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5日，中国最重要的群团组织之一“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以下简称“妇联”）完成了换届选举。履新国务院国务委员仅7个多月的前贵州省委书记谌贻琴当选为全国妇联主席。这一任命打破中共过去35年的人事惯例：此前，全国妇联主席均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任。
此前一天，习近平刚刚免去李尚福与秦刚的国务委员职务，谌贻琴的国务委员排名顺势升至第三位。9月底，官媒披露其已出任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主任。该委员会是国务院负责妇女儿童工作的议事协调机构，取代了上世纪90年代以前全国妇联扮演的相近职能。
上一次谌贻琴受到瞩目还是2022年10月的中共二十大。她当时作为全国唯一的女性省级党委书记，没有入选中央政治局委员，打破了20年来“政治局至少有一位女性”的传统。
由于仅有贵州一地的从政经验，外界普遍认为谌的资历并不突出，不如2000年代以来“入局”后晋升副总理、掌管外贸、教育、卫生等领域的三位“前辈”——吴仪、刘延东和孙春兰。这也说明过去十年里，中国政治领域的性别平等并不是政治权力重视的问题。
《明报》曾在评论预测新任全国妇联主席人选时指，如由现任国务委员兼任妇联主席，妇联的群团组织性质恐怕会受质疑。但目前看来，国务委员兼任妇联主席将成为新例。
10月30日下午，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同全国妇联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似释出妇联工作重要性“升格”的信号。
在谈话中，习除了强调妇女“在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中发挥独特作用”的旧有表述外，还明确将妇联的家庭工作与人口政策挂钩，即“要积极培育新型婚育文化，加强对年轻人婚恋观、生育观、家庭观的引导，促进完善和落实生育支持政策，提高人口发展质量，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延伸阅读：《三孩放开之后：关于性别、劳动力，与养老的问题答案在哪？》）
据中国人口学者最新测算，2022年中国总和生育率已下滑至1.09，在全球仅高于韩国。2022年更是中国自1961年以后首次出现人口负增长。中共中央在“十四五”规划中首次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
日益严峻的人口危机会成为妇联扩权增能的契机吗？
美国密歇根大学妇女史学者王政对中共建政后到文革前的国家女权主义实践的研究表明，以蔡畅、邓颖超、康克清为代表的中共妇女运动“元老”们清醒地意识到，妇联最具权力、最能获得资源的时刻是当它为党的中心任务做出重要贡献的时候，而党的议事日程不需要动员妇女时，妇女工作重要性便较低。（延伸阅读：《妇女先锋或举手机器？申纪兰与“社会主义女权”还有讨论价值吗？》）
也就是说，从土改、1950年婚姻法、带薪产假到改革开放时代所制定的保护妇女儿童权益的法律，每个利于妇女的政策和立法都是由女干部们在幕后利用党的话语结构巧妙运作促成的，“而非出自仁慈的父权的恩赐。”
台湾世新大学性别研究所所长伍维婷则研究发现，1995年北京世妇会后，一些新兴的民间妇女组织使用不同策略说服全国妇联加入“反家暴战役”，转变其原本否认家暴存在的态度；双方建立跨界合作，并通过反家暴培训促成了一批体制内“女性主义官僚”的出现。民间妇女组织“承受政府打压的同时，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成功推动2015年底《反家庭暴力法》出台。（延伸阅读：《反家暴法四年，女性为何还是维权的牺牲者》）
被伍维婷形容为“双人成舞”的结盟范例，未能复制到其他性别议题。同年发生的“女权五姐妹”抓捕事件，标志着青年行动派被打压，公民社会急剧收缩。此后，“女权”和“LGBT”屡屡被视作西方意识形态产物，与“颜色革命”划上等号，共青团中央和党媒都曾下场批判“极端女权”。
连日来，各省市妇联纷纷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中国妇女十三大精神，部分地市妇联已公开表态，“帮助广大（本地）妇女树立正确价值观、人生观、婚育观、家庭观”。这些提法引发一些网友质疑，“也不知道为啥不给男人培训这些。”（延伸阅读：《“让女人生韭菜，然后全社会割韭菜”，中国生育奖励政策为何没用？》）
妇联传统上属于中国共产党的群团组织。这是“群众性团体组织”的简称，包括“工青妇”（总工会、共青团、妇联）等共有22家，由中央编办管理机构编制，它们大多在历史发展上是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自十八大习近平上台至今，群团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任务，其核心议程是加强党对群团组织工作的全面领导。
10月23日，在中国妇女十三大上，全国妇联副书记、党组书记、书记处第一书记黄晓薇作工作报告称，称习近平“高度重视妇女儿童事业发展，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其中也包括亲自审定《全国妇联改革方案》。他所给出的全国妇联组织政治定位是“党和政府联系妇女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党开展妇女工作的最可靠最有力助手”。
本次代表大会时隔五年再次修改《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章程》，妇联官方宣称“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妇女儿童和妇联工作的重要论述落实到章程修改工作的全过程各方面”。其中提出，专业市场和新就业群体等女性相对集中的地方应建妇女组织。黄晓薇在工作报告中进一步细化为“关注关心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媒体行业以及活跃在网络空间的女性，最广泛地把她们吸引到妇联组织体系中来。”
值得注意的是，《章程》增加了增强“防范化解风险本领”和“敢于斗争”等内容。而在此次与妇联新领导的集体谈话中，习近平也提到，妇联要“加强高素质专业化妇联干部队伍建设，不断增强防范化解妇女领域风险的本领”。“妇女事业和妇联工作要始终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与党同心同行，“引导广大妇女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
其中，“防范化解妇女领域风险”为习近平对妇联领导班子的公开谈话中首见。这意味着近年来女性和性别议题在中国社会中的不断发酵得到了最高层的注意，并被正式定义为一种需要应对的政治风险。
早在2021年，《中国妇女报》就发表过题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妇女事业发展的逻辑必然》的文章，其中特别提出需要对以“女权崛起”为名、以煽动性别对立情绪为旨归的思潮言论提高警惕，原因之一是加剧了“我国婚姻家庭领域的两性矛盾与冲突”，甚至还损害着“两性合作共创共建共享中国梦的和谐关系”基砥。
近五年来，“建立健全工作机制，强化风险防范，妇女领域政治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持续向好。”黄晓薇作工作报告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