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农历大年初八，爷爷跟我在院子里算完一年的养老金收支后，又要骑三轮车到镇上的化肥厂上班，他的工作是厂区门口的保安。保安室里有床，一台老电视，一套桌子和椅子。他日常的工作，是操作工厂大门口的升降杆，确保没有可疑的车和人进出。
“今年的养老金是1800块一年，明年就八十岁了，就会变成2800块。现在这1800块里，要交400块的新农合医保，水费一年是150块，燃气是330块。胡锦涛的时候开始有粮补，最开始是50块，现在涨了点。剪头发一个月是10块钱，一年要120块钱。”
这个位于湖北江汉平原的小镇，支柱产业是农业和化工，人口老龄化严重。除了春节以外，大部分常住人口是留守的老人和孩子。202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该镇所在的县级市60岁以上人口占比接近四分之一，显著高于2021年《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公布的全国比例18.9%。或许也是因为这样的人口结构，小镇算得上平静，79岁的爷爷承担这一工作并没有太吃力，大部分的日常生活是看电视，以及在保安室里和其他老头打牌，一天下来的输赢也不过在十块钱以内。
这样算下来，爷爷一年保安工作的工资是18000，吃住都在厂里，相当于一天工作24个小时，全年除了春节几乎没有休息。他在同我算账的时候，另一个邻居大爷走过来，用略带揶揄的语气讲：“说不定人家明年就不要你了！”爷爷摆摆手，将大爷推走，表示他在同我说话，不要插嘴。爷爷很感激这份工作，毕竟随着年龄的增长，即使工价低，也越来越少有单位愿意冒风险聘一位高龄老人，因此他讲起老板和厂里的工人们像讲起亲人一样，带着心疼，有时候也带着欣赏。
他所在的上一个化工厂因为疫情停工，资金链断裂，五十多岁的老板于某个无人知晓的夜晚在厂里自杀了。这个化工厂离村子很近，曾经为村子里因文化水平和年龄等种种因素难以在其他地方找到工作的中老年人提供了一系列就业岗位，包括保洁员、保安、食堂工作人员等，资产变卖后，化工厂关闭，随之而来的是一整个厂的劳动力无处可去。尽管在那个化工厂的十年，爷爷的收入远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也没有任何的福利保障，他依然对老板很有感情，也对工作岗位充满了感激，这种心态在工厂里务工的中老年中极其普遍。封控放开之后，爷爷很快又在镇上找到了新的保安工作，这时他已经年近80岁了。
城乡养老金的巨大差距
超龄工作，或者说高龄工作，在我爷爷所在的村子乃至镇上都是一件非常普遍的事情。对于乡村老人来说，养老金及医保等福利在收入结构中的占比为42.7%，经营性收入 （即广义的劳动收入，包括工资收入和自雇收入）占据了收入的36.9%。
相比之下，城镇老人之中有68%左右的收入是养老金，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的人均养老金达到6278元/月，企业职工的人均养老金也有3162元/月，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金额仅为222.5元/月。
在改革开放近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中，城市和乡村在产业结构上呈现出巨大差异，农村的生产单位从文化大革命的集体经济模式，转变为新自由主义的家庭承包所有制，这种农民以个体户、无责任单位为主要的经营模式，使得福利制度明显缺位，领取最低标准养老金的人群里，农民占大多数。
月均不足250元的基础养老金显然很难为农村老人的生活提供可靠保障，因此他们往往在还具备劳动能力的时候赚钱和攒钱，用一种残酷的乐观主义去忍耐当下的辛苦劳动，为丧失劳动能力后的将来未雨绸缪。
尽管扫盲运动让许多农村男性获得了受教育的机会，但大部分65岁以上人口的文化水平也仅限小学，女性的文盲率依然很高。他们之中很大一部分人因此一辈子生活于农村，进城务工也多从事低端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
