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哲翰：同島一命的怨懟共同體——「交通地獄」裡，民主台灣的認同弔詭

自2019年至今，台灣人自我想像中所包含的微妙矛盾，比過往都更加明顯地浮現檯面。一方面，中國日趨侵略性的外在壓力讓台灣民眾的台灣認同攀升到空前高度，但另一方面，這樣的台灣認同雖然出於面對極權進逼時所謂「同島一命，抗中保台」的憂患意識，但卻仍然缺乏明確的內涵來支撐。

回顧自90年代民主化以來，台灣公共論域並沒有再出現如70年代鄉土文學論戰、80年代台灣意識論戰等對台灣認同內涵的集體辯論與積極探索；反之，國族認同屢屢成為黨國與本土陣營政治交鋒與選戰動員的修辭工具，以致於在公共論域中迅速冷卻、甚至讓多數民眾反感。

在認同議題帶來撕裂衝突的情況下，過去30年台灣認同對台灣大眾所扮演的角色，因而比較不像是共同體生活的最大公約數，卻更像是最小公約數——它的積極內涵越少越好，對歷史反省與真相重建最好保持尊重性的「存而不論」、或象徵性的「點到為止」，與此相對地，它非常節制地成為僅僅基於民主生活共同體之既有事實的、默而不宣的必要條件。

正因為基於民主生活共同體的既定事實，不同世代對民主實踐的生命經驗差異，便為台灣認同帶來相當明顯的世代落差。此外，也正因為僅僅作為肯定既有事實之默而不宣的必要條件，台灣認同始終擺脫不開現狀的糾葛、並以維持現狀為重要目的。

如此「最小公約數」的台灣認同，只有在現狀遭受外力挑戰時會浮上檯面並開始建構自身，因而它是一種外因驅動的、反應式的認同。其特徵就是：人們並非訴諸歷史、文化或政治的大論述（甚至對此感到不耐），而是滾動式地在當前現狀中尋找個別事實，作為臨時建構國族認同的要素，例如從各種登上國際版面的「台灣之光」，到使用漢語詞彙的差異、夜市文化、對外國觀光客的人情味，乃至於「防疫模範生」等等。

台灣認同的內涵既是不明確的，但它的存在卻又必須被視為不證自明的基礎事實。內涵和實存之間的落差，此一外因驅動的認同所遭遇的弔詭，就在過去三年多以來伴隨著台灣認同的飛躍式增長而更加突顯。

C位出道的困窘

國際的直視成為外力驅動之台灣認同的關鍵養分，台灣社會併步繞過了台灣認同內涵還待補課梳理的落差，逕自走上一場不起眼主角直接C位出道扮演「民主矽島／民主世界抵抗極權的前線守衛者」的劇情線。

當前的台灣認同亟需填補上述落差，而同一時間外界對台灣投以前所未有的濃厚關注，恰好滿足了這項迫切需求——台灣不但從國際邊緣人一躍成為民主秩序與國際安全的重中之重，外國政要與專家頻頻發表對台見解，國際媒體也開始拿掉過去「中國叛離的一省」（a breakaway province of China）、「華人民主化範本」等扭曲失真的中國濾鏡，直視台灣本身在地緣經濟上的硬實力（如半導體產業），與公民社會的軟實力（如轉型正義、性別平權、事實查核機制、全民防衛倡議等），乃至於台灣人的國家認同實情。

國際的直視隨即成為外力驅動之台灣認同的關鍵養分，台灣社會則如魚得水地借他人眼光為鏡，併步繞過了台灣認同內涵還待補課梳理的落差，逕自走上一場不起眼主角直接C位出道扮演「民主矽島／民主世界抵抗極權的前線守衛者」的劇情線。

如此頻頻向外借貸預支的自我想像，在屢次為台灣人快速注射自信強心針的同時，卻也突顯了台灣社會長期以來自我想像內在空洞、集體浮躁散漫的特徵：台灣大眾似乎沒有太大的興趣去鑑於時代的變局與國際矚目的契機，重新沉澱思考台灣的角色與身份，反而更容易因各種議題上的國際曝光而焦點散漫。例如依舊習慣在各類國際新聞中開啟「台灣之光」的搜索雷達，如最近土耳其震災的台灣搜救隊在當地機場受到鼓掌致敬、台灣選手躍上世棒經典賽宣傳照、比賽時啦啦隊受外媒矚目等。

