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線」之後：他們在美國分包裹﹑送外賣﹑當家務工，從零開始

編者按：疫情之後的中國社交媒體出現了一個新名詞：「走線」。許多大陸人走上了這條本由南美偷渡客和難民走出來的路線，從南美厄瓜多爾開始，穿越哥倫比亞﹑巴拿馬﹑危地馬拉﹑墨西哥等國，再進入美國申請庇護。走線客通常要用當地蛇頭提供的服務，還要跋山涉水穿越未經開發的原始地形，才能走完全程近五千公里的偷渡路線。據巴拿馬政府紀錄，2022年從哥倫比亞越境進入巴拿馬的25萬人中，大陸人有2000多名，是疫情前10年人數總和的六倍。中國放棄清零政策後，2023年大陸走線客的數目又達到另一個高峰：今年1月至7月，從哥倫比亞過境巴拿馬的中國人突破1萬人。

端傳媒在加州新移民聚集的丁胖子廣場，記錄了這些「走線」來美的偷渡客如何在異國他鄉重建生活。端傳媒早前亦刊出另一報道，記者從厄瓜多爾首都基多開始，一路記錄偷渡客結隊﹑買裝備﹑聯絡蛇頭﹑也記錄一般沒出過國門，英文也不大會講的他們，為何冒死「潤」出中國。請按此閱讀。

29歲的李晴來美國兩個月了。她的住處不起眼，但在這附近卻無人不知。想要找到這裏，只需要在谷歌地圖裏輸入「丁胖子」，導航就會把你帶到距加州洛杉磯往東大約15分鐘車程，蒙特利公園市（Monterey Park）的一座美食廣場。廣場上有賣煎餅果子的中餐廳，草藥店、照相館、移民中介。小店的招牌上都寫着漢字，不一定有英文名——即使有，也很少有顧客在意。在這裏稍微駐足，就可能有中介上前招攬生意：是剛來的嗎？是拿旅遊簽，還是走線來的？

李晴屬於後者。去年以前，幾乎沒人聽說過「走線」這個詞。今年6月，李晴和丈夫帶着5歲的兒子翻山渡海，穿越拉美9個國家，再從墨西哥北邊越境進入美國時，已有至少1萬多名中國人走過了同樣的旅程，還有更多人在來的路上——因為這條橫跨美洲大陸5000多公里的偷渡路線需要穿越一座原始雨林，多數人只能靠雙腳走，所以稱為「走線」。

丁胖子廣場是許多華人到美國後的第一站，也被稱為移民的「新手村」。據說一位姓丁的老闆在這裏開飯館挖到了第一桶金，廣場因此得名。如果在美國有家人，或者找到穩定的工作，人們在這裏短暫落腳後就會離開。但許多「走線」來美的新移民都沒有家人可以投奔，在站穩腳跟前，他們就一直住在丁胖子，把這裏當作美國的大本營。

李晴住的家庭旅館，與丁胖子廣場僅有一街之隔。這些房子以前有的是整體出租的，但近幾個月，因為走線來的人多了，房子也被改造了：一室一廳擺着8到10張單人床，男客住客廳，女客睡臥室。每張床每晚收取幾美元到十幾美元不等的費用，房東通常不問租客姓名，也不看證件，交現金就能住。沿街的大鐵門很少上鎖，推門走進來，眼前是一個長方形的庭院，左右手邊各有幾階鐵製樓梯，踩在上面會發出空洞的悶響。樓梯的扶手已經生鏽，有些地方掛着租客的T恤和襪子，安靜的時候能聽到滴滴答答的水聲。樓梯上下約有20多戶，有的門前掛着褪色的春聯和燈籠。房門總是開着，人多的時候，常有人探頭進來問：「有床位嗎？」

李晴一家人從亞利桑那州的移民監出來以後不久，她就在這裏租了床位，小孩交給一位遠房親戚照顧，丈夫則在從這往東幾十公里車程的一間種植大麻的農場上班，負責搭塑料大棚。兩個人都沒有固定的休息日，多做工就多賺錢。她在一間倉庫工作，負責給包裹分類並貼上正確的標簽。大部分包裹都是從中國寄來的商品，從電子產品到玩具都有。有時她會摸一摸包裹的形狀，猜猜裏面裝的是什麼。