种地，养蜂和养兔子是当地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像我爷爷这样拥有一份“稳定办公室工作”的算是少数。一亩地一年的收入是500元，春天要插秧，夏天要打药，秋天要收获，七十岁的老人腰弯下去再颤巍巍地直起来。因此，随着中国推动新农村建设和机械化农业生产，这个村庄很多土地被有青壮年劳动力的家庭或者大型公司承包，对老人来说，一亩地的租金微薄，但相较没那么辛苦，在人口老龄化加速的当下，成为改善老年生活同时解决闲置用地的最好解决办法。大多数老人只自留下屋前或屋后一小方菜园，保障日常的蔬菜，肉依然是逢年过节才舍得吃。
爷爷问我，英国是什么样？我说，和这里差不多，一望无际平坦的田野上，也错落着相似的小房子，牛奶盒似的排列着，从镇的一头走到另一头也要不了半个小时。我给他看英国小镇的照片。那个镇子景色里更多是草地，而江汉平原上，水稻、蔬菜、棉花和高粱层层叠叠。
他又问我，那80岁了还可以坐飞机去看我吗？他听别人讲，加拿大和美国的老人看病都不要钱，每个月政府还发很多钱。我感到很酸涩，不知如何回应。话说到最后，他说他觉得我在英国过着苦日子，所以还要去厂里守门，为我攒钱。
掏空家庭的医药费
制度性不平等导致农村老人在应对风险方面往往极其脆弱，疾病是一支悬在农村老人和家庭头顶上摇摇欲坠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在扶贫效果显著的中国农村依然是一个常见的现象。
从一个绝对成本的角度来看，农村老年人个人支付的住院医药费平均为8377.6元，而农村老人的年人均收入为14105.4元。这意味着一旦生病住院，这一年的生活都捉襟见肘。目前农村现行的医疗保障制度是2004年推行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简称新农合），这是一项由政府组织、引导，支持农民自愿参加，个人、集体和政府多方筹资，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村居民医疗共济制度。
2025年，新农合的收费标准为每人每年400元，具体费用根据地区收入状况存在差异，目前涵盖住院和门诊两大类别。报销以阶梯式进行分级，存在着细微的地区差异，以辽宁省阜新市为例，一级医疗机构（含乡镇卫生院）报销比例为80%，二级医疗机构报销比例为75%，三级医疗机构0—8000元部分报销比例为50%、8000元以上部分报销比例为70%。然而，新农合的门诊报销的年上限非常低，根据山西省孝义市政府网站显示的信息，2024年居民普通门诊统筹年度支付限额仅为300元，这使得农村居民依然要承担相当大的自费部分。作为对比，根据北京市政府官网显示的信息，北京市在职职工医院门（急）诊报销比例达到70%，退休人员达到85%，社区卫生机构报销比例均为90%，门诊报销2万元以上，再发生医疗费用，在职职工报销60%、退休人员报销80%，上不封顶。
但近年来经济衰退影响了政府投入，农村居民保险意识缺乏，对报销流程不熟悉，加之新农合的报销比例有限，且保费年年上涨，对很多家庭来说是一笔不小的费用，因此一部分农民参保意愿下降，这在某种程度上进一步加剧了这种脆弱性。
大多数公开报道在强调2024年新农合调整的积极意义时，都没有提及药品报销。一方面，新农合可报销的药品目录相对较少；另一方面，一年的报销医药费及辅助检查的费用限额仅为200元，使得大部分仍然需要自费承担。
以我的家家（外婆）为例，她有高血压、心脏病和糖尿病等多种慢性病，医药的报销额度往往在一年的开头就用完了，每个月在药品上的自费费用甚至都超过了一千元。
家家是彪悍强势的女人，年轻时，由于出身贫农，成分好，在“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毛泽东时期得到受教育机会，一路读完高中，会俄语，还成了镇上的妇女主席，我妈妈成了那个年代少见的随母姓的孩子。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计划经济逐渐瓦解，家家从湖北农村跑到了广州，在南方医院附近摆摊卖菜，后来这个摊变成副食店，变成了麻将馆、孩子们的学费，再后来随着她和我家爹（外公）的年纪渐长，变成了二十万的现金和故乡一幢两层小楼。
十年前刚回乡的时候是无限的风光，小楼里安置着平静晚年的理想和崭新的大幅毛泽东像。然而好景不长，漂泊半生，归来仍是农村户口。在城市打拼的二十多年并没有让他们变成城市人，享受更好的福利保障。多种慢性病和时不时的住院手术很快就将老两口一生攒下的养老钱几近掏空。
