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线”之后：他们在美国分包裹﹑送外卖﹑当家务工，从零开始

编者按：疫情之后的中国社交媒体出现了一个新名词：“走线”。许多大陆人走上了这条本由南美偷渡客和难民走出来的路线，从南美厄瓜多尔开始，穿越哥伦比亚﹑巴拿马﹑危地马拉﹑墨西哥等国，再进入美国申请庇护。走线客通常要用当地蛇头提供的服务，还要跋山涉水穿越未经开发的原始地形，才能走完全程近五千公里的偷渡路线。据巴拿马政府纪录，2022年从哥伦比亚越境进入巴拿马的25万人中，大陆人有2000多名，是疫情前10年人数总和的六倍。中国放弃清零政策后，2023年大陆走线客的数目又达到另一个高峰：今年1月至7月，从哥伦比亚过境巴拿马的中国人突破1万人。

端传媒在加州新移民聚集的丁胖子广场，记录了这些“走线”来美的偷渡客如何在异国他乡重建生活。端传媒早前亦刊出另一报道，记者从厄瓜多尔首都基多开始，一路记录偷渡客结队﹑买装备﹑联络蛇头﹑也记录一般没出过国门，英文也不大会讲的他们，为何冒死“润”出中国。请按此阅读。

29岁的李晴来美国两个月了。她的住处不起眼，但在这附近却无人不知。想要找到这里，只需要在谷歌地图里输入“丁胖子”，导航就会把你带到距加州洛杉矶往东大约15分钟车程，蒙特利公园市（Monterey Park）的一座美食广场。广场上有卖煎饼果子的中餐厅，草药店、照相馆、移民中介。小店的招牌上都写着汉字，不一定有英文名——即使有，也很少有顾客在意。在这里稍微驻足，就可能有中介上前招揽生意：是刚来的吗？是拿旅游签，还是走线来的？

李晴属于后者。去年以前，几乎没人听说过“走线”这个词。今年6月，李晴和丈夫带着5岁的儿子翻山渡海，穿越拉美9个国家，再从墨西哥北边越境进入美国时，已有至少1万多名中国人走过了同样的旅程，还有更多人在来的路上——因为这条横跨美洲大陆5000多公里的偷渡路线需要穿越一座原始雨林，多数人只能靠双脚走，所以称为“走线”。

丁胖子广场是许多华人到美国后的第一站，也被称为移民的“新手村”。据说一位姓丁的老板在这里开饭馆挖到了第一桶金，广场因此得名。如果在美国有家人，或者找到稳定的工作，人们在这里短暂落脚后就会离开。但许多“走线”来美的新移民都没有家人可以投奔，在站稳脚跟前，他们就一直住在丁胖子，把这里当作美国的大本营。

李晴住的家庭旅馆，与丁胖子广场仅有一街之隔。这些房子以前有的是整体出租的，但近几个月，因为走线来的人多了，房子也被改造了：一室一厅摆着8到10张单人床，男客住客厅，女客睡卧室。每张床每晚收取几美元到十几美元不等的费用，房东通常不问租客姓名，也不看证件，交现金就能住。沿街的大铁门很少上锁，推门走进来，眼前是一个长方形的庭院，左右手边各有几阶铁制楼梯，踩在上面会发出空洞的闷响。楼梯的扶手已经生锈，有些地方挂着租客的T恤和袜子，安静的时候能听到滴滴答答的水声。楼梯上下约有20多户，有的门前挂着褪色的春联和灯笼。房门总是开着，人多的时候，常有人探头进来问：“有床位吗？”

李晴一家人从亚利桑那州的移民监出来以后不久，她就在这里租了床位，小孩交给一位远房亲戚照顾，丈夫则在从这往东几十公里车程的一间种植大麻的农场上班，负责搭塑料大棚。两个人都没有固定的休息日，多做工就多赚钱。她在一间仓库工作，负责给包裹分类并贴上正确的标签。大部分包裹都是从中国寄来的商品，从电子产品到玩具都有。有时她会摸一摸包裹的形状，猜猜里面装的是什么。