又例如2021年3月下旬，當西方國家針對新疆維吾爾人權問題宣布對中國官員實施制裁的同一時間，「民主矽島」的社群輿論卻正為了「鮭魚之亂」登上多國媒體花邊新聞版面而熱烈高潮（以及自我怒罵），緊接著又因長榮海運租借的「長賜號」貨輪擱淺癱瘓蘇伊士運河、成了另類的「台灣之光」而歪樓狂歡。

而當台灣間或以負面姿態在國際曝光的時候，「民主矽島」的自信爆棚與「鮭魚之亂」的嘻笑散漫頓時又會翻轉成群情激憤、矛頭對內的怨懟大亂鬥——最近台灣大眾對「交通／行人地獄」的現象登上外媒CNN版面的反應，就是明顯的例子。

一言以蔽之，台灣認同在台灣大眾的日常實踐中，目前主要仍是作為證成現況之正當性與滿足個人情緒消費的憑藉，而尚未是對共同體內涵的理解與想像。這前後的落差，若以都會生活地景來譬喻就是——

時下大眾的台灣認同並非像一個公共空間，人們在其中根據一定的共識與原則來彼此互動、並且願意共同維護這個空間。反之，它更像是私人住宅的頂樓加蓋，這種「上層建築」是為了方便現有生活的需求，由講求功能性與CP值的個人自行搭建。當頂樓加蓋成為集體運動、佈滿整個城市，群眾便對此產生一種日常熟悉的共鳴與自豪、並將之誤認為共同體生活的歸屬感。只不過，一旦鄰居之間因頂樓加蓋而發生摩擦衝突，各種撕破臉跌破底線的怨懟與惡意就是家常便飯。

因而，台灣人的認同想像，始終頻繁伴隨著與其所高舉之理念內容脫節的種種表徵，也始終離不開氣味濃厚且劇烈轉換的情緒表現，時而高亢、時而散漫、時而怨懟、時而仇恨。

台灣人性格論

缺乏公共意識所需之公共設施，其實也就是當前台灣認同浮躁散漫、社會集體怨懟濃厚之困境的真正癥結。

針對這樣的現象，過去至今有不少論述者便訴諸「台灣人性格論」，以剖析集體性格的特徵或缺陷來解釋這些埋在認同想像之下的（或缺乏明確認同想像之情況下的）、台灣社會的基層紋理。

1921年蔣渭水的〈臨床講義〉就是典型的例子，且這個例子又恰好適合與當前情況對照：該文一方面高亢地把台灣稱作「世界和平第一關的守衛」，另一方面則嚴厲批判台灣人性格的症狀，諸如：愛慕虛榮、怠惰消沉、人心刻薄、道德低落等等，而診斷的結果則是：「智識營養不良的世界文化低能兒」。

蔣渭水此論，既反映了當時台灣文化協會青年們因應一戰後弱小民族追求自決的風潮、同時也策略性地攀附日本「大亞洲主義」的時勢，將台灣想像成推動「日華親善」、「大亞洲聯盟」乃至於實現世界和平的關鍵行動者。與當前「民主矽島」的想像有部分神似，「世界和平第一關的守衛」也是典型的外因驅動、向外借貸預支的自我想像，其必然要遭遇認同想像本身缺乏社會基礎的現實落差，因而亦看似別無選擇、理所當然地訴諸對台灣人集體性格的批判。

較晚近具代表性的例子，則有1988年李喬的《台灣人的醜陋面》，書中剖析台灣人被多重殖民與高壓統治下產生的「孤兒意識」、自大又自卑的「雞棲王」性格、以及做事馬虎、缺乏公德等特徵，出版當時亦膾炙人口。

