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双十国庆，总统蔡英文以“四大韧性”为主题发表演说，指出台湾以韧性渡过疫情考验，未来也将在经济、产业、社会，以及民主、国防与战力上打造更具韧性的国家。
事实上，在美中两国进入“新冷战”以来，面对中共威吓进逼，尤其在各式资讯战、经济战等有别于传统军事侵略的“无声侵略”下，不少论者纷纷呼吁台湾社会必须建立“韧性”（resilience）与之相抗。韧性是什么？从根本层面来看，韧性得以在民主国家处于合法性危机时，透过公民社会的参与进行修复；韧性也是指向一种公民民族主义的共同体。
回顾台湾公民社会的发展，如以中研院学者吴叡人所言，2014年318学运为公民民族主义的高峰，那么八年后，在台湾内部历经政治环境变迁、外在国际政治也洗牌重组下，这波公民民族主义在到达高峰且趋于成熟，继而社群媒体成为人们日常接收讯息、参与公共对话与讨论的主要媒介后，台湾人又该如何在新媒介上构筑属于自己的民族梦？
在风起云涌的318学运八年过后，端传媒和法律白话文运动合作，邀请两位特约撰稿人谢达文和黄哲翰，用数据与哲思对谈，回顾台湾公民民族主义的历程，以及在中国威权下台湾共同体的想像与未来。
时间：10月15日
主持人：许伯崧（端传媒台湾新闻主编）
讲者：
谢达文（台湾大学社会学博士候选人）
黄哲翰（德国海德堡大学哲学院博士毕业，国际专栏作者）
五个台湾社会的小故事
中国认同的降低，不是一个政府从上而下灌输的现象，更好的解释是台湾民众逐渐不再崇尚中华文化，而又有多年共同生活、做公共决定，以及共同借由投票实现民主的历史记忆。
谢达文首先表示，有人会质疑在当下社会分裂、面对外部侵略威胁的时候，没有必要谈公民民族主义。他认为没有办法就价值争议定论，但可以先处理事实层面的问题。在端小聚上，他从五个角度呈现台湾不同世代和族群的的身份认同、价值取向和对话的可能性；而这些角度奠基在一个主轴上——台湾有没有条件继续实现公民民族主义。
谢达文说明，台湾民众的中国认同比率，在过去20年大幅下降，而且每10年即减少三分之一。日前他在端传媒发表〈中国认同在台湾还有市场吗？都是“台独教育”惹的祸？〉一文，以中央研究院“台湾社会变迁基本调查”资料进行数据分析，发现从2000到2020年，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的比率，从45%减少到22%，成为“小众”的身分认同。
而此情况又是跨族群的。以逻辑回归模型分析，谢达文指出，除了第一、二代外省人仍有较高机率抱持中国认同，第三代外省人、闽南和客家人还有原住民的中国认同机率都少于三成。
对此，有说法指2014年学运、2016年蔡英文上台和2019年的香港反修例事件促成中国认同减低，同时也有把中国认同降低，直接归因至1997年台湾国中采用国立编译馆出版的《认识台湾》教材，开启所谓“台独教育”的说法。不过，谢达文则否认该说法，他认为从数据分析观察，中国认同早在2000至2010年明显降低，而其中减少中国认同的不只有受《认识台湾》教材教育的80世代，70世代的减幅更为剧烈。
谢达文解释，中国认同的降低，不是一个政府从上而下灌输的现象，更好的解释是台湾民众逐渐不再崇尚中华文化，而又有多年共同生活、做公共决定，以及共同借由投票实现民主的历史记忆，这些因素叠加起来，造就现在的情况。
谢达文另引述〈如何让“炎黄子孙”开始“认识台湾”〉一文，补充说明“台独教育”并非中国认同下降的主因。他分析，1997年后使用《认识台湾》教材的几届，在2003至2005年间的台湾认同比往届高逾一成。然而，到了2009至2015年间，使用不同课纲的世代，对台湾认同的比率已经没有显著差异。