这里每小时的工资是15美元。仓库老板和同事都是中国人，没有人问她要工作许可，她也心照不宣地没有提及自己“走线”的经历。“网上骂‘走线’的人很多，好像我们就是来美国当蛀虫的，”李晴说，“所以如果有人问，我一般都说自己是来旅游的。”在家庭旅馆，她也早出晚归，天没亮就起来洗漱，用两分钟的时间下楼，穿过丁胖子广场，坐完70号公交再换地铁A线，在长滩市北边下车。运气好的时候，会有同事开车捎她一程，不然她就需要再走15分钟才到仓库。

晚上，等她回到家庭旅馆时，通常已经过了晚餐时间。她会从洗碗池里捞出一口小锅，煮一把挂面，烫几根青菜，再加点火锅肉片和“老干妈”，就是一顿饭。偶尔休息的时候，她会坐在楼梯旁边的扶手椅上，一边晒太阳，一边看短视频学英语。她很少和人说话，室友换了一批又一批，大部分人她连名字都叫不出来。

“最近来的人太多了，这里工作不好找。特别是带着小孩，很难，”她说。现在，她唯一的希望就是丈夫能换一个近一点的工作，一家人尽快租个房安顿下来，或者一起到外州去。

雨林

“感受过自由，就不想回去做奴隶。”

最初是李晴丈夫提议“走线”的。疫情前，他在湖北的富士康组装苹果手机，每个月收入约4000人民币。李晴也在富士康工作过，每天要抛光上千部手机的铝制外壳。后来她因为视力下降和偏头痛的原因离开了工厂。疫情爆发后，李晴的丈夫被遣散。在时紧时松的“清零政策”下，他尽力寻找打零工的机会，在仓库卸过货，也送过外卖，有活干就赚钱，赶上疫情封城就只能躺平。后来工厂恢复生产，他却不想再回去了。“感受过自由，就不想回去做奴隶，”他说，希望“润”去一个经济前景更好，政治上更自由的国家。

他考虑过找蛇头偷渡。他听朋友说，找福建蛇头可以办理日本或欧洲的签证，办下来就能直接飞到墨西哥，接下来出海关、翻越美墨边境都会有人打点好，“自己跟着走就行了”。但走这样的路线每个人要花30多万人民币，一家三口承受不起。

直到去年，李晴的丈夫在YouTube上看到一个中国人在墨西哥扒火车偷渡美国的视频，后来他在抖音上也刷到“走线”，只要看完一个视频，算法就会不断推荐相似的内容。在视频的评论区，有人说走这条路线，每个人的开销可以控制在六七万人民币以内。他觉得自己被什么东西击中了。“以前觉得去日本也行，去新加坡也行，从来没觉得美国离自己这么近。”

但一家人能走到美国，他觉得还是要归功于李晴。从决定走线到出发前，李晴在Telegram上的走线群里待了好几个月，把能找到的信息细致地记下来：在哪里换汇，怎么联系蛇头，进雨林做哪些准备才能最大限度保障安全......

然而在这条绵延几千公里的偷渡之路上，什么样的准备都做不到万无一失。

在雨林入口，李晴花了1500美元，为自己和儿子雇了向导和马匹。她丈夫为了节省，坚持走了另一条更便宜、但更危险的路。这座雨林名为达连隘口，位于巴拿马和哥伦比亚之间，长约100公里，由大片沼泽、森林与河流组成。泛美公路本来要从这里穿过，将北美的阿拉斯加和南美的阿根廷通过公路连接起来；但这里生态脆弱，地形复杂，修建公路成本太高，于是这片雨林成了长达3万公里的泛美公路中间唯一的断档。

