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22歲剛抵香港的倪匡,因為嚐到一口叉燒飯而落淚。用今天的潮語,那些年,他是成功潤(run)走的先驅,「潤」了出來的幸運兒。以至後來他回憶起,一生最重要的決定,是選擇到香港,其他的事,成功與否皆不足掛齒。那似乎說出了今天不分地域,大陸、香港都鋪天蓋地懷念倪匡的不同原因:
對今天內地仍被圍困的人而言,那是一段那怕是偷渡、都至少保存着一點自由意志堅持與行動自由的日子;對香港人而言,倪匡是那曾經擁有過的、不受束縛的創作向上年代的最佳見証人,與成就者。
初到的香港
說的是「南來」,無論是學術大師、報館編輯、影圈財伐、打工營役,香港作為那往南逃逸的臨海終站,彷彿一切從那塊色變大地中流徙而來的,都是往南。
那年,不僅這小伙子,那時,各式各樣的年青人基於各種原因,聚到香港,青春力爆發。有些像倪匡一樣同是逃難而來,有些是先輩已在此久留,有些此前則穿梭於省港兩地。經歷先前近十年的動盪,至到彼時,香港竟然成為了那個最為安穩及保有最後溫飽的地方,雖然大家都不清楚,會在此留多久,長遠要做些什麼。工廠姑娘在廠房車間,邊埋頭流水綫,邊集體收聽着電台傳來的點唱節目。勞動階層每天最期待的娛樂,不過是確保下午就能買到當天出版的晚報,內有全城追看的連載小說及各式專欄。更富上進心的,或想結交對象的,紛紛報讀夜校,很多是為了學英文。
當年,第一個有綫電視頻道麗的呼聲才剛剛啟播,看電視不是家常便飯。除了平宜的報紙供消遣,間或會到電影院,其時香港影市異常蓬勃,同年的名作有《情場如戰場》、《曼波女郎》、《四千金》、《璇宮艷史》。也是這一年,邵逸夫洞悉了這機會,正式把邵氏兄弟的電影未來壓注在香港。早數年,《火燒紅蓮寺》已成為受歡迎的武俠電影,武俠小說,成了那個時代的主流消費。金庸的《射雕英雄傳》也在1957年開始,於《香港商報》連載。報紙市場也是無比蓬勃,後台背景及實力不同,但同樣需要每天填滿一格格方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