正如李喬所言，這類台灣人性格論的立意是要以「民族自覺」的態度，梳理台灣在特殊歷史遭遇下所形成的集體性格缺陷，並透過自我批判來呼籲重建自我認同。只是，台灣大眾的閱讀習慣似乎特別鍾愛「作者已死」的信念——論述者歷史反省與重建認同想像的意圖通常被邊緣化，讀者的重點多半在於藉由閱讀這些尖銳的批判，宣洩平日生活中對自身社群累積的深層怨懟。集體性格論的批判在台灣一直是受歡迎的文類，因為大眾讀者總能得到滿滿的共鳴，並逮到機會暢快淋漓地痛搥沙包。

這弔詭地說明了針對集體性格的批判論述，某方面來說也正好是台灣社會所需求的一種情緒消費，而批判反倒加深了集體自我怨懟之情緒漩渦的無限迴圈。在情緒漩渦循環中試圖尋找出路的台灣人性格論，恰恰促進了台灣社會長期以來慣於自產自銷的情緒消費內循環。

1927年《台灣民報》的〈後藤新平氏的「治台三策」〉一文至今仍被廣泛援引，就是最醒目的佐證。對後世大眾讀者而言，文中突顯台灣社會在殖民統治下被分而治之的散沙狀態似乎並不是重點，重點是適時利用「貪財、怕死、愛面子」的順口溜來宣洩對各種新聞時事的怨懟——例如當年針對「鮭魚之亂」廣為流傳的一張圖卡，其在捏造「大前研一評論台灣已進入低智商社會」的同時，自然也不放過重提「台灣人貪財、怕死、愛面子」的機會。

在這樣的集體譴責私德、發洩自我怨懟的漩渦裡，人們往往忽略一件事：一個現代民主自由社會的共同體認同並非出於如威權黨國要求之「無私愛國」、「親愛精誠」的私德，而是一種公共意識。公共意識並非來自個人的禮義廉恥誠意正心、或「紀律、品德、秩序、整潔」的新生活運動，而需要客觀外在的公共設施（infrastructure）來促進實現。

缺乏公共意識所需之公共設施，其實也就是當前台灣認同浮躁散漫、社會集體怨懟濃厚之困境的真正癥結。關於此一癥結，前文提到的「交通地獄」現象就是最貼切的寓言。

交通地獄實為一場公地悲劇

台灣「交通地獄」的狀態，本質上正是公共角色隱退下、孤島化之諸眾所形成的集體場域——「他人即地獄」。

台灣由於長期缺乏合理的道路規劃、交通標誌不清、車流導引矛盾、行人空間不足等公共設施缺陷，實際交通運作的邏輯本身並不積極鼓勵路權、守規等共識，使得大大小小的違規幾乎成為人們日常各行方便的用路本能。在各行方便的同時，也就意味著個人必須自求多福，原本該由公共設施負擔的任務被外部化給個人，拿捏失當的混亂狀態就是必然的結果，而此一結果又只能由個人來承擔。

在公共設施存在感稀薄的混亂狀態下，個人所必須承擔的額外用路成本，其實也就是來自其他個人，例如：車本主義規劃下的街道排擠行人空間，使得行人被迫走上危險的車道，而汽機車駕駛的代價則是隨時都要對突然從路側竄出的行人提心吊膽。

此外又如：交通號誌設計不良、停車格設置路口導致遮蔽視線、直行車道突然變左轉車道、機車待轉區與直行車道重疊等無常世間的萬千怪奇，都讓用路人彼此成為壓力並相互遷怒。這樣的壓力直接或間接地助長了強切車道、蛇行鑽車、路肩逆向、「刷卡行人」、乃至於逼車搶快的攻擊性駕駛習慣。

台灣「交通地獄」的狀態，本質上正是公共角色隱退下、孤島化之諸眾所形成的集體場域——「他人即地獄」。此一場域中的個人都自認身不由己，因而它同時又具有一種反公共的共犯結構：所有人都被迫要跟進那套違規方便的用路邏輯，若個人要秉持公共意識，反而常會遭到群起圍攻。例如若有駕駛在無交通號誌的行人穿越道前堅持要停車讓行人先過，常會被視為阻礙交通的元兇，遭受後車的喇叭抗議或怒罵、甚至挑釁式超車。另外，又如人們寧可要方便的停車位，也不願更加安全的道路規劃等。換言之，台灣的交通地獄就是一場典型的「公地悲劇」。（即：在缺乏共識與規範的情況下，個人利益與公共利益彼此衝突的兩難處境，導致個人為保私利而損害公益）。

