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孩放開之後：關於性別、勞動力，與養老的問題答案在哪？

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公布了「進一步優化生育政策，實施一對夫妻可以生育三個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以應對老齡化和勞動力不足等人口問題。會議內容還稱，其中配套支持措施會整體考慮婚嫁、生育、養育及教育，「加強適婚青年婚戀觀、家庭觀教育引導，對婚嫁陋習、天價彩禮等不良社會風氣進行治理。」

早在5月初發布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結果時，當局便已釋放「老齡化已成基本國情」的信息。關於中國人口紅利、老齡化社會等討論在近年來頻繁出現。政策及宣傳口徑對於生育的鼓勵，在2016年全面「開放二孩」之後更是愈來愈強。然而，即使小學課本封面從「三口之家」變為「四口之家」，數據上反映出的普遍生育意願，依舊低靡。

開放三孩成為當日的最熱話題，先後七條微博熱搜與之相關。相對於「如何看待」這樣不痛不癢的提問，大量質疑與反對的聲音湧入新華社、人民日報等官方媒體的微博評論區中。在新華社當天的互動投票「三孩生育政策來了你準備好了嗎？」中，超過90%的參與者選擇了「完全不考慮」，一小時後，投票內容便沒了痕跡；而另一邊，部分經歷過計劃生育的一代人當中，卻也在感慨「沒有趕上好時代」。

曾經的「計劃生育」政策在促進生育率降低的同時，也壓縮了社會應對人口結構改變的時間。當國家生育政策再次因為維持經濟增長而轉向，自然引發出「一個家庭、二個夫妻、生三個孩子、養四個老人，八點上班、九點下班、費十分力氣、還百萬房貸」、「盯著一代人薅」等聲音的出現。

「一個特別要強調，卻往往在人口政策中不被強調的是，」密歇根大學社會學和中國研究助理教授周韻對端傳媒指出，「中國的人口政策，自獨生子女以來至今，始終不是以開放生育權利和自由為核心的，而以國家立場，用生育來實現在所謂發展、經濟及戰略上的目標。」

獨生子女政策

1949年掌握政權後，中國領導人毛澤東為加速發展一度鼓勵生育，甚至限制墮胎及避孕藥的進口。隨著首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出的超高生育率，生育問題逐漸被納入國家計劃之中。

70年代初，「有計劃地增長人口」被國務院確立為既定的人口政策。1973年，中共首次計劃生育匯報會中提出「晚、稀、少」的生育政策——晚婚、拉長生育間隔、提倡只生兩個。到70年代末，中國生育率從超過6，迅速降低至2.8左右。

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參考同時期的韓國、泰國、港澳等地，生育率也呈現類似的下降。學者周韻指出，學界亦有共識，即使不實施強硬的獨生子女政策，生育率也會隨著經濟發展、女性地位的改變及勞動參與率的提升、婚姻及家庭觀的變遷而逐步降低。計劃生育只是加速了這個過程。

在陳舊的家庭與性別觀念中誕生的計劃生育，也使得中國大陸出現了大量新生兒性別篩選的行為，並進一步影響人口中的性別比。

關注生子偏好（Son Preference）的牛津大學納菲爾德學院社會學博士後研究員Fangqi Wen，根據之前的全國人口普查數據及社會調查數據指出：農業、私人企業等非公營部門從業者存在更明顯的生子偏好，且這種偏好在生育更多子女的人群中更強。拿農業人口來說，這些從業者在二胎二孩、三胎三孩或更高的時候，更有可能通過選擇性流產（Sex Selective Abortion)來實現擁有兒子的願望。但是，研究也同時發現當已經擁有一個兒子之後，後期的生子偏好會明顯下降。

獨生子女政策還影響了人們對於家庭的想像。周韻提到，現如今中國處於生育年齡的這批人，多成長於獨生子女時代，三口之家的模式深入人心。因此，一部分人會認為理想家庭就應該只有一個孩子，而另一部分人則是因此非常渴望兄弟姐妹，以分擔父母期待與家庭重擔。此外，部分城市中順利成長起來的獨生女們，由於沒有兄弟的競爭，某種程度上成為獨生子女政策的受益者，她們對於女性權益與生育之間的關係，會有更多的顧慮和考量。

生育理想與現實鴻溝

三孩的放開，是全面開放二孩未達到預期成效的後續反應——這已成學界與民間輿論默認的共識。而在2016年全面二孩之後，誰在生二孩、什麼樣的人有二孩生育意願就成為了生育研究關注的重點。

