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愛丁堡大學日前將校內收藏的四件頭顱遺骨，返還給台灣原住民牡丹社排灣族人。特地從台灣飛往蘇格蘭的部落族人、政府單位與專家學者等，於11月6日完成相關工作返抵台灣。這幾位「流浪在外」近150年的牡丹社先人，終於能夠「回自己的家」。
這起頭顱遺骨返還事件，除了創下國際上的歸還首例外，在台灣牡丹社事件將屆150週年前夕「回家」，更讓事件本身別具意義。
牡丹社先人遺骨為何漂流在外近150年？
前往愛丁堡大學迎回先人遺骨的排灣族族人來自台灣屏東縣牡丹鄉， 四件頭顱遺骨主人是距今近150年前，在牡丹社事件中亡故的族人。
1874年，日軍以琉球船民因船難漂流至「牡丹社」（Botan，今屏東縣牡丹鄉）境內遭台灣原住民殺害為由，出兵攻打台灣。日軍從屏東地區登陸，討伐包含牡丹社在內的原住民社群，與原住民發生激烈的戰爭。根據記載，排灣族人據石門天險，以槍枝、石塊抵禦日軍攻勢。牡丹社包含牡丹社頭目aruqu（阿祿古）父子在內，有多名原住民勇士在「石門之役」中奮戰而亡。
石門古戰場
之後，日軍展開另一波強力攻勢，進攻牡丹社及高士佛社並放火焚燒屋舍，原住民隨之遁入山林與日軍展開游擊戰。然由於日軍登島後因水土不服接連病倒，戰力大傷，因此與原住民商談停火，結束這場爭戰。
根據牡丹鄉公所統整文獻記載，該場戰鬥中，日軍取下12個頭顱當作戰利品帶回日本，其中四個原住民頭顱遺骨輾轉被攜帶到英國，由美國海軍軍官取得後經二次轉手，最後四顆頭顱遺骨終於1907年交由時任愛丁堡大學校長、亦為解剖學家的威廉‧透納爵士（Sir William Turner）收藏、研究至今。
由於這場戰事涉及台灣原住民、琉球、中國及日本等多國，牡丹社事件是台灣西部以外、當時「番人」的活動居住範圍，從原本清廷認知的「化外之地」，從此捲入歷史洪流、進入帝國治理範圍的濫觴。
遺骨「返家之路」如何鋪建而成？
四位先人頭顱遺骨在漫長時間流落於異地， 150年後踏上返家的旅程起點，由學術研究開始。隨後官方接手委託研究，再由學者、原民會等機關合力與愛丁堡大學國際交涉。
從時間上來看，愛丁堡大學歸還牡丹社遺骨案例，最早可追溯自2019年，該年11月，醫師兼作家陳耀昌以「牡丹社原住民四具遺骨收藏在英國愛丁堡大學」為題發表論文，隔年8月，成立「愛丁堡返還原住民遺骨計畫工作推動小組」。12月，原民會委託中央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胡川安進行調查研究，證實四具遺骨收藏在愛丁堡大學。
執行調查的學者胡川安在網媒「思想坦克」撰文指出，愛丁堡大學收集頭顱遺骨，最初被用來研究現在已不再被認可的「顱相學」。文章表示，顱相學理論在殖民時代的英國和歐洲其他地區曾大受歡迎，但也導致基於頭骨形狀和尺寸而發展出的種族主義的劣等理論。
2021年，原民會主委 Icyang Parod（夷將・拔路兒）於11月寫信給英國愛丁堡大學，正式提出訴求，希望秉持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第11、12、31條精神——即各國應與原住民族共同建立有效、公平透明的機制，原住民族有權要求包含遺骨在內的各種文物返還原籍；八個月後，2022年7月，愛丁堡副校長麥拉赫蘭（Gavin McLachlan）回信同意返還。
從學術研究發現，到成立工作小組推動返還計畫，再到由官方正式提出歸返要求，最終真正達成返還工作，整體時程約歷時四年之久。
Icyang Parod 認為：「這次遺骨返還的核心精神是尊重牡丹社群的傳統與意願，政府行政機關、博物館與學術界作為協助的角色」。牡丹社部落的真正意願，才是遺骨返還中最重要的精神。
其實，2020年之際，面對先人遺骨有意歸返，牡丹鄉長潘壯志曾言，對此心情「既期待又怕受傷害」；期待的，是雖種種跡象顯示頭顱遺骨是牡丹社先人，但仍希望先驗 DNA，以免將日本戰士誤認為先祖。
除了多方共同協力鋪建的返家之路，更具特殊意涵是，據報導，牡丹社族人（現今高士部落、牡丹部落等）的傳統領袖、靈媒與族人後代，以傳統祭儀方式，實踐現代意義的遺骨返還訴求。他們不僅身著傳統服飾前往愛丁堡，更透過傳統儀式、該族群與部落面對不同死亡方式的生命觀及喪葬文化，在接回遺骨過程與四位遺骨的亡靈進行溝通。
中央社報導指出，pulingaw（排灣族語中靈媒之意）蘇寶珠（Civur Malil）指出，四位先人因非自然死亡，擔心給族人帶來厄運，原先不願回鄉，最後是族人屢次勸說，回歸故土有助歷史記憶傳承，先人才應允。蘇寶珠提及，當族人一行人飛往英國時，「我們當時就強烈感受到，祖靈真的很想回家。」面對先人想找到自己身體的期待，蘇寶珠說，族人能做的，只有為每位先人手工縫製一套全新的傳統服飾，讓他們能夠「完整」回家。
近150年前的台灣與原住民族歷史如何再現？
牡丹社排灣族人跨國迎回先人遺骨，不僅是台灣原住民族遺骨歸還權利的重要指標意義，更是國際上遺骨返還「首例」。目前牡丹社四位先人頭顱遺骨暫時寄藏於南科考古館，族人後代表示期望能儘快找到先人後代。南科考古館回應，在族人意願為前提下，將協助進行 DNA 鑑定。
事實上，台灣原住民族歷史上因戰事、研究或種種理由，無視族人意願而遭「帶走」的先人遺骨不僅此件。而在返還之後，如何透過更細緻的諮商、取得共識，讓原住民族先人遺骨從「流落」到「歸返」的歷史正義，重新被社會認識理解；原住民族社群內部如何能作為主體參與其中，落實並形成原住民族權利宣言的「公平、透明」返還機制都是有待回答的問題。
而除原住民族的遺骨以外，其他包括各種「被離家」的各式博物館、研究機構藏品，例如傳統服飾、織品、祭儀或生活工具等文物，應當如何開啟該收藏單位與原屬部落的平等對話或合作機制也亟待探索。
雖然牡丹社事件頭顱遺骨返還可被視為成功前例，但其他尚未完成返還的案例，仍有待各方持續嘗試。在台灣，也曾出現現存於大學的藏品，重新舉行「結婚」儀式，由部落與台灣大學舉行傳統婚嫁儀式，將「祖靈柱」與大學典藏機構、部落與大學之間結為「親家」，以重建、確立對等關係，並同意繼續由大學保存典藏。
從牡丹社頭顱遺骨返還案例，可以作為重新反思殖民歷史、族群文化傳承、傳統知識保存與再現的起點，看見在當代實踐過程中充滿挑戰，卻也存在著各種「關係重建」的可能性。（延伸閱讀：《馬遠布農族遺骨返還案，族人赴台大求見校長遭拒｜Whatsne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