进雨林的第二天，李晴的丈夫和几十位讲西班牙语的偷渡客一起拽着绳索蹚过一条河，放在背包里的手机泡了水，打不开了。没有手机就意味着无法和妻子联系，也用不了谷歌翻译软件，只能靠比划和同伴交流。第三天，他因为膝盖扭伤而掉了队。他试图跟着别人的脚印走，但下雨后小河涨水冲掉了脚印，他很快就迷了路。落单的他在雨林里来来回回找路时，突然发现一条小径旁边横着两个人的遗体，已经微微发臭。

天色渐暗，他坐在河边，觉得自己也许再也见不到妻子和孩子了——他很害怕这个想法，但越害怕，想法就越在他脑子里转。这时候他听到不远处有人的脚步声和交谈的声音，是一队南美的移民。他大喊道：“Amigo！Amigo！”——朋友，这是他路上学会的三个西班牙语单词之一。他加入了这队人，还把身上带的食物和水都分给了同伴。第四天，在雨林另一端巴拿马的难民营里，他见到了等在那里的妻子和儿子。

后来，一家三口从危地马拉进入墨西哥东南部的恰帕斯州后，从那里两次试图坐大巴北上，都被墨西哥警方拦下。他们只得联系当地蛇头，希望走水路离开。在蛇头的安排下，一家人趁天黑出发，在港口登上一艘快艇。小船上挤着大约15个同伴，大部分是中国人。冰冷的海水打在身上，人们的衣衫全部湿透，儿子靠在爸爸怀里咳嗽不停。

船在太平洋上航行了10多个小时，快要靠岸的时候，一位同伴试图抓住孩子的救生衣帮他下船，但救生衣太大了，没有系紧，孩子一下就掉进了海里。还没等李晴回过神来，她丈夫已经一跃而下，从后面抱住在水中挣扎的儿子，把他托举起来，李晴赶快抓住儿子的手，把他拖回了船上。孩子被海水呛得涕泪横流。

“他一路都没有叫过苦，”李晴的丈夫后来红着眼眶回忆，“真让人心疼。”

为自己而活

李晴一家在路上跋涉时，51岁的Lei已经住进丁胖子广场附近的家庭旅馆了。

出发的那天，她穿着自己最漂亮的衣服，拎了一个假的名牌包，尽量打扮成出国旅游的阔太太，忐忑不安地排队等待办登机手续。对选择“走线”的人来说，第一步是想办法飞到厄瓜多尔。这是签证政策最宽松的南美国家之一，中国游客可以免签入境。但随着“走线”人数激增，从国内直飞厄瓜多尔很容易被边检拦下，因此Lei和许多人一样从第三国转机。此外，按照按国际惯例，如果乘客到了目的地无法顺利入关，航空公司可能要承担送乘客回出发地的费用。最近一年多，各航司对前往免签国的中国旅客加强了审查。

在她前面排队的也是中国人，一位中年男子穿着冲锋衣，揹着越野行囊，行李很少——Lei看着他，心里紧张极了，因为这样的打扮往往会引起航司地勤的怀疑。果然，航空公司拒绝为这位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并且把排在他身后几个持中国护照的旅客全部拦了下来。

去年偶然看到“走线”视频之前，Lei觉得自己的人生已经不会再有什么变化。90年代从单位下岗后，Lei一直承担着照护的角色：洗衣做饭，带小孩，照顾生病的亲戚；丈夫在家请人聚会喝得烂醉，她就默默收拾烟蒂和散落一地的酒瓶子。Lei的丈夫有一间小公司，接一些当地政府的工程项目。但即使是在家里经济相对宽裕的时候，Lei也很少感受到丈夫的体贴。有一次一家三口出去逛街，丈夫对她说：“孩子想要的我买，你想要的你自己买。”

孩子上学后，Lei想要开一间小店，但丈夫不愿意出钱支持她。“他脸上那种嫌弃的表情我到现在都记得”。她拉着丈夫坐下，“然后我把从我手里花出去的钱一笔一笔列出来，我让他看：是不是每一笔都是为了这个家？有哪一笔是花在我自己身上的呢？”

