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9年至今，台湾人自我想像中所包含的微妙矛盾，比过往都更加明显地浮现台面。一方面，中国日趋侵略性的外在压力让台湾民众的台湾认同攀升到空前高度，但另一方面，这样的台湾认同虽然出于面对极权进逼时所谓“同岛一命，抗中保台”的忧患意识，但却仍然缺乏明确的内涵来支撑。
回顾自90年代民主化以来，台湾公共论域并没有再出现如70年代乡土文学论战、80年代台湾意识论战等对台湾认同内涵的集体辩论与积极探索；反之，国族认同屡屡成为党国与本土阵营政治交锋与选战动员的修辞工具，以致于在公共论域中迅速冷却、甚至让多数民众反感。
在认同议题带来撕裂冲突的情况下，过去30年台湾认同对台湾大众所扮演的角色，因而比较不像是共同体生活的最大公约数，却更像是最小公约数——它的积极内涵越少越好，对历史反省与真相重建最好保持尊重性的“存而不论”、或象征性的“点到为止”，与此相对地，它非常节制地成为仅仅基于民主生活共同体之既有事实的、默而不宣的必要条件。
正因为基于民主生活共同体的既定事实，不同世代对民主实践的生命经验差异，便为台湾认同带来相当明显的世代落差。此外，也正因为仅仅作为肯定既有事实之默而不宣的必要条件，台湾认同始终摆脱不开现状的纠葛、并以维持现状为重要目的。
如此“最小公约数”的台湾认同，只有在现状遭受外力挑战时会浮上台面并开始建构自身，因而它是一种外因驱动的、反应式的认同。其特征就是：人们并非诉诸历史、文化或政治的大论述（甚至对此感到不耐），而是滚动式地在当前现状中寻找个别事实，作为临时建构国族认同的要素，例如从各种登上国际版面的“台湾之光”，到使用汉语词汇的差异、夜市文化、对外国观光客的人情味，乃至于“防疫模范生”等等。
台湾认同的内涵既是不明确的，但它的存在却又必须被视为不证自明的基础事实。内涵和实存之间的落差，此一外因驱动的认同所遭遇的吊诡，就在过去三年多以来伴随著台湾认同的飞跃式增长而更加突显。
C位出道的困窘
国际的直视成为外力驱动之台湾认同的关键养分，台湾社会并步绕过了台湾认同内涵还待补课梳理的落差，迳自走上一场不起眼主角直接C位出道扮演“民主矽岛／民主世界抵抗极权的前线守卫者”的剧情线。
当前的台湾认同亟需填补上述落差，而同一时间外界对台湾投以前所未有的浓厚关注，恰好满足了这项迫切需求——台湾不但从国际边缘人一跃成为民主秩序与国际安全的重中之重，外国政要与专家频频发表对台见解，国际媒体也开始拿掉过去“中国叛离的一省”（a breakaway province of China）、“华人民主化范本”等扭曲失真的中国滤镜，直视台湾本身在地缘经济上的硬实力（如半导体产业），与公民社会的软实力（如转型正义、性别平权、事实查核机制、全民防卫倡议等），乃至于台湾人的国家认同实情。
国际的直视随即成为外力驱动之台湾认同的关键养分，台湾社会则如鱼得水地借他人眼光为镜，并步绕过了台湾认同内涵还待补课梳理的落差，迳自走上一场不起眼主角直接C位出道扮演“民主矽岛／民主世界抵抗极权的前线守卫者”的剧情线。
如此频频向外借贷预支的自我想像，在屡次为台湾人快速注射自信强心针的同时，却也突显了台湾社会长期以来自我想像内在空洞、集体浮躁散漫的特征：台湾大众似乎没有太大的兴趣去鉴于时代的变局与国际瞩目的契机，重新沉淀思考台湾的角色与身份，反而更容易因各种议题上的国际曝光而焦点散漫。例如依旧习惯在各类国际新闻中开启“台湾之光”的搜索雷达，如最近土耳其震灾的台湾搜救队在当地机场受到鼓掌致敬、台湾选手跃上世棒经典赛宣传照、比赛时啦啦队受外媒瞩目等。
又例如2021年3月下旬，当西方国家针对新疆维吾尔人权问题宣布对中国官员实施制裁的同一时间，“民主矽岛”的社群舆论却正为了“鲑鱼之乱”登上多国媒体花边新闻版面而热烈高潮（以及自我怒骂），紧接著又因长荣海运租借的“长赐号”货轮搁浅瘫痪苏伊士运河、成了另类的“台湾之光”而歪楼狂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