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爱丁堡大学日前将校内收藏的四件头颅遗骨，返还给台湾原住民牡丹社排湾族人。特地从台湾飞往苏格兰的部落族人、政府单位与专家学者等，于11月6日完成相关工作返抵台湾。这几位“流浪在外”近150年的牡丹社先人，终于能够“回自己的家”。
这起头颅遗骨返还事件，除了创下国际上的归还首例外，在台湾牡丹社事件将届150周年前夕“回家”，更让事件本身别具意义。
牡丹社先人遗骨为何漂流在外近150年？
前往爱丁堡大学迎回先人遗骨的排湾族族人来自台湾屏东县牡丹乡， 四件头颅遗骨主人是距今近150年前，在牡丹社事件中亡故的族人。
1874年，日军以琉球船民因船难漂流至“牡丹社”（Botan，今屏东县牡丹乡）境内遭台湾原住民杀害为由，出兵攻打台湾。日军从屏东地区登陆，讨伐包含牡丹社在内的原住民社群，与原住民发生激烈的战争。根据记载，排湾族人据石门天险，以枪枝、石块抵御日军攻势。牡丹社包含牡丹社头目aruqu（阿禄古）父子在内，有多名原住民勇士在“石门之役”中奋战而亡。
石门古战场
之后，日军展开另一波强力攻势，进攻牡丹社及高士佛社并放火焚烧屋舍，原住民随之遁入山林与日军展开游击战。然由于日军登岛后因水土不服接连病倒，战力大伤，因此与原住民商谈停火，结束这场争战。
根据牡丹乡公所统整文献记载，该场战斗中，日军取下12个头颅当作战利品带回日本，其中四个原住民头颅遗骨辗转被携带到英国，由美国海军军官取得后经二次转手，最后四颗头颅遗骨终于1907年交由时任爱丁堡大学校长、亦为解剖学家的威廉‧透纳爵士（Sir William Turner）收藏、研究至今。
由于这场战事涉及台湾原住民、琉球、中国及日本等多国，牡丹社事件是台湾西部以外、当时“番人”的活动居住范围，从原本清廷认知的“化外之地”，从此卷入历史洪流、进入帝国治理范围的滥觞。
遗骨“返家之路”如何铺建而成？
四位先人头颅遗骨在漫长时间流落于异地， 150年后踏上返家的旅程起点，由学术研究开始。随后官方接手委托研究，再由学者、原民会等机关合力与爱丁堡大学国际交涉。
从时间上来看，爱丁堡大学归还牡丹社遗骨案例，最早可追溯自2019年，该年11月，医师兼作家陈耀昌以“牡丹社原住民四具遗骨收藏在英国爱丁堡大学”为题发表论文，隔年8月，成立“爱丁堡返还原住民遗骨计划工作推动小组”。12月，原民会委托中央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胡川安进行调查研究，证实四具遗骨收藏在爱丁堡大学。
执行调查的学者胡川安在网媒“思想坦克”撰文指出，爱丁堡大学收集头颅遗骨，最初被用来研究现在已不再被认可的“颅相学”。文章表示，颅相学理论在殖民时代的英国和欧洲其他地区曾大受欢迎，但也导致基于头骨形状和尺寸而发展出的种族主义的劣等理论。
2021年，原民会主委 Icyang Parod（夷将・拔路儿）于11月写信给英国爱丁堡大学，正式提出诉求，希望秉持联合国原住民族权利宣言第11、12、31条精神——即各国应与原住民族共同建立有效、公平透明的机制，原住民族有权要求包含遗骨在内的各种文物返还原籍；八个月后，2022年7月，爱丁堡副校长麦拉赫兰（Gavin McLachlan）回信同意返还。
从学术研究发现，到成立工作小组推动返还计划，再到由官方正式提出归返要求，最终真正达成返还工作，整体时程约历时四年之久。
Icyang Parod 认为：“这次遗骨返还的核心精神是尊重牡丹社群的传统与意愿，政府行政机关、博物馆与学术界作为协助的角色”。牡丹社部落的真正意愿，才是遗骨返还中最重要的精神。
其实，2020年之际，面对先人遗骨有意归返，牡丹乡长潘壮志曾言，对此心情“既期待又怕受伤害”；期待的，是虽种种迹象显示头颅遗骨是牡丹社先人，但仍希望先验 DNA，以免将日本战士误认为先祖。
除了多方共同协力铺建的返家之路，更具特殊意涵是，据报导，牡丹社族人（现今高士部落、牡丹部落等）的传统领袖、灵媒与族人后代，以传统祭仪方式，实践现代意义的遗骨返还诉求。他们不仅身着传统服饰前往爱丁堡，更透过传统仪式、该族群与部落面对不同死亡方式的生命观及丧葬文化，在接回遗骨过程与四位遗骨的亡灵进行沟通。
中央社报导指出，pulingaw（排湾族语中灵媒之意）苏宝珠（Civur Malil）指出，四位先人因非自然死亡，担心给族人带来厄运，原先不愿回乡，最后是族人屡次劝说，回归故土有助历史记忆传承，先人才应允。苏宝珠提及，当族人一行人飞往英国时，“我们当时就强烈感受到，祖灵真的很想回家。”面对先人想找到自己身体的期待，苏宝珠说，族人能做的，只有为每位先人手工缝制一套全新的传统服饰，让他们能够“完整”回家。
近150年前的台湾与原住民族历史如何再现？
牡丹社排湾族人跨国迎回先人遗骨，不仅是台湾原住民族遗骨归还权利的重要指标意义，更是国际上遗骨返还“首例”。目前牡丹社四位先人头颅遗骨暂时寄藏于南科考古馆，族人后代表示期望能尽快找到先人后代。南科考古馆回应，在族人意愿为前提下，将协助进行 DNA 鉴定。
事实上，台湾原住民族历史上因战事、研究或种种理由，无视族人意愿而遭“带走”的先人遗骨不仅此件。而在返还之后，如何透过更细致的咨商、取得共识，让原住民族先人遗骨从“流落”到“归返”的历史正义，重新被社会认识理解；原住民族社群内部如何能作为主体参与其中，落实并形成原住民族权利宣言的“公平、透明”返还机制都是有待回答的问题。
而除原住民族的遗骨以外，其他包括各种“被离家”的各式博物馆、研究机构藏品，例如传统服饰、织品、祭仪或生活工具等文物，应当如何开启该收藏单位与原属部落的平等对话或合作机制也亟待探索。
虽然牡丹社事件头颅遗骨返还可被视为成功前例，但其他尚未完成返还的案例，仍有待各方持续尝试。在台湾，也曾出现现存于大学的藏品，重新举行“结婚”仪式，由部落与台湾大学举行传统婚嫁仪式，将“祖灵柱”与大学典藏机构、部落与大学之间结为“亲家”，以重建、确立对等关系，并同意继续由大学保存典藏。
从牡丹社头颅遗骨返还案例，可以作为重新反思殖民历史、族群文化传承、传统知识保存与再现的起点，看见在当代实践过程中充满挑战，却也存在着各种“关系重建”的可能性。（延伸阅读：《马远布农族遗骨返还案，族人赴台大求见校长遭拒｜Whatsne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