疫情后，丈夫的生意急转直下，很难接到项目，脾气变得更暴躁。从她的穿着到待人接物的方式，丈夫每一样都要挑剔。“在家里那些年，我过的是很没有自信的日子，”Lei说，“我的付出他从来看不到。”

丈夫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上面有三个姐姐。每年春节，Lei都要把家里打扫得一尘不染，做一大桌年夜饭，迎接丈夫的家人一起过年。有一次，丈夫和姐姐在客厅里说话，她借口上厕所，在卫生间里躲清静。过了一会，丈夫过来敲门催促：“干什么呢？快出来陪大家聊天。”

人过中年，孩子也长大了，Lei想要出去找工作，但求职异常艰难，再过几年她就要满55岁的法定退休年龄，“到时候想去超市当营业员都没有人要了。”去年，她在抖音刷到一段又一段“走线”视频，开始想像自己在异国他乡能过的另一种人生。在过了50岁生日不久后，她终于下定决心离开：“以前的日子我过够了。50岁以后的人生，我想为自己而活。”

在登机失败后，Lei临时想办法换票飞往泰国，从泰国转飞土耳其，然后飞厄瓜多尔。她从厄瓜多尔越境进入哥伦比亚，开始了她的“偷渡”之路－－一旦过了这条国界，她就不再拥有合法身份，处处要小心移民执法。她和十几个路上结识的“队友”一起，穿越雨林后一路坐大巴北上。

到墨西哥北部的时候，丈夫发来一条微信，问她什么时候回家。她发去一个微信定位，定位显示她在“下加利福尼亚州”，这是墨西哥最北端的州，与美国加州的圣地亚哥市接壤。而丈夫只注意到“加利福尼亚”这几个字，就以为她到了美国。

“他自始至终以为我只是出国来旅游的，”Lei说，“他觉得自己就好像如来佛，我逃不出他的手掌心。”

几天后，Lei在华人蛇头的帮助下越过美墨边境，然后向边境官员提出庇护申请。按照美国法律规定，移民无论是否以合法途径入境，均有权利申请庇护。她在移民看守所里住了近一个月，期间手机被收走，无法与家人联络。丈夫这才发觉不对劲，他辗转联系上了帮助Lei越境的人，询问她的下落。蛇头没有替她隐瞒：“你老婆是偷渡去美国的，你不知道吗？”

再次在电话里听到丈夫的声音时，Lei已经从移民看守所出来了，正在亚利桑那的机场里等待飞往洛杉矶的航班。面对电话那头暴跳如雷的丈夫，Lei把这些年小心翼翼藏在心里的委屈和盘托出，说完她就挂了电话，然后放声大哭。

她说，许多年来的辛苦，全部化在了那天的眼泪里。“今后的日子要为自己好好活。”

边境

Lei入境后不久，拜登当局推出一系列新政，旨在减少南部边境的非法越境现象。其中一项重要要求是，庇护申请者必须在到达美国边境前使用CBP One手机应用程序预约庇护面谈，否则入境后就没有资格提交申请。美国国土安全部每个月发放约4万个名额。这款应用程序因为可靠性差而饱受诟病，许多移民由于技术故障无法预约。受到新政影响，大量移民被困在美墨边境线。

但由于这款应用程序没有中文服务，大部分来自中国的移民都成功申请到了豁免：即使没有预约，越境后一样可以按照法律申请庇护。

此外，中国和美国之间的移民执法合作近几年处于停滞状态。虽然墨西哥同意接收美国遣返的四个国家的公民（委内瑞拉、尼加拉瓜、古巴和海地），但中国并不在列。因此，已经越境的中国移民很少遭到遣返。

