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中国独立行动者、还是中国官方，在回顾当代中国女性权益发展史时，都不会绕过1995年联合国在北京举行的世界妇女大会：那场会议上，与会各国制订并签署“北京宣言暨行动纲领”(the Beijing Declaration and Platform for Action, 1995)，正式提出“性别主流化”(Gender Mainstreaming）的理念，影响力辐射到包括台湾的亚洲地区；也是在那次会议后，NGO这个词广泛进入中国民间和政府视野，一改以往仅有几家屈指可数的官办NGO的局面，国际NGO力量纷纷进入中国，由下而上、权利驱动也成为后来的NGO的理念。
在之后的二十多年中，权利NGO、知识份子、律师、独立行动者，一度成为中国公民社会的重要推动和组成，影响人权、法律、环保等方方面面的社会变革。香港主权移交后，香港成熟的NGO也纷纷北上，对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也颇有影响。
只是，中国政府的管治之变一直改写著公民社会与政府的关系。2000年后的10年，和2013年习近平执政之后的10年，NGO已经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处境。另一方面，女权在中国的发展，起初虽是不入“公益主流”的小众话题，但在2013年之前，也依然能从公民社会中获得支持和养分；反而是到2015年随著709律师大抓捕事件，权利NGO覆巢，原本可依托的力量消减，而女权五姐妹也于同年被捕，反而使得女权运动在中国开始因变得敏感而具有能见度。2017年中国颁布《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办法》，几乎将境内NGO的资助方一网打尽，NGO的能动空间也愈发见绌，同年，中国妇联也声称中国的性别工作受到“境外势力”影响。
在终于被看见的时刻，组织却开始被打散和抽空。尽管前人也曾希望多年来的沈淀积累将会成为运动发展的草蛇灰线，但知识、经验与叙事上的断代，也曾是一个令人忧愁的现实。到2018 #MeToo的发生，是女权运动再次奋力跃进公众视野，同年运营多年的性别平权媒体“女权之声”却被关停，传统的组织路径断裂后，线下女权逐渐发展至线上，运动的方式与诉求也慢慢发生了改变，公益领域也不断进驻商业力量。而在中国当下的线上舆论环境中，女权显然是一个人人都在讨论的话题，而其发展上的缺失与不充分也是显而易见的，这造成了话语、关注点与批判上的不平衡，泛女权势能看似很大、热闹，却总有言不由衷或与国家主义合流的时候。
如今 #MeToo 在中国也发展到第5年，“润”的需求又再兴起，除了原本的独立行动者、女权活动家走到海外重建生活，一批年轻的新女性也把在 #MeToo 影响下的女权活动及意识带到了海外。回过头看，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的30年来，中国女权从境内、组织化推动、公共性较强的路径，不得不走到了境外、个体推动、私人叙事增加的局面。而牵引或处身于这三十年变化的三代行动者们，如何将自己嵌入其中，又如何看待女性权益、女权运动发展的未来呢？
端传媒邀请四位行动者一起对谈。其中，参加过95世妇会的冯媛是“资深”妇女权益推动者，她的从未离开妇女工作领域，贯穿过去30年；熊婧在2011年入行，在“女权之声”关停前从未离开，见过最黄金也最惊惧的时代；陆召袂也在稍后的2015年从境内NGO起步，起步即遭遇骤变，后来带著女权方法论进入主流公益领域；弦子是 #MeToo 运动的当事人之一，对线上女权和网络舆论的发展更为熟悉。四位也都是女权叙事与策略上，不懈的思考者及行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