2020年的冬天，家家到武汉住院进行心脏手术，我穿过灰暗的城市去看她。由于疫情管理，住院部不允许外人进去，她只得下楼和我坐在一楼的大厅里聊天。家家那时已经瘦到了只有六七十斤，手上的血管因为长期打针而像层层叠叠的山峦一样拱起，皮肤像宣纸一样薄而苍白，好像随时都要碎掉了一样。偶然碰到她的医生，年轻的医生走到我面前对我说，“你奶奶年纪这么大了，记药名的时候，字还写得那么好，很了不起。”我走的时候，家家反复地问我钱够不够用。
2025年，久居海外的我近几年第一次回国过春节，毛泽东像早已暗淡，红色几乎褪成了橙色。渐长的年纪和疾病快要浇灭家家年轻时候火辣辣的暴脾气，但却加剧了不安和疑心病。她反反复复地怀疑家爹在外面将钱乱花掉，然而规划的一个月生活费在家爹去镇上的卫生院为她取过药后就已经捉襟见肘。
“这都是命”，是我在农村听到的最重的抱怨。命是什么？是贴在墙上的“人民的红太阳”吗？是红太阳下神台上瓷制的观音吗？我没有答案。
尽管一个月只能拿到少得可怜的退休金，但在农村，老人们并不会将晚年的悲惨境遇归罪于政府，他们并不能理解究竟什么是一个现代政府；政府是一个发号施令的机构，他们只需要服从这个命令，这就是他们对政府的全部理解。于是，疾病，天灾，甚至不合理的政策，都是个人的不幸。对于农村老人，特别是失去劳动能力的留守老人来说，忍耐和寄希望于子女，是对抗这种不幸唯一的解决办法。
当无法忍耐，子女也无力负担时，自杀是唯一出路。2025年的中国新年期间，我父亲小学同学的母亲因为一万多元的手术费喝下了农药。
不安全的安全网
尽管养儿防老的观念普遍，农村老人往往不愿意给孩子增添负担。
改革开放后，与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的推广一并推行的，是以家庭养老为核心，土地养老为保障的养老模式。地区之间的发展差异，人口流动加剧，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流向城市，导致了农村人口的空心化。
据中国民政部2022年公布报告，中国空巢和独居老人占老年人口的比例一半，某些城市和农村地区甚至达到70%；根据2020年的数据，乡村65岁以上的老年人比城镇高6.61%，并且占总人口比例的17.72%。许多农二代，往往也都是在城市中挣扎的一代或二代农民工。村子里主要务工目的地依然是珠三角和长三角的服装工厂，一天工作十个小时。熟练工的月收入接近一万，吃住都在厂里，几乎全部攒下。但年轻人依然在忧心孩子的教育和父母的养老，缺少制度性保障的情况下，一丁点风吹草动都可能极大影响到家庭的财务状况。因此子女对养老的分担也有限或力不从心。许多老人向我坦言，认为孩子们不容易，并不指望他们养老，甚至内疚由于身体不好等原因增加了孩子们的负担。
而当下的农村老人中，除了一生务农的人，很多是第一代农民工，社会保障薄弱，失业保险几乎空白，医疗和养老制度性缺位。他们年轻时，作为所谓“人口红利”建设了改革开放高速成长的中国，年老了后却成为“沉默的一代”，城市化过程中的边角料。根据2022年中国统计局发布的《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50岁以上的农民工占全国农民工总量29.2%。
二爷的右手食指断了一截，讲话的时候会有意无意用另一只手盖住断掉的食指，但他其实很少讲话，甚至连和人对视都很少。听他的邻居说，二爷年轻一点的时候在工地上当小工，断掉的指头是工伤，没有合同，没有保险，没有任何的赔偿，他还因此丢掉了工作。
后来，他开始做兔子养殖，再后来，兔子也不好做，七十岁上下，他又重新开始务农卖菜。有人说由于一生都很辛苦，二爷脑子有点不正常，他常常会一个人拿着收音机走来走去，一边走一边唱戏。我见到他的时候，他穿得很体面，甚至可以说得上是时髦，一天不同的时候会换不同的衣服，大衣和帽子必须搭配起来。他的小儿子在云南搞装修，往年过年回家打牌都毫不吝啬，今年被电信诈骗，亲戚间都借遍了钱。二爷人已古稀，除去他自己的养老困境，还要依靠上街卖菜来替儿子还债。
小工是指工地上的临时工，只能做一些类似搬砖等基础体力劳动。这类工人很灵活，没有合同，工资日结或者周结，更谈不上任何制度性保障。许多农村中老年人，年轻时就是小工，在不同的工地之间游走，哪里有活就去哪，上了年纪依然还在做小工的人也不在少数。