“许多年来，美国的边境政策几乎没有考虑到西半球以外的移民，特别是非西班牙语国家的人，”移民议题专家凯特林·叶茨（Caitlyn Yates）说，“现在，越来越多其他地区的移民涌来美国，给移民体系带来新的考验。”

特朗普任内推出“留在墨西哥”（Remain in Mexico）政策，要求移民在墨西哥等待美国移民法庭排期，人权组织批评这项政策给需要庇护的移民增加了不必要的风险。拜登当局虽然撤销了这项政策，但仍继续向墨西哥施压，令其配合阻止移民北上。作为回应，墨西哥加紧打击偷渡。2022年，当局拦截了大约45万名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创下历史新高。

在墨西哥，腐败亦很常见。执法者常常对中国移民索要更高的贿赂，而且一旦进入移民拘留所，就没有人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能被释放。在东南部塔帕丘拉市的一间拘留所里，Lei花了500美元请律师，这是她在墨西哥最大的一笔开销。Lei不记得律师的名字，也不知道他是不是真正的律师。她只知道，花钱就可以早一点被释放。

除了移民执法，墨西哥还有盘根错节的黑帮势力。

在一个距离边境不到500公里的小城市，38岁的Mike带着儿子和同行的中国家庭一起打了一辆车，司机答应把他们送到边境。刚开出去几个路口，司机突然猛打方向，把车拐进了一个小巷子，一辆面包车从后面超过来，车上跳下来七八个男人。

接着，Mike的车门被拉开，他只觉得被一个男人的手臂卡住了脖子，没等他反应过来，已经被拖出车外。

同伴试图挣扎，被对方一阵拳打脚踢，到他求饶才罢手。绑匪通过翻译软件提出要求，要他们每人交4000美元赎人，然后把他们关进了一间仓库。

Mike注意到其中一个绑匪耳朵后面有一个十字架纹身。出国前，Mike是一个小剧团的魔术演员。他曾在全国各地的开业酬宾活动上演出，也给工厂里的工人和过生日的小孩子表演。他说，如果这些年的经验教会了他什么，那就是看人的直觉。他觉得这个纹著十字架的绑匪有信仰，“不会是坏人。”

第二天，有十字架纹身的男人给他们送来食物，Mike趁机会用翻译软件求他放了他们，他说：“家里父亲身体有病，我带孩子去美国就是为了挣钱。”一天半以后，绑匪把他们释放了。

等待

来美国以后，李晴做的最多的事情就是等待。等待从移民监释放，等待见律师，等待丈夫从大麻农场回来和她一起去亲戚家看儿子，还有等待工卡（即工作许可）。

美国法律规定，庇护申请提交150天后才能申请工卡，期间可选择的工作非常有限，大多是仓库、餐馆、装修等，这些工作对身份的限制较少，但工作强度大，没有固定的休息时间。

随着越来越多中国老板在美国投资大麻生意，各地的大麻农场上也出现更多中国劳工的身影，其中大多数是新移民。李晴的丈夫通过移民和职业中介Wei Hu找到了这份工作，他戴着老板给的大檐帽，在加州沙漠毒辣的阳光下搭建种植大麻的塑料大棚。他的皮肤以衣领为界，分成两种肤色。天气太热的时候，室外无法干活，他就在仓库里码货，听老板指挥“哪里缺人手就做什么”。晚上，他睡在农场上的简易工棚里。

他第一个月的工资是3500美元，Wei Hu从中抽取了350美元的“介绍费”，并坚持说自己是在“做好事”，“大部分客人都没有工卡，但刚来又需要工作，我给他们介绍工作也要承担风险。”

等庇护申请者拿到工卡，下一步就是等待案子开庭，由于案件大量积压，庇护申请从递交到裁决要经过数年的等待。一旦被拒绝，临时的身份就失效了，也就成了“黑工”，随时可能面临被递解出境的命运。

