继而市场转型徘徊不前，甚至退后的节骨眼上，新能源电动车在某种意义上肩负起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期待，出口贸易更是被寄予了作为“新质生产力”拉动经济的厚望。
这样看来，中国新能源汽车和相关的产能过剩，对中国经济到底是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还是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方案？不同答案的背后，是不同的政治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