在這場悲劇之中，反公共的共犯結構很自然地造成弱肉強食的結果，並依照「實力」形成赤裸裸的階級劃分：從頂層的大貨車、小客車、機車、自行車、到最底層的行人，往下層所要負擔的用路成本就越高，乃至於道安會報總不忘重點檢討機車、行人，即使走在行人穿越道上也得跟著「遠離大型車、注意轉彎車、小心路邊車」。治標不治本的車種分流進一步將此階級歧視鏈制度化，更加深所謂「四輪仔」與「二輪仔」之間的彼此醜化與攻訐。

然而，「四輪」、「二輪」、「行人」之類的劃分卻也不能被稱作真正的階級，因為用路人原則上仍可以藉由更換載具來變換身份，交通場域裡的階級身份因而是可流動的，它並不形成真正的階級意識，而是一種類階級的身份政治。在這種身份政治的想像下，人們一方面將「路權」理解成「個人用路的優先權」，另一方面則又順勢把「個人」想像成交通場域中的特定用路人身份，據此去爭論到底是「四輪」要允許「二輪」進內線車道、還是「二輪」不該鑽行侵犯「四輪」的「路權」。

事實上，這些爭論或多或少都曲解了「路權」的意涵。嚴格意義上的「路權」並不屬於個別用路人，而指的是「車道／車流」本身的優先權，例如：行人穿越道優先於車道、幹道優先於支道、直行車流優先於轉彎車流、以及台灣人常遺忘之「交叉路口右來車流優先於左來車流」、「匯入同一車道時左轉車流優先於右轉車流」等。換言之，路權不屬於個人而屬於「車道／車流」，因而是一個獨立於所有車種之外的公共空間的概念，它更不可能去區分不同車種的優位與階層。此一公共概念在台灣的「交通地獄」裡不但運作失能，更被轉譯為身份政治各陣營的戰鬥詞彙，甚至出現「路權仔」之類的身份蔑稱。

將「社會觀感」與公共治理原則彼此揉合的公共邏輯，公共治理都要向基層里長學習喬事情的本領，正是台灣特色的建制。

伴隨著公共概念的身份政治化，台灣人的交通社群因而展現出神似過去分類械鬥社會的生猛秩序，這樣的秩序是從孤島諸眾的公地悲劇混亂中，自發生成之有機的緊張平衡，靠著間或點綴的人情味與偶爾的互給方便來潤滑，它讓台灣人儘管飽受一肚子鳥氣且付出高事故率之代價、但仍大抵能方便暢行，讓外國來客在重重驚嚇中依然能抵達目的地——就像台灣建物儘管混亂拼貼、既彼此干擾又帶著災難性的「華國美學」（編按：華國美學在台灣的語境，指的是國民政府來台後的建築形式，亦指稱不符當代審美的的文宣設計，泛指美感低落的現象），但它畢竟是方便堪用的。

但也是由於這樣的特殊秩序，讓人們抗拒改變、抗拒出於公共意識的權利主張，因為在缺乏社群共識（如路權觀念）的情況下，任何改變都將造成原有之緊張平衡崩解並重新陷入混亂。例如近來機車平權運動爭取「內線車道解嚴」、依據道路幾何所做的道路標線重劃，都引發了直覺反射性的質疑，恰恰突顯了這一點。

此一社群特性進而造成公領域退縮，公共治理在顧慮「社會觀感」的情況下往往也得發揮「彈性」來順其自然，既然無法推動車道改造於是便限速與分流、既然社區反對縮窄車道那就把人行道劃在路肩排水溝上、違規停車既是日常所需那就多勸導少開單——將「社會觀感」（而所謂「社會」也不過是孤島式諸眾的集合）與公共治理原則彼此揉合的公共邏輯，公共治理都要向基層里長學習喬事情的本領，正是台灣特色的建制。

