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批判社会心理学者与作家，现任台湾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助研究员，也是台湾大学社会系的兼任助理教授）
牛津大学哲学家阿米雅・斯里尼瓦桑（Amia Srinivasan）的《性的正义》，重新探索了七〇年代女同志女性主义思想中推崇的欲望作为一种政治义务的可能，并且大胆地主张，我们的欲望皆有改变的可能，是威权政治体系与思想闭锁了我们对欲望的想像。她认为，女性主义者对于性与解放的追求，绝对必须超越“积极合意”的想像。改变自己的欲望并非一种为了政治正确所执行的道德枷锁，而相反地，是让我们的欲望离开政治的束缚。
这些辩论在 #MeToo运动的当代、“积极合意”成为一般民主社会探讨性权的基准之后，似乎已经终止，毕竟多数的女性主义者倾向不再去探讨或区分欲望的质量或内容，无论我们的欲望对象或者形式为何，只要在场的所有参与者都“合意”，就不再需要有更多的讨论。这样的女性主义，的确可以逃离道德的哲理问题，但也将一切性的问题，再度简化成为一个与隐私权相关的概念。
半个世纪过去，斯里尼瓦桑也置疑，当初女性主义探讨欲望伦理的精神，并不应该被全数放弃，因为当我们将所有性的问题，全部塞入合意与否的范畴，不幸地限缩了女性主义将欲望作为一种政治批判的可能。
不去论述欲望的道德问题，当然有其运动策略上的优势，因为道德的边界经常被拿来作为排挤他者的武器，更是七〇、八〇年代分裂女性主义运动的一大帮凶：女同性恋、性工作者、支持色情片的人们，都曾因为被冠上“不道德”的标签而被拒绝纳入正义的一方；反之，女同性恋分离主义支持者，也认为异性恋女人必须改变她们对男人的欲望，唯有断绝与男人的牵绊与性交——男性的支配——才能达到真正的解放。这种基极的诉求只有短暂的生命，取得第二波女性主义主流话语权的自由派，最后不再触碰个人欲望的问题，而转而追求“两性”之间的更加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