這裏每小時的工資是15美元。倉庫老闆和同事都是中國人，沒有人問她要工作許可，她也心照不宣地沒有提及自己「走線」的經歷。「網上罵『走線』的人很多，好像我們就是來美國當蛀蟲的，」李晴說，「所以如果有人問，我一般都說自己是來旅遊的。」在家庭旅館，她也早出晚歸，天沒亮就起來洗漱，用兩分鐘的時間下樓，穿過丁胖子廣場，坐完70號公交再換地鐵A線，在長灘市北邊下車。運氣好的時候，會有同事開車捎她一程，不然她就需要再走15分鐘才到倉庫。

晚上，等她回到家庭旅館時，通常已經過了晚餐時間。她會從洗碗池裏撈出一口小鍋，煮一把掛面，燙幾根青菜，再加點火鍋肉片和「老乾媽」，就是一頓飯。偶爾休息的時候，她會坐在樓梯旁邊的扶手椅上，一邊曬太陽，一邊看短視頻學英語。她很少和人說話，室友換了一批又一批，大部分人她連名字都叫不出來。

「最近來的人太多了，這裏工作不好找。特別是帶着小孩，很難，」她說。現在，她唯一的希望就是丈夫能換一個近一點的工作，一家人盡快租個房安頓下來，或者一起到外州去。

雨林

「感受過自由，就不想回去做奴隸。」

最初是李晴丈夫提議「走線」的。疫情前，他在湖北的富士康組裝蘋果手機，每個月收入約4000人民幣。李晴也在富士康工作過，每天要拋光上千部手機的鋁製外殼。後來她因為視力下降和偏頭痛的原因離開了工廠。疫情爆發後，李晴的丈夫被遣散。在時緊時鬆的「清零政策」下，他盡力尋找打零工的機會，在倉庫卸過貨，也送過外賣，有活幹就賺錢，趕上疫情封城就只能躺平。後來工廠恢復生產，他卻不想再回去了。「感受過自由，就不想回去做奴隸，」他說，希望「潤」去一個經濟前景更好，政治上更自由的國家。

他考慮過找蛇頭偷渡。他聽朋友說，找福建蛇頭可以辦理日本或歐洲的簽證，辦下來就能直接飛到墨西哥，接下來出海關、翻越美墨邊境都會有人打點好，「自己跟着走就行了」。但走這樣的路線每個人要花30多萬人民幣，一家三口承受不起。

直到去年，李晴的丈夫在YouTube上看到一個中國人在墨西哥扒火車偷渡美國的視頻，後來他在抖音上也刷到「走線」，只要看完一個視頻，算法就會不斷推薦相似的內容。在視頻的評論區，有人說走這條路線，每個人的開銷可以控制在六七萬人民幣以內。他覺得自己被甚麼東西擊中了。「以前覺得去日本也行，去新加坡也行，從來沒覺得美國離自己這麼近。」

但一家人能走到美國，他覺得還是要歸功於李晴。從決定走線到出發前，李晴在Telegram上的走線群裏待了好幾個月，把能找到的信息細緻地記下來：在哪裏換匯，怎麼聯繫蛇頭，進雨林做哪些準備才能最大限度保障安全......

然而在這條綿延幾千公里的偷渡之路上，甚麼樣的準備都做不到萬無一失。

在雨林入口，李晴花了1500美元，為自己和兒子僱了嚮導和馬匹。她丈夫為了節省，堅持走了另一條更便宜、但更危險的路。這座雨林名為達連隘口，位於巴拿馬和哥倫比亞之間，長約100公里，由大片沼澤、森林與河流組成。泛美公路本來要從這裏穿過，將北美的阿拉斯加和南美的阿根廷通過公路連接起來；但這裏生態脆弱，地形複雜，修建公路成本太高，於是這片雨林成了長達3萬公里的泛美公路中間唯一的斷檔。