2018年，中國國家統計局發布關於居民生育二孩意願的統計研究，其中提及：受教育程度越高，生育意願越小；農村居民比城市居民生育意願強。這與一篇使用中國家庭追蹤調查（CFPS）2018年數據，對三孩生育意願者的初步特徵描摩類似——多孩生育意願低；有意願者聚集在高年齡組、受教育程度低、及鄉村的適齡生育者中。

不過，周韻提醒，生育意願和生育理想是兩個不同的人口學概念。根據她對城市年輕女性做田野調查的經驗，在不考慮其他因素的理想情況下，很多年輕人仍然有著「一兒一女」的理想化圖景。但這些人在談及生育意願時，便會考量到生活壓力、時間精力、高昂房價、教育競爭、食品安全、環境惡化等因素。對於城市職場女性而言，職場的「母職懲罰」亦是無法忽視的影響。

母職懲罰是指因生育導致母親職業中斷或工作時間減少，從而使母親相對同齡未育女性的收入降低，以及雇主認為母親無法投入全部精力而減少其晉升機會的現象；與之相對的，是父職紅利，即職場中默認男性成為父親後會更努力更穩定地投入工作，因而獲得更多收入和機會。

上海交通大學副教授、中國城市治理研究院研究員沈洋，在對已育二胎二孩的職業女性進行調研後發現，3/4的受訪者在生育二胎二孩後經曆了各種不同程度的職業中斷或停滯。

北京大學學者於嘉和謝宇，在2014年曾發表《生育對我國女性工資率的影響》一文，是目前關於量化中國職場「母職懲罰」現象引用率最高、數據最新的研究。通過對4438位受訪者的數據追蹤及回歸分析，發現生育一名子女後，女性工資率（單位時間內的勞動價格）會下降約7%。這與針對歐美國家的研究結果類似，也呈現出「母職懲罰」的全球性。

於嘉和謝宇還考察了生育多胎對女性工資率的影響。生育兩名子女會造成女性工資率下降16.8%，即呈現負向影響大於二倍的效果；不過在三個及以上子女生育對工資率影響不明顯，研究者認為這可能與樣本中擁有三孩及以上的受訪者數量不足有關。

以上研究者還在論文中提到，通過數據分析發現，無論是人力資本、工作特徵，還是家庭因素，都不能很好地解釋7%工資率下降的產生，因此認為可能來自於女性兼顧照護子女與職場的生產力差別，以及雇主的歧視。

周韻在過去的田野調查中也感受到，中國城市職場女性的成長環境中，母親普遍是有工作的，因而她們認為女性理應工作，並為工作賦予道德和情感意義——工作意味著一個女人是獨立的、現代的。於是，就不得不在生育問題中面對一個撕裂的選擇。

她援引一項美國職場研究結果解釋到：公司對於理想員工的想像是可以24小時全勤，迅速回復信息；而社會對於一個理想母親的普遍想像也是24小時全勤，孩子有需要就在。一個工作的母親便形成了理想的矛盾，若母親全勤工作，實際評價卻可能更低——一個不顧孩子、冷漠而自私的壞媽媽；若母親全身心投入孩子，則被認為沒有好的工作效率。無論哪一個選擇，都面對著負面評價。

在有關生育及生育意願的討論中，單身女性及性少數群體的生育意願和困境是完全被忽視的。就在三孩政策公布前夕，上海的一位非婚母親因未能成功領取到生育保險，將上海市醫療保險事業管理中心告上法庭。2020年末，上海生育保險出現政策鬆動，數位非婚母親成功領取到了生育保險，但這位因被家暴，離異後才生下小孩的非婚母親，卻未能成功申領。目前，案件被立為訴前調解案件。

「歸根結底，是我們的社會文化究竟如何想像家庭？如何想像一個女性、一個母親的職責？」周韻說。

勞動力與養老

德國維爾茨堡大學的中國研究學者Björn Alpermann和南洋理工大學社會學學者占少華在一項研究中，分析了中國官方從一胎政策到二胎政策中政策表述和引導方式的變化。

研究認為，北京在獨生子女政策推行30多年後，轉向二孩政策，是政府「重新對人口計劃產生了興趣」。在生育政策變化的過程中，宣傳話語從強制一孩時的「依法生育」轉為二孩時的「鼓勵按政策生育」，呈現出軟轉向特色。但人口政策依舊屬於需要中央領導層「頂層設計」的領域，且在2018年憲法全面修訂時，其中關於計劃生育的條款並未受到影響，由此可見生育政策的政治地位和法律地位並未發生變化。