村子里六十多岁的洪爷算是稍微年轻一点的，平时主要工作除了当小工，就是在镇上用三轮车拉货，有时也拉人。尽管没有牌照，但他也会在工地上操作一些重型机械，比如搅拌机和叉车。我问他不怕哪天来人查吗，他笑着说谁来查呀？不会有人查的。
这里的性别不平等很直观。春节的时候，男人喝酒，女人在厨房忙进忙出。工作也是性别化的，五六十岁的男人往往做小工、搬运工等重体力活，而女人一般在工厂和单位的餐厅和食堂做后厨，或者去企业化的农场中捡鸡蛋，一天工作三四个小时，收入50元。
女性由于承担了更多的照料责任，跟男性的命运略有不同。村里许多的中老年女性因为要照顾孙辈的衣食住行，意外获得了更多进城的机会，然而她们中许多人也并不适应城市生活，要求子女将孙子送回乡村抚养。
凤姗就在给儿子带了一年孩子之后，选择重新回到了工厂。
她告诉我，没有收入让她很不安心，很紧张。去年她的儿子儿媳有了孩子，小两口都在医院上班，有时候要值班，孩子没有人照顾，她只得辞去工作带了一年孙子。中老年女性的无偿劳动，特别是对于儿子的付出往往被看作理所当然。带孩子这一年她没有任何收入，有时候甚至连买菜都要自己贴钱。没钱养老的焦虑感时时折磨着她。一年后，她还是选择离开了儿子家，重新回到工厂。代价是她每个月要支付亲家母1000元，儿子儿媳两口人再支付1000元，作为亲家母“帮忙带孙子”的工资，买菜钱另算。对她来说，这也好过当无偿全职保姆的日子。
然而在今年春节过后的四月，中美关税战爆发，许多工厂很快被波及到，倒闭或者裁员。凤姗成了这场国际政治博弈之中被牺牲的普通人，五十多岁再度失业，她希望在熟人和亲戚的帮助下去找到一份月嫂的工作。
邻里互助网络：农村养老的未来？
洪爷年轻的时候结过婚，据说因为太穷了，老婆离家出走后再也没有回来，他就做了大半辈子的单身汉。他小学文凭，生在村子里，长在村子里，做小工时去过最远的地方也只是市区。他有两辆三轮车，一辆大一些的摩托用来拉货，一辆电动的用来拉人。村子里全是老人，去镇上采购或是走门串户并不方便，洪爷就主动承担起了这个任务。谁家老人想去另一个村走亲戚，他就骑着电动三轮给送过去，到点了再拉回来。
村子里的老人依靠邻里关系形成了一个替代家庭照料的互助网络，平时互相敲门照应，填补制度性保障的空缺。
一些年轻人给家中安装摄像头，便于查看老人的状况，然而摄像头只可提供有限的心安，更多不可预知的风险在镜头之外。十几年前的一个冬夜，我父亲的奶奶半夜起来上厕所滑倒，在冰冷的地板上躺了一夜，直到第二天才被人发现，没过两天，她就去世了。
那时即将中考的我面临着决定能否和目标高中签约的调考，因而错过了最后一次见到她的机会。在后来无数个夜晚，我常在想，躺在地板上冰冷停滞的时间里，她在想什么呢？我猜不透，只是有一次梦到她坐在堂屋巨幅的毛泽东像前，缓慢地推着摇篮望着门外，裹过的小脚局促地放着。她没去过比镇上更远的地方。
在人口日趋老龄化的东亚，日韩都在不断发展各种模式来应对挑战：在日本，医疗和社区护理融合，满足老龄人口的需求主要依靠乡村服务；韩国则是以家庭护理为主，全面养老金作为家庭养老的补充。而在中国，缺少子女的代际养老和足够的社会保障支持下，农村老人以邻居和朋友等“弱社会关系”形成的互助网络式养老，成为一种在现实困境中的积极自救。这种方式以基层自治的模式，先于政府行动，一定程度上自主地填补了政府缺位。
不过，这种充满韧性的养老方式背后，是长期城乡发展不均衡和结构性的不公平，以及相应政策和社会福利保障体系的缺位。我无法停止追问，政府如何填补基层互助无法满足的专业性护理和医疗需求？低收入、低教育背景、失能失智的老年人如何更便捷地使用当前普惠性不足、拨款不稳定的农村养老基础设施？社会组织和商业公司是否也应当承担一定责任，共同保障老年人的尊严和安全？
尾声
离开村庄前的一个下午，洪爷用他的电动三轮车带我沿着河去镇上逛了一圈。他跨坐上车，点燃一支烟，就打开了音响，循环放着“一五”计划时的儿歌《小燕子》，歌词里唱着：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 我问燕子你为啥来 /燕子说，这里的春天最美丽/ 小燕子，告诉你/ 今年这里更美丽/ 我们盖起了大工厂，装上了新机器/ 欢迎你 ，长期住在这里。
入春的江汉平原阳光充沛，耕地一望无际，有老人拖着甘蔗一家一家地叫卖，而鲜少有人购买，在这个被称作“鱼米之乡”的地方，最不缺的就是这些。洪爷问我去一趟北京要不要花掉五千块，他攒了钱，想去人民大会堂看看毛主席的遗体。
好！极好的好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