進雨林的第二天，李晴的丈夫和幾十位講西班牙語的偷渡客一起拽着繩索蹚過一條河，放在揹包裏的手機泡了水，打不開了。沒有手機就意味着無法和妻子聯繫，也用不了谷歌翻譯軟件，只能靠比劃和同伴交流。第三天，他因為膝蓋扭傷而掉了隊。他試圖跟着別人的腳印走，但下雨後小河漲水沖掉了腳印，他很快就迷了路。落單的他在雨林裏來來回回找路時，突然發現一條小徑旁邊橫着兩個人的遺體，已經微微發臭。

天色漸暗，他坐在河邊，覺得自己也許再也見不到妻子和孩子了——他很害怕這個想法，但越害怕，想法就越在他腦子裏轉。這時候他聽到不遠處有人的腳步聲和交談的聲音，是一隊南美的移民。他大喊道：「Amigo！Amigo！」——朋友，這是他路上學會的三個西班牙語單詞之一。他加入了這隊人，還把身上帶的食物和水都分給了同伴。第四天，在雨林另一端巴拿馬的難民營裏，他見到了等在那裏的妻子和兒子。

後來，一家三口從危地馬拉進入墨西哥東南部的恰帕斯州後，從那裏兩次試圖坐大巴北上，都被墨西哥警方攔下。他們只得聯繫當地蛇頭，希望走水路離開。在蛇頭的安排下，一家人趁天黑出發，在港口登上一艘快艇。小船上擠着大約15個同伴，大部分是中國人。冰冷的海水打在身上，人們的衣衫全部溼透，兒子靠在爸爸懷裏咳嗽不停。

船在太平洋上航行了10多個小時，快要靠岸的時候，一位同伴試圖抓住孩子的救生衣幫他下船，但救生衣太大了，沒有繫緊，孩子一下就掉進了海裏。還沒等李晴回過神來，她丈夫已經一躍而下，從後面抱住在水中掙扎的兒子，把他托舉起來，李晴趕快抓住兒子的手，把他拖回了船上。孩子被海水嗆得涕淚橫流。

「他一路都沒有叫過苦，」李晴的丈夫後來紅着眼眶回憶，「真讓人心疼。」

為自己而活

李晴一家在路上跋涉時，51歲的Lei已經住進丁胖子廣場附近的家庭旅館了。

出發的那天，她穿着自己最漂亮的衣服，拎了一個假的名牌包，儘量打扮成出國旅遊的闊太太，忐忑不安地排隊等待辦登機手續。對選擇「走線」的人來說，第一步是想辦法飛到厄瓜多爾。這是簽證政策最寬鬆的南美國家之一，中國遊客可以免簽入境。但隨着「走線」人數激增，從國內直飛厄瓜多爾很容易被邊檢攔下，因此Lei和許多人一樣從第三國轉機。此外，按照按國際慣例，如果乘客到了目的地無法順利入關，航空公司可能要承擔送乘客回出發地的費用。最近一年多，各航司對前往免簽國的中國旅客加強了審查。

在她前面排隊的也是中國人，一位中年男子穿着衝鋒衣，揹着越野行囊，行李很少——Lei看着他，心裏緊張極了，因為這樣的打扮往往會引起航司地勤的懷疑。果然，航空公司拒絕為這位旅客辦理登機手續，並且把排在他身後幾個持中國護照的旅客全部攔了下來。

去年偶然看到「走線」視頻之前，Lei覺得自己的人生已經不會再有什麼變化。90年代從單位下崗後，Lei一直承擔着照護的角色：洗衣做飯，帶小孩，照顧生病的親戚；丈夫在家請人聚會喝得爛醉，她就默默收拾菸蒂和散落一地的酒瓶子。Lei的丈夫有一間小公司，接一些當地政府的工程項目。但即使是在家裏經濟相對寬裕的時候，Lei也很少感受到丈夫的體貼。有一次一家三口出去逛街，丈夫對她說：「孩子想要的我買，你想要的你自己買。」