與倡導獨生子女、將過多新生人口視作負擔的時代相比，今日老齡化壓力對生育政策的影響更大。

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副所長蔡昉在2013年一篇論文中指出，中國的「人口紅利」期，在2010年已經結束。「人口紅利」指的是勞動年齡人口在總人口中比例的增加，以及撫養比的下降，這會帶來高儲蓄率、大量的投資和快速的經濟增長，國家因此從人口結構中受益。

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2020年中國的人口撫養比達到了45.9%，即每100名勞動年齡人口要負擔45.9名孩童和老人，這個數據比2010年增長了11.7%。統計局表示，這表明隨著中國人口老齡化進程的推進，人口撫養比的下降趨勢在過去十年發生了逆轉。

蔡昉推算，扶養比將在2030年迅速上升至63%到88%之間。他說，撫養比的增加會帶來一連串的骨牌效應，比如降低儲蓄率、減少投資、擠壓消費，給經濟增長動力帶來不利影響，而這也與社會支持政策的缺失（比如公共衛生、教育、養老等）有關。

蔡昉在論文中指出，中國改革開放前30年的快速經濟增長，主要歸功於勞動力從農業部門向非農業部門的流動，以此實現的資源配置效率。隨著剩餘勞動力逐漸被第二和第三產業的空前擴張所吸收，大規模的勞動力遷移已經放緩，獲得資源配置效率的機會已經減少。 因此，提高勞動參與率的方法，只剩下延長退休年齡，與提高就業率。

就養老而言，在中國大陸佔主導地位的是家庭內部的照料，官方對於養老議題有計劃關注的歷史並不長。1999年，中國國務院才成立由國家發改委、民政部、公安部等27個單位組成的全國老齡工作委員會。

養老金短缺是引起政府對養老話題強烈關注的動力之一。2016年，黑龍江省的養老保險便被爆虧空200億。而未來也不容樂觀，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發布的《中國養老金精算報告2018-2022》顯示，目前已出現養老金可支付月份持續下跌、新成立賬戶增速減少、養老金繳費率持續降低的趨勢。在人口老齡化的趨勢下，這意味着養老金壓力只會進一步加大。

2020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總理李克強特意提出「全國3億人領取養老金，必須確保按時足額發放」。前中國央行研究局局長徐忠在2月份的一篇文章中稱，養老金改革到了需要下決心的「關鍵時刻」。經濟學者巴曙鬆認為，養老金缺口問題已成為影響中國國家經濟安全的重要因素，建議將養老金缺口相關指標增設到國家經濟安全監測評估指標體系當中。

人口老齡化加速，和勞動人口逐步降低，是導致養老金缺口的重要因素。改善人口結構，可以緩解部分壓力，但這又不僅僅是老人變多，年輕人不夠的問題。

中國大陸的養老金，是由「基本養老保險+企業年金/職業年金+個人儲蓄性養老保險和商業養老保險」三大方向組成，其中企業與個人儲蓄方向與人口結構的關聯不大。而在基本養老保險領域，中國的籌集方式也並非為全部為現收現付，而是有部分資金儲蓄投資的部分累積制。因此，即便未來養老金制度不改革，人口結構與其的關聯也僅是部分相交，老齡化趨勢對養老金的威脅並不全面。

除此之外，養老金的支付水平不斷升高、退休年齡較低、制度保障不完善等也被學界認為是導致養老金缺口的重要因素，人口因素，只是其中一環。

隨着三孩政策一同出臺的，還有漸進式延遲法定退休年齡，該舉也是對養老金基金缺口的回應，不過具體方案仍在研究中。

但延遲退休對減少養老金虧空的作用並不完全正相關，浙江工商大學經濟學院博士鄒鐵釘認爲，這兩者的關係呈倒U型曲線，適當的延遲退休可以延緩養老金虧空，但延遲退休者會對新增勞動力產生擠出效應，延退時間越長，擠出作用越大。並且這種基礎效應還存在個體差異性，相較於供不應求的高技能勞動者，供過於求的低技能勞動者更易被延遲退休影響。

同時，由於養老金的收集發放標準複雜，省市經濟狀況差異、農村城市差異、體制內外差異……諸多因素都能造成養老金發放的不一致。根據中國社會保險學會會長鬍曉義2020年給出的數據，職工退休人員養老金待遇爲2800元/月，相比之下，參保居民養老保險的農村參保人月平均養老金待遇爲170元/月，二者相差10餘倍。

除去養老金，老齡群體的正常生活保障中，還包括了社區、家庭、市場等多方因素的支持。而大陸的法律準備、管理準備不足，養老專業機構和人才的缺乏，也都會對其產生重要影響。老齡化加劇，並不是擺在養老問題前的唯一挑戰。