利維坦

社會的生猛、公領域的退縮、以及公共治理的「識時務」所構成的台式建制，在交通領域裡事實上只是延續了孤島諸眾在「他人即地獄」下的龐大壓力與痛苦，而沒有提供出路。無路可出的困境，終而讓台灣社會誕生出一批個人勢的「台式SJW」（Social Justice Warrior）：檢舉魔人、私刑式的報復違停，在場邊繼續打著折磨彼此的延長賽。

於是，精疲力盡的台灣人便習慣於一面怨嘆社會缺乏「公德心」、呼籲克己復禮培養私德，另一面卻又抱著自力救濟的犬儒態度，嘲諷一切試圖建立公共意識的努力、視之為雲端象牙塔的不切實際。此種態度所尋找的最終解決方案，就是召喚嚴格執法的國家機器利維坦來實現秩序——孤島諸眾在「他人即地獄」的交通場域裡，很合理地得出了這個霍布斯式的結論。

怨懟共同體

「自由民主之台灣」的認同受外因驅動而高漲、內涵卻仍空洞待補的現象，其實也正反映出：台灣習慣動員親緣情感式的國族認同，去黏合上層的民主自由理念與基層的怨懟共同體，仍存在力有未逮的落差。

其實，台灣人夢想中的交通秩序，早已在捷運與高鐵的空間裡獲得實現。從街道交通轉入捷運與高鐵，人與人頓時平等而不再弱肉強食，共同接受該公共空間強勢的規則與共識：該排隊的排隊、該禁飲食的禁飲食，連搭電扶梯都要遵守靠右站的潛規則，動線流暢、秩序井然還兼輕聲細語（在這裡就很難主張「台灣人缺乏公德心」了）。只是在此一表層秩序之下，卻又經常爆發佔位奧客和博愛座魔人的脫序演出——如此矛盾現象，正如台灣的街道路面基本相當整潔乾淨，人們不太亂丟垃圾，但卻會把垃圾塞到路邊別人停放的機車上。

換言之，人們在捷運與高鐵裡，彷彿只是進入了簽訂暫時互不侵犯條約的停火區，而互相的怨懟依舊在檯面下隱隱作痛。這樣的秩序，或許可稱作一種「無機的秩序」。

街道交通裡的「有機的混亂」與捷運高鐵上的「無機的秩序」，這兩種看似極端對立的現象，其實是一體兩面，兩者都指向台灣社會的同一種底蘊：公共設施缺如所導致之孤島諸眾的「怨懟共同體」，它所追求的是某種利維坦式治理帶來的痛苦解脫。

上述在交通場域所呈現出來台灣社會底蘊，也正是一般根據「上層理念」的論述（例如傳統的台灣民族主義、或是近期的「民主矽島」）所捕撈不到的認同想像（或更恰當地說：「反認同想像」）。畢竟，交通場域是台灣人日常生活中最頻繁也最直接地體驗「台灣」這個社群的所在，也必然由此自覺或不自覺地產生對這個共同體的想像／反想像。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基層生猛的認同／反認同想像，自從民主化以來即被套上自由人權的理念框架與民主憲政的制度外殼，這套框架與外殼也確實逐漸內化到社會的底蘊裡。只是，這樣的內化畢竟十分緩慢，而總是需要頻頻動員親緣情感式的國族認同，才能將兩者勉強黏合。

近幾年來「自由民主之台灣」的認同受外因驅動而高漲、內涵卻仍空洞待補的現象，其實也正反映出：台灣習慣動員親緣情感式的國族認同，去黏合上層的民主自由理念與基層的怨懟共同體，仍存在力有未逮的落差——此一落差就是台灣社會長期缺乏公共意識所導致的內在傷痕，這種傷痕讓彼此怨懟的個體始終散漫躁動、情緒四溢。

就像交通場域的公共設施不足，台灣社會建構認同的困境亦如是。建構認同的「公共設施」不外乎良好的媒體與出版環境、公共文化空間的經營、歷史的梳理與真相重建等等。這麼說起來，建構健全之台灣認同的任務似乎比起脫離交通地獄更令人絕望。相較之下，從具體可行且眾所關注的交通改善著手，逐步建立某種公共意識與共同體認同的端苗，或許不失為一個基礎且有效的輔助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