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22岁刚抵香港的倪匡，因为尝到一口叉烧饭而落泪。用今天的潮语，那些年，他是成功润（run）走的先驱，“润”了出来的幸运儿。以至后来他回忆起，一生最重要的决定，是选择到香港，其他的事，成功与否皆不足挂齿。那似乎说出了今天不分地域，大陆、香港都铺天盖地怀念倪匡的不同原因：
对今天内地仍被围困的人而言，那是一段那怕是偷渡、都至少保存着一点自由意志坚持与行动自由的日子；对香港人而言，倪匡是那曾经拥有过的、不受束缚的创作向上年代的最佳见证人，与成就者。
初到的香港
说的是“南来”，无论是学术大师、报馆编辑、影圈财伐、打工营役，香港作为那往南逃逸的临海终站，仿佛一切从那块色变大地中流徙而来的，都是往南。
那年，不仅这小伙子，那时，各式各样的年青人基于各种原因，聚到香港，青春力爆发。有些像倪匡一样同是逃难而来，有些是先辈已在此久留，有些此前则穿梭于省港两地。经历先前近十年的动荡，至到彼时，香港竟然成为了那个最为安稳及保有最后温饱的地方，虽然大家都不清楚，会在此留多久，长远要做些什么。工厂姑娘在厂房车间，边埋头流水线，边集体收听着电台传来的点唱节目。劳动阶层每天最期待的娱乐，不过是确保下午就能买到当天出版的晚报，内有全城追看的连载小说及各式专栏。更富上进心的，或想结交对象的，纷纷报读夜校，很多是为了学英文。
当年，第一个有线电视频道丽的呼声才刚刚启播，看电视不是家常便饭。除了平宜的报纸供消遣，间或会到电影院，其时香港影市异常蓬勃，同年的名作有《情场如战场》、《曼波女郎》、《四千金》、《璇宫艳史》。也是这一年，邵逸夫洞悉了这机会，正式把邵氏兄弟的电影未来压注在香港。早数年，《火烧红莲寺》已成为受欢迎的武侠电影，武侠小说，成了那个时代的主流消费。金庸的《射雕英雄传》也在1957年开始，于《香港商报》连载。报纸市场也是无比蓬勃，后台背景及实力不同，但同样需要每天填满一格格方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