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今日（11月20日）是卡塔尔男足世界杯开幕日。自2010年卡塔尔获世杯主办权始，关于卡塔尔劳工权益问题的争议就不绝于耳；十二年过去，这场史上成本最高的国际盛事有没有改变了卡塔尔？我们邀请了既是球迷也是劳权关注者的李峻嵘，来探讨这届卡塔尔世界杯的各种成本，以及“节庆资本主义”的运作方式。
（李峻嵘，球迷﹑社会学博士﹑著有《足球王国：战后初期的香港足球》）
2010年底，国际足协执委会选出卡塔尔主办2022年男子足球世界杯决赛周。对一个西亚小国来说，争得世界杯主办权可谓有点不可思议。而伴随著争办成功的喜悦，卡塔尔掌权者要面对的不独有争办过程中的贪污争议，还有外界藉世界杯为切入点要求他们改善人权状况。向卡塔尔政府施压的不止有人权组织。挪威足总曾表决过是否要抵制这届世界杯。最后该议案被否决，而超新星夏兰特（Erling Haaland）也无法助挪威队取得出线权。同样在北欧，即将赴卡塔尔参赛的丹麦队，其服装供应商Hummel为球队制作了黑色球衣，以示对卡塔尔人权纪录的不满。而澳大利亚队十多名球员则在10月底联合发表声明，就卡塔尔国内移民工的权益和性小众权利发声。
大型运动盛会由未能符合西方主流人权标准的国家主办，并不少见。但将主办大赛可成推动当地改善人权的契机，则要到近二、三十年才变得普遍。个中原因之一自然是冷战的结束。缺少了社会主义阵营作对手，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很难再基于“反共”的目标，为显然不尊重人权的国家给予无条件支持。例如1978年右翼军政府统治下的阿根廷办男足世界杯，西方就没有太多要求抵制的声音。冷战结束后，西方舆论才更有空间向主办国的政府施压。另一方面，韩国民主化的经验，曾一度予人权关注者一个错觉：全球盛会主办权可以对主办地的自由化、民主化过程有正面影响。1988年汉城（今首尔）主办奥运会，被视为1987年韩国全斗焕政府对六月民主抗争退让，促成普选总统的主因。当时国际奥委会指，如果韩国情势没有缓和，可能会取消其主办奥运的资格。
后来的发展说明了，这种思路实在太过天真。假如没有韩国民众自身能发起波澜壮阔的反独裁运动，汉城奥运也难成为韩国独裁政权妥协的催化剂。国内的因素始终是当地政局有没有突变的关键。2008北京奥运和2022北京冬奥、俄罗斯举办的2014索契冬奥和2018男足世界杯，都不见得有逼使这两个国家改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