孩子上學後，Lei想要開一間小店，但丈夫不願意出錢支持她。「他臉上那種嫌棄的表情我到現在都記得」。她拉着丈夫坐下，「然後我把從我手裏花出去的錢一筆一筆列出來，我讓他看：是不是每一筆都是為了這個家？有哪一筆是花在我自己身上的呢？」

疫情後，丈夫的生意急轉直下，很難接到項目，脾氣變得更暴躁。從她的穿着到待人接物的方式，丈夫每一樣都要挑剔。「在家裏那些年，我過的是很沒有自信的日子，」Lei說，「我的付出他從來看不到。」

丈夫是家裏最小的孩子，上面有三個姐姐。每年春節，Lei都要把家裏打掃得一塵不染，做一大桌年夜飯，迎接丈夫的家人一起過年。有一次，丈夫和姐姐在客廳裏說話，她藉口上廁所，在衛生間裏躲清靜。過了一會，丈夫過來敲門催促：「幹甚麼呢？快出來陪大家聊天。」

人過中年，孩子也長大了，Lei想要出去找工作，但求職異常艱難，再過幾年她就要滿55歲的法定退休年齡，「到時候想去超市當營業員都沒有人要了。」去年，她在抖音刷到一段又一段「走線」視頻，開始想像自己在異國他鄉能過的另一種人生。在過了50歲生日不久後，她终於下定決心離開：「以前的日子我過夠了。50歲以後的人生，我想為自己而活。」

在登機失敗後，Lei臨時想辦法換票飛往泰國，從泰國轉飛土耳其，然後飛厄瓜多爾。她從厄瓜多爾越境進入哥倫比亞，開始了她的「偷渡」之路－－一旦過了這條國界，她就不再擁有合法身份，處處要小心移民執法。她和十幾個路上結識的「隊友」一起，穿越雨林後一路坐大巴北上。

到墨西哥北部的時候，丈夫發來一條微信，問她什麼時候回家。她發去一個微信定位，定位顯示她在「下加利福尼亞州」，這是墨西哥最北端的州，與美國加州的聖地亞哥市接壤。而丈夫只注意到「加利福尼亞」這幾個字，就以為她到了美國。

「他自始至終以為我只是出國來旅遊的，」Lei說，「他覺得自己就好像如來佛，我逃不出他的手掌心。」

幾天後，Lei在華人蛇頭的幫助下越過美墨邊境，然後向邊境官員提出庇護申請。按照美國法律規定，移民無論是否以合法途徑入境，均有權利申請庇護。她在移民看守所裏住了近一個月，期間手機被收走，無法與家人聯絡。丈夫這才發覺不對勁，他輾轉聯繫上了幫助Lei越境的人，詢問她的下落。蛇頭沒有替她隱瞞：「你老婆是偷渡去美國的，你不知道嗎？」

再次在電話裏聽到丈夫的聲音時，Lei已經從移民看守所出來了，正在亞利桑那的機場裏等待飛往洛杉磯的航班。面對電話那頭暴跳如雷的丈夫，Lei把這些年小心翼翼藏在心裏的委屈和盤托出，說完她就掛了電話，然後放聲大哭。

她說，許多年來的辛苦，全部化在了那天的眼淚裏。「今後的日子要為自己好好活。」

邊境

Lei入境後不久，拜登當局推出一系列新政，旨在減少南部邊境的非法越境現象。其中一項重要要求是，庇護申請者必須在到達美國邊境前使用CBP One手機應用程序預約庇護面談，否則入境後就沒有資格提交申請。美國國土安全部每個月發放約4萬個名額。這款應用程序因為可靠性差而飽受詬病，許多移民由於技術故障無法預約。受到新政影響，大量移民被困在美墨邊境線。

但由於這款應用程序沒有中文服務，大部分來自中國的移民都成功申請到了豁免：即使沒有預約，越境後一樣可以按照法律申請庇護。

此外，中國和美國之間的移民執法合作近幾年處於停滯狀態。雖然墨西哥同意接收美國遣返的四個國家的公民（委內瑞拉、尼加拉瓜、古巴和海地），但中國並不在列。因此，已經越境的中國移民很少遭到遣返。