人口學學者周韻表示，參考其他國家面對低生育率的情況，往往會選擇開放移民。移民往往更年輕，也相較於本國人有更強的生育意願。不過，同樣生育率低的日本也未開放移民，對移民態度的曖昧離不開「什麼是中國人」、「什麼是日本人」的身份認同想像。如同菲律賓、中國移民難以融入日本一樣，非洲等其他國家的移民目前也難以被中國社會完全接納。

政策轉向之後

關於政策帶來的實際效用，已出現的預測並不樂觀。

威斯康辛大學研究員易富賢向BBC表示，以東亞地區的台灣、韓國三孩出生率，及中國全面二孩開放後出生率情況來看，三孩政策預估每年至多提供新出生人口20萬，對目前的人口結構而言，是「杯水車薪」。

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陸銘也認為，人口具有很強的滯後效應，新生兒成為勞動力，充實到勞動供給和社會保障繳納人群中，至少要到合法年齡規定的16歲，生育政策可以說是「遠水救不了近火」。

然而，新生育政策帶給部分女性的緊張感，卻撲面而來。

周韻指出，中國的社會文化中，強調「家國」的概念。家既是最小的社會治理單位，又被固定與具象為「一男一女、上有老下有小」。因此，雇主們對於女性有著一定會結婚生子的強烈推斷。女性的生育懲罰，不僅體現於職場生育後，也發生在求職前。

獨生子女時代，已經育有一孩的職場女性，默認不會再在求職中遭遇生育問題，或要求孕育保證。但自全面放開二孩之後，不少一孩的母親在轉換工作時，會被再次詢問生育計劃。這意味著，不同性別同職競爭時，用人單位會將二孩、三孩政策帶動的生育可能，作為考量的因素之一。

「豆瓣上有一個非常難聽的稱呼，叫婚驢，指向的是結婚和生孩子的女性，」周韻表示，不願意進入傳統家庭及生育模式的女性，因生育政策的轉變而愈發壓抑，漸漸地，形成不同困境中的群體，彼此攻訐的情形。

與此同時，最早經歷計劃生育管制的女性，很多已開始或即將經歷摘除節育環的階段。據南京郵電大學孫曉明團隊2016年的估算，近十年內會有約2600萬女性需要取環。而據官方統計，在1980年至2014年，三十餘年的獨生子女政策施行期間，3.24億的中國女性安裝了節育環，1.07億接受了輸卵管結紮。此外，一些地方計生委強制引產的新聞，也時不時挑動着人們敏感的神經。「對於眾多中國婦女來說，這些強制節育手術留下的傷痕可能永遠不會愈合。」社會學家王豐和蔡勇在一篇回顧計劃生育政策的論文中寫道。

「有些恐懼並不是無端的猜測，而是過去政策執行太深入人心的一種烙印。」周韻談及網絡中關於不允許墮胎、不允許買賣避孕藥、甚至有條件買賣避孕套等有關三孩政策的強制性傳聞時，這樣說。

早在全面二孩時，湖北宜昌政府就曾發出公開信，號召機關單位的黨員、年輕幹部，帶頭生二孩，年老的同志要「教育和督促自己的子女」，「每個同志都要成為宣傳員」。無獨有偶，魯網評論在6月2日，亦刊出《黨員幹部落實「三孩」政策要做到「三帶頭」》一文。更有中國銀行江西省分行，發布「生育消費貸」的宣傳圖片，稱「一胎最高10萬，二胎最高20萬，三胎最高30萬。」目前，魯網的評論與生育貸的宣傳圖，均像新華社關於三孩生育的微博投票一樣，已在網絡中消失。

同樣被要求和遭到社會規訓的，還有老年人。Björn Alpermann提到，今天的老年人被要求工作更長時間，學習新技能，更積極地參與社會和文化活動，爲公共事業做志願者，是老年群體被概念化爲支持國家經濟發展力量的表現。而一些關於老年人教育、支持老年人消費的舉措，也被其認爲是老年人被當作人力資源和消費力量的體現。老年群體通過這些政策，被概念化為支持國家經濟發展力量的表現，並冠以「成功」、「富有成效」等標籤。

被獨生子女政策剝奪的生育理想，強制引產帶來的情感與健康創傷，失獨家庭的絕望，都還未向歷史要得一個答案。而捲入政策中的個體，卻已又一次身深陷在國家生育政策的轉變中，擔心著淪為下一個時代的犧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