随着“走线”人数增多，中国当局打破了沉默。6月，中国驻洛杉矶领事馆发表声明：“近期，有中国公民通过非正常途径入境美国，遗失个人护照。其中不少人因无有效身份证件、无在美合法身份、无经济收入，在当地生活困难，或来美后实际情况远低预期，迫于无奈选择回国，向总领馆申办护照、旅行证。”领馆又呼吁中国公民应“通过合法途径来美，确保来美目的与所持签证种类一致”。

但对于李晴这样的走线客来说，想获得一纸签证还不如带着孩子穿越雨林和整个美洲大陆来得实际：“我们没有学历，做的是体力活，哪个签证官会给我们发签证呢？”

美国是每年接纳新移民人数最多的国家。去年，有近100万人成为美国公民，是近15年来最多的一次。但比起想来的人，位子远远不够。特别是对于没有受过高等教育，或者没有足够资金办理投资移民的人来说，申请庇护往往是唯一的一条路。但庇护也是充满不确定性的一条路：即使顺利递交了申请，能否获批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法官的态度。在洛杉矶市中心奥利弗街的移民法院，不同法官对庇护案件的批准率相差很大，庇护案件通过率最高为67.4%，最低只有4%。

“有些法官手很严，对移民比较强硬，”移民律师彭佳玮说，特别是曾在移民执法机构或者检方工作过的法官，“有些可能对移民比较同情。总体来说，针对法官的监督很少。如果赶上‘杀手’法官，案件就很难通过。”帮李晴照顾孩子的亲戚许多年前持旅游签证入境美国，随后递交了庇护申请。但现在，这条路已经很难走通。

根据美国政府的数据，2019财年，中国公民申请美国商务和旅行签证（B1/B2）有82%都获得批准。这个数字在疫情期间跌至21%，主要是因为特朗普政府出台禁令，不允许从中国大陆出发的旅行者入境美国，除非持有美国护照或绿卡。去年，虽然通过率回升到70%，但美国对中国申请者仅发放了不到7万张B1/B2签证。在2019年，这一数字是100万张。也就是说，现在发放的旅游和商务签仅有疫情前的百分之七。专家普遍认为，这既有案件积压的原因，也是因为严格的审批程序让更多人望而却步。

Lei也在漫长的等待中。她不知道庇护能不能办下来，就算办不下来，也许拿着在美国存下的钱回国开启新生活也未尝不可。

等待期间也有开心的事情，她每次回到洛杉矶休整或者办事，都会住在同一间家庭旅馆，这里有她的朋友——一位年纪大她几岁的大姐。她们今年3月在家庭旅馆里相识，大姐也是“走线”来的，在附近一家餐馆后厨做面案师傅。Lei的丈夫催她回国，她就向大姐吐苦水；大姐会买零食和车厘子分给Lei吃。“我在这里遇到的都是好人，”Lei说。

7月的一天，Lei回到蒙市见律师，办理工卡。律师让她交一张证件照，于是她穿上一件白色的衬衣，站在镜子前，反复端详自己的样子。她没有腮红，就随便涂了些口红在脸颊上。大姐看不下去，走过来用手掌帮Lei把脸颊上的颜色涂匀：“腮红哪能这么打呀。”

第二天中午，Lei走了。她的朋友并不清楚她要去哪，她自己也不一定知道。新工作在哪，她就到哪去；老板什么时候来接，她就什么时候走。这一次，职介所帮她找到了外州的工作。“外州”指的并不一定是加州以外。只要是离开洛杉矶几小时车程，亚洲面孔开始变少、不再有随处可见的中文招牌的地方，都统称为外州。离洛杉矶越远，招工就越难，所以老板会开出更好的条件，比如包吃包住。如果员工没有车，老板还会接送上下班。在外州，只要耐得住寂寞，就能攒下更多钱。