「許多年來，美國的邊境政策幾乎沒有考慮到西半球以外的移民，特別是非西班牙語國家的人，」移民議題專家凱特林·葉茨（Caitlyn Yates）說，「現在，越來越多其他地區的移民湧來美國，給移民體系帶來新的考驗。」

特朗普任内推出「留在墨西哥」（Remain in Mexico）政策，要求移民在墨西哥等待美國移民法庭排期，人權組織批評這項政策給需要庇護的移民增加了不必要的風險。拜登當局雖然撤銷了這項政策，但仍繼續向墨西哥施壓，令其配合阻止移民北上。作為回應，墨西哥加緊打擊偷渡。2022年，當局攔截了大約45萬名來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創下歷史新高。

在墨西哥，腐敗亦很常見。執法者常常對中國移民索要更高的賄賂，而且一旦進入移民拘留所，就沒有人知道自己什麼時候能被釋放。在東南部塔帕丘拉市的一間拘留所裏，Lei花了500美元請律師，這是她在墨西哥最大的一筆開銷。Lei不記得律師的名字，也不知道他是不是真正的律師。她只知道，花錢就可以早一點被釋放。

除了移民執法，墨西哥還有盤根錯節的黑幫勢力。

在一個距離邊境不到500公里的小城市，38歲的Mike帶着兒子和同行的中國家庭一起打了一輛車，司機答應把他們送到邊境。剛開出去幾個路口，司機突然猛打方向，把車拐進了一個小巷子，一輛麵包車從後面超過來，車上跳下來七八個男人。

接着，Mike的車門被拉開，他只覺得被一個男人的手臂卡住了脖子，沒等他反應過來，已經被拖出車外。

同伴試圖掙扎，被對方一陣拳打腳踢，到他求饒才罷手。綁匪通過翻譯軟件提出要求，要他們每人交4000美元贖人，然後把他們關進了一間倉庫。

Mike注意到其中一個綁匪耳朵後面有一個十字架紋身。出國前，Mike是一個小劇團的魔術演員。他曾在全國各地的開業酬賓活動上演出，也給工廠裏的工人和過生日的小孩子表演。他說，如果這些年的經驗教會了他什麼，那就是看人的直覺。他覺得這個紋著十字架的綁匪有信仰，「不會是壞人。」

第二天，有十字架紋身的男人給他們送來食物，Mike趁機會用翻譯軟件求他放了他們，他說：「家裏父親身體有病，我帶孩子去美國就是為了掙錢。」一天半以後，綁匪把他們釋放了。

等待

來美國以後，李晴做的最多的事情就是等待。等待從移民監釋放，等待見律師，等待丈夫從大麻農場回來和她一起去親戚家看兒子，還有等待工卡（即工作許可）。

美國法律規定，庇護申請提交150天後才能申請工卡，期間可選擇的工作非常有限，大多是倉庫、餐館、裝修等，這些工作對身份的限制較少，但工作強度大，沒有固定的休息時間。

隨着越來越多中國老闆在美國投資大麻生意，各地的大麻農場上也出現更多中國勞工的身影，其中大多數是新移民。李晴的丈夫通過移民和職業中介Wei Hu找到了這份工作，他戴着老闆給的大檐帽，在加州沙漠毒辣的陽光下搭建種植大麻的塑料大棚。他的皮膚以衣領為界，分成兩種膚色。天氣太熱的時候，室外無法幹活，他就在倉庫裏碼貨，聽老闆指揮「哪裏缺人手就做什麼」。晚上，他睡在農場上的簡易工棚裏。

他第一個月的工資是3500美元，Wei Hu從中抽取了350美元的「介紹費」，並堅持說自己是在「做好事」，「大部分客人都沒有工卡，但剛來又需要工作，我給他們介紹工作也要承擔風險。」

等庇護申请者拿到工卡，下一步就是等待案子開庭，由於案件大量積壓，庇護申請從遞交到裁決要經過數年的等待。一旦被拒絕，臨時的身份就失效了，也就成了「黑工」，隨時可能面臨被遞解出境的命運。