谢达文再从第三个角度讲解数据：台湾社会的身分认同，是否已经上升到选举主轴的层次？在他的文章〈民主、进步、辣台派？数说谁是蔡英文支持者〉中，他指台湾整体人口中三分之二支持台湾“若能和平应独立”，而其中支持蔡英文的比率是56%，未达到压倒性多数；台独态度对支持蔡英文与否的影响并不绝对。
此外，他说蔡英文的支持者有62%认同“民主政治是最好的体制”，但只高于非蔡英文支持者15%。而且，蔡英文支持者对言论自由和多元价值的认同比率，也未与非支持者的比率形成明显差异。
第四个角度是台湾民众是否愿意为国而战。他引用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 Survey）指，台湾民众有四分之三“愿意为国家而战”，比韩国、和俄乌战争前的乌克兰比率更高，而此比率在台湾不同族群间没有显著差异。其中，若以1到10分评分，对台湾民主化给予及格（７到10分）评价，以及自豪感高者战斗意愿更强，但即使在两种评价下给出低分的人，最少也有六成愿意为国而战。
最后，谢达文指台湾社会的分裂程度，未达到存在“alternative facts”（另类事实）平行宇宙的程度。他另外使用国立政治大学的选举调查，分析台湾五家电视台的观众认知、价值差异。
他说明，数据显示不同政党立场与色彩的电视台，观众对两岸关系紧张程度、对民进党统独倾向的看法没有明显差异。各台观众对蔡英文政府的满意度不同，但即使是TVBS和中视／天，对疫情间蔡政府的满意度，也分别有75%和50%。他说这些评价有“改变和软化”的空间，不同立场的人沟通仍有可能。
身份政治取代公民民族主义
公民民族主义“不是悬空的，而是衔接过去历史的修复式讨论”，必须让社会一起讨论过往的历史，也思考将来的去向。
黄哲翰则于日前发表的〈新媒介上的台湾民族梦——如何面对社群离散与身份政治的挑战？〉一文中，反思台湾公民民族主义的发展轨迹和未来可能。谈到写文章的动机，他说由于俄乌战争爆发后，国际社会更关注国家韧性，而公民民族主义是国家韧性的重要基础，但他个人对公民民族主义发展的却有些疑惑。
黄哲翰在端小聚上，分享自己对台湾公民民族主义的认同历程。他表示，从小自己一直是学校的党国模范学生，他对台湾的认同，则是在千禧年代初上政治大学新闻系林元辉教授的“现代文选”课上，读到白色恐布时期的文学，并认识到文章的历史脉络，被“真相”震惊而萌芽。
台湾社会的自我认同，也在约莫同时的2000至2008年间萌生。不过，前总统陈水扁执政后期，民进党因陈水扁的密帐丑闻爆发，导致民进党作为民主代言人的形象黯淡无光、执政合法性也出现危机。
黄哲翰指出，在这样的政治形势下，政治人物于是把台湾认同视为挽回民意的手段，“爱台湾”的口号嚷嚷上口、到几乎泛滥的程度，当时社会对这样的形式手段也渐感反感。黄哲翰说，这段期间即便自己对台湾仍抱持认同，但难掩对政治失望与落寞的心情而变得冷感。到德国求学后，他说自己甚至想“跟台湾的事情切割”。
2008到2012年间，因应全球化危机的挑战，台湾从曾经的经济奇迹，变得成长缓慢，部分民众开始对民主有所怀疑，甚至觉得民主腐败。同时，不少人开始对中国的发展有所期望，黄哲翰将其形容为“经济发展的民粹主义”，和“政治的犬儒主义”。
然而，马英九政府的政策往中国靠拢后，在已普遍形成台湾认同的社会引起张力。台湾民间的社会力量逐渐取代民进党，纷纷提出政治异议，形成一股有力的在野监督力道。这样的情况下，公民社会摆脱过往撕裂状态，逐渐得出共识，终在2014年318学运成就跳脱蓝绿政党政治的新世代，从过往依附于血缘、文化、族群的民族主义，走向捍卫民主宪政的公民民族主义。