Lei曾在加州海岸线上的一个小镇做家政工，她不大需要和客户交流，那是老板的工作。每当移民程序有了新进展，或者要换工作，她就会回到蒙特利公园的家庭旅馆，休整几天，和朋友说说话。如果手头相对宽裕，就去做个美容，等找到了新工作就离开。

Mike也在等待工卡。他租了别人的账号送外卖，约10%-15%的收入要上交给“号主”。每天早上7点，他从“丁胖子广场”附近出发，导航带着他穿行在洛杉矶的大街小巷。有一单的目的地在一条车来车往的主干道上，Mike找不到地方停车，只能打上“双闪”停在公交车道上。他把客人写的指令截图保存下来，上传到翻译软件里翻成中文，然后拎起装外卖的纸袋子，一路小跑进一栋写字楼。几分钟后，他跑回来一把拉开车门，赶在警察给罚单前把车开走，向着下一个目的地出发。

送外卖需要一些计划：他需要知道洛杉矶哪些地方安全，哪里的客人给小费比较慷慨，哪些区域应该避开——到了这些地区，就要考虑把app关掉。他还要记住每个月必须跑够多少单，才能在下个月拿到更高的账户权限，有了权限就能随时随地上线，不需要预约，也不需要耗费汽油空跑到app规定的繁忙地区才能接单。想赚钱，运气也必不可少：运气好才能接到大单，拿到更高的小费，并躲过罚款。Mike觉得自己是受到幸运之神眷顾的人，不然他和儿子也不可能平安到达美国。

除了送外卖，剩下的时间他都在陪12岁的儿子。孩子还不懂事的时候，离了婚的Mike把他留给老家的父母照顾，他自己跟着小剧团在全国各地演出赚钱。有时候演出的地方离家不太远，他就会挤出时间回去看孩子。这次把儿子带出国，是父子俩第一次真正生活在一起。

经历过路上的九死一生，他开始每周带儿子去教会。在这里，他们结识了新朋友，其中有不少人也是“走线”过来的。有一次周日的聚会上，一位教会的弟兄当着很多人的面夸Mike的儿子二胡拉得好，小朋友笑得很腼腆，父亲脸上写满了骄傲。

“最近在洛杉矶遇到一位很好的音乐老师，愿意教我儿子，”他希望孩子以后能在美国继续学音乐，“（孩子）天赋还不错，扔给他一个《赛马》的谱子，他没多久就能练好。”

Mike从不掩饰他对中国经济和政治形势的失望。演出行业对经济变化的感受最为直接，他说，工厂效益差，或者没有新店开业，剧团就没有生意可做。现在他在洛杉矶，如果运气好，或者少休息几天，每个月能有三四千美元的收入，他希望陪着儿子“在一个自由的国度长大”。

今年入境的Mike、Lei和李晴都还在等待出庭。李晴一家人首次开庭时间定在2025年2月，而案件最终的结果还需要更漫长的等待。

李晴觉得很难说自己喜不喜欢美国，但和家人分开的日子让她感到很难熬。有一天她在丁胖子广场附近散步，看到别人搬家，男主人在指挥搬家工人，女主人怀里抱着一个女孩，旁边还有一个大一点的男孩跑来跑去，路边散落着一些他们丢掉的家具。一个沙发靠垫看上去还很新，她就捡起来带回了家庭旅馆。

“路上再苦，至少一家人是在一起的，”她说，“现在反而感觉看不到头。”

她希望丈夫回到蒙市附近，在仓库或装修队工作，报酬和农场上相差不会太大。但他搬回来就需要开始自己花钱租房，就算住在家庭旅馆，一个月也会多出约400美元的住房开销，还没有算吃饭的费用——于是两人就这么僵持着。

晚上，李晴会在B站上看美剧解说，或者跟着抖音视频学英语，大多是最基础的对话：“There are three people in my family. This is my father. This is my mother…”如果室友还没睡，她会跟着轻声念一念。

有时候床头的灯还开着，她已经睡着了，手机就从手中滑下来，落在枕头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