隨着「走線」人數增多，中國當局打破了沉默。6月，中國駐洛杉磯領事館發表聲明：「近期，有中國公民通過非正常途徑入境美國，遺失個人護照。其中不少人因無有效身份證件、無在美合法身份、無經濟收入，在當地生活困難，或來美後實際情況遠低預期，迫於無奈選擇回國，向總領館申辦護照、旅行證。」領館又呼籲中國公民應「通過合法途徑來美，確保來美目的與所持簽證種類一致」。

但對於李晴這樣的走線客來說，想獲得一紙簽證還不如帶着孩子穿越雨林和整個美洲大陸來得實際：「我們沒有學歷，做的是體力活，哪個簽證官會給我們發簽證呢？」

美國是每年接納新移民人數最多的國家。去年，有近100萬人成為美國公民，是近15年來最多的一次。但比起想來的人，位子遠遠不夠。特別是對於沒有受過高等教育，或者沒有足夠資金辦理投資移民的人來說，申請庇護往往是唯一的一條路。但庇護也是充滿不確定性的一條路：即使順利遞交了申請，能否獲批很大程度上也取決於法官的態度。在洛杉磯市中心奧利弗街的移民法院，不同法官對庇護案件的批准率相差很大，庇護案件通過率最高為67.4%，最低只有4%。

「有些法官手很嚴，對移民比較強硬，」移民律師彭佳瑋說，特別是曾在移民執法機構或者檢方工作過的法官，「有些可能對移民比較同情。總體來說，針對法官的監督很少。如果趕上『殺手』法官，案件就很難通過。」幫李晴照顧孩子的親戚許多年前持旅遊簽證入境美國，隨後遞交了庇護申請。但現在，這條路已經很難走通。

根據美國政府的數據，2019財年，中國公民申請美國商務和旅行簽證（B1/B2）有82%都獲得批准。這個數字在疫情期間跌至21%，主要是因為特朗普政府出台禁令，不允許從中國大陸出發的旅行者入境美國，除非持有美國護照或綠卡。去年，雖然通過率回升到70%，但美國對中國申請者僅發放了不到7萬張B1/B2簽證。在2019年，這一數字是100萬張。也就是說，現在發放的旅遊和商務簽僅有疫情前的百分之七。專家普遍認為，這既有案件積壓的原因，也是因為嚴格的審批程序讓更多人望而卻步。

Lei也在漫長的等待中。她不知道庇護能不能辦下來，就算辦不下來，也許拿着在美國存下的錢回國開啓新生活也未嘗不可。

等待期間也有開心的事情，她每次回到洛杉磯休整或者辦事，都會住在同一間家庭旅館，這裏有她的朋友——一位年紀大她幾歲的大姐。她們今年3月在家庭旅館裏相識，大姐也是「走線」來的，在附近一家餐館後廚做面案師傅。Lei的丈夫催她回國，她就向大姐吐苦水；大姐會買零食和車厘子分給Lei吃。「我在這裏遇到的都是好人，」Lei說。

7月的一天，Lei回到蒙市見律師，辦理工卡。律師讓她交一張證件照，於是她穿上一件白色的襯衣，站在鏡子前，反覆端詳自己的樣子。她沒有腮紅，就隨便塗了些口紅在臉頰上。大姐看不下去，走過來用手掌幫Lei把臉頰上的顏色塗勻：「腮紅哪能這麼打呀。」

第二天中午，Lei走了。她的朋友並不清楚她要去哪，她自己也不一定知道。新工作在哪，她就到哪去；老闆什麼時候來接，她就什麼時候走。這一次，職介所幫她找到了外州的工作。「外州」指的並不一定是加州以外。只要是離開洛杉磯幾小時車程，亞洲面孔開始變少、不再有隨處可見的中文招牌的地方，都統稱為外州。離洛杉磯越遠，招工就越難，所以老闆會開出更好的條件，比如包吃包住。如果員工沒有車，老闆還會接送上下班。在外州，只要耐得住寂寞，就能攢下更多錢。