黄哲翰表示，318学运的重点不仅仅是“冲立法院和行政院”，而更是对整体社会外围的影响。虽然学运时身在德国，他观察到身边一些原本对政治冷感的朋友，也在脸书转发相关贴文、发起讨论。他惊讶“原来彼此对台湾都还是关心的”。之后，他和志同道合的朋友在德国参与示威声援台北现场，也自组读书会，大家开始关心台湾身份认同与历史。
黄哲翰说，依据中研院台史所副研究员吴叡人的见解，318学运时是台湾公民民族主义的高峰，是最成熟的时候，而且趋势不可逆。在吴叡人看来，这种民族主义能解答“民主”和“民族”的两难，能团结共同体，但又不需有排外性的内外区分，因为认同的是自由民主的宪政价值。
黄哲翰解释，公民民族主义“不是悬空的，而是衔接过去历史的修复式讨论”，必须让社会一起讨论过往的历史，也思考将来的去向。不过，在2016年后，台湾社会又再次就不同议题分裂，加上中国威胁造成的亡国感，让民族主义不再依附公共意识，而成为身分政治的表态与再确认。
现在台湾社会有“奶茶共同体”、“台积电护国神山共同体”等想像，然而黄哲翰认为这些都不是稳定的共同体内涵，因为不具有整合力，内容注定要不断更迭。此外，他也观察到，目前的台湾认同，透过“抗中”来凝聚身分的态势明显，他认为这是反射性的认同。目前媒介的部落化、人们实际的公共生活萎缩、缺乏共同语言、象征以及公共记忆，这些将对台湾公民民族主义发展造成难关。
图卡、公共领域、想像的共同体
图卡也有好处，但就像麦当劳一样，社会不能只有麦当劳，也不能只有图卡。只靠快速易入口的沟通，没办法建立公共讨论。
主持人、端传媒台湾新闻主编许伯崧补充，民族主义学者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想像的共同体》中提出，共同体的想像必须透过传播媒介才能形成，印刷术的问世、报纸的普及，使得人们得以透过大众媒介共读、共思、共感因而想像彼此共存。然而，在社群媒体当道的现代，眼前主流社群媒体如TikTok、小红书、Instagram、脸书甚至是YouTube，催生出各式百花齐放的KOL与自媒体，碎片化与各自独立的分众市场，使得共同体的想像趋於单一并碎裂化。
他回忆，2014年的时候公共书写和对话气氛鼎盛。当时人们写解释性的文章，经常会被说“写得太简单了”；不少文章也动辄上万字。这和现在讲求快速传达资讯的情形截然不同。
许伯崧解释，他同意快速传达资讯的重要，图卡与懒人包在社群媒体的传播形式与资讯乘载要求下，能够符合快速与即时的目的，但他也提醒，“要了解公共议题，不能只有message，要有information。”他认为，媒体从业员得思考，内容产制除了快速、易入口、甚至冲刺点击与触及数字外，还可以为读者提供哪些事情？“还原事件的脉络并对议题提出观点，此刻便显得十分重要。”
现场有观众问及，以眼下台湾的内外挑战来看，社会讨论公民民族主义的空间是否已经非常小？黄哲翰表示，他认同在危难关头，不一定有余裕去讨论公民民族主义，“面对外敌入侵的急难关头，一定是说‘爱台湾’。”但他也提醒，既然现在有余力，就要尽量努力实践公民民族主义的理想。
谢达文对现在将就资讯快速传递的模式，如图卡等评价参半。他说，“图卡也有好处，但就像麦当劳一样，社会不能只有麦当劳，也不能只有图卡。只靠快速易入口的沟通，没办法建立公共讨论。”
另名观众指出，现在人们很难在网路平台上连结彼此，达成公共讨论。黄哲翰同意，但认为现在正是线下连结的好时机，正如当天的端小聚一样，未来应该要有更多面对面的公共活动。
谢达文则提醒，社运团体、媒体、智库和政治人物要共同努力。不论是发掘、制定、追踪还是分析议题，他说“民族主义的本质是讲故事”，各方的主动参与不可或缺。台湾有争取同婚和种种社会改革的历程及未来愿景，这些故事要靠大家共同交流和讲述，才能促进公民民主主义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