Lei曾在加州海岸線上的一個小鎮做家政工，她不大需要和客戶交流，那是老闆的工作。每當移民程序有了新進展，或者要換工作，她就會回到蒙特利公園的家庭旅館，休整幾天，和朋友說說話。如果手頭相對寬裕，就去做個美容，等找到了新工作就離開。

Mike也在等待工卡。他租了別人的賬號送外賣，約10%-15%的收入要上交給「號主」。每天早上7點，他從「丁胖子廣場」附近出發，導航帶着他穿行在洛杉磯的大街小巷。有一單的目的地在一條車來車往的主幹道上，Mike找不到地方停車，只能打上「雙閃」停在公交車道上。他把客人寫的指令截圖保存下來，上傳到翻譯軟件裏翻成中文，然後拎起裝外賣的紙袋子，一路小跑進一棟寫字樓。幾分鐘後，他跑回來一把拉開車門，趕在警察給罰單前把車開走，向着下一個目的地出發。

送外賣需要一些計劃：他需要知道洛杉磯哪些地方安全，哪裏的客人給小費比較慷慨，哪些區域應該避開——到了這些地區，就要考慮把app關掉。他還要記住每個月必須跑夠多少單，才能在下個月拿到更高的賬戶權限，有了權限就能隨時隨地上線，不需要預約，也不需要耗費汽油空跑到app規定的繁忙地區才能接單。想賺錢，運氣也必不可少：運氣好才能接到大單，拿到更高的小費，並躲過罰款。Mike覺得自己是受到幸運之神眷顧的人，不然他和兒子也不可能平安到達美國。

除了送外賣，剩下的時間他都在陪12歲的兒子。孩子還不懂事的時候，離了婚的Mike把他留給老家的父母照顧，他自己跟着小劇團在全國各地演出賺錢。有時候演出的地方離家不太遠，他就會擠出時間回去看孩子。這次把兒子帶出國，是父子倆第一次真正生活在一起。

經歷過路上的九死一生，他開始每週帶兒子去教會。在這裏，他們結識了新朋友，其中有不少人也是「走線」過來的。有一次週日的聚會上，一位教會的弟兄當着很多人的面誇Mike的兒子二胡拉得好，小朋友笑得很靦腆，父親臉上寫滿了驕傲。

「最近在洛杉磯遇到一位很好的音樂老師，願意教我兒子，」他希望孩子以後能在美國繼續學音樂，「（孩子）天賦還不錯，扔給他一個《賽馬》的譜子，他沒多久就能練好。」

Mike從不掩飾他對中國經濟和政治形勢的失望。演出行業對經濟變化的感受最為直接，他說，工廠效益差，或者沒有新店開業，劇團就沒有生意可做。現在他在洛杉磯，如果運氣好，或者少休息幾天，每個月能有三四千美元的收入，他希望陪着兒子「在一個自由的國度長大」。

今年入境的Mike、Lei和李晴都還在等待出庭。李晴一家人首次開庭時間定在2025年2月，而案件最終的結果還需要更漫長的等待。

李晴覺得很難說自己喜不喜歡美國，但和家人分開的日子讓她感到很難熬。有一天她在丁胖子廣場附近散步，看到別人搬家，男主人在指揮搬家工人，女主人懷裏抱着一個女孩，旁邊還有一個大一點的男孩跑來跑去，路邊散落着一些他們丟掉的傢俱。一個沙發靠墊看上去還很新，她就撿起來帶回了家庭旅館。

「路上再苦，至少一家人是在一起的，」她說，「現在反而感覺看不到頭。」

她希望丈夫回到蒙市附近，在倉庫或裝修隊工作，報酬和農場上相差不會太大。但他搬回來就需要開始自己花錢租房，就算住在家庭旅館，一個月也會多出約400美元的住房開銷，還沒有算吃飯的費用——於是兩人就這麼僵持着。

晚上，李晴會在B站上看美劇解說，或者跟着抖音視頻學英語，大多是最基礎的對話：「There are three people in my family. This is my father. This is my mother…」如果室友還沒睡，她會跟着輕聲念一念。

有時候床頭的燈還開着，她已經睡着了，手機就從手中滑下來，落在枕頭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