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22歲剛抵香港的倪匡，因為嚐到一口叉燒飯而落淚。用今天的潮語，那些年，他是成功潤（run）走的先驅，「潤」了出來的幸運兒。以至後來他回憶起，一生最重要的決定，是選擇到香港，其他的事，成功與否皆不足掛齒。那似乎說出了今天不分地域，大陸、香港都鋪天蓋地懷念倪匡的不同原因：
對今天內地仍被圍困的人而言，那是一段那怕是偷渡、都至少保存着一點自由意志堅持與行動自由的日子；對香港人而言，倪匡是那曾經擁有過的、不受束縛的創作向上年代的最佳見証人，與成就者。
初到的香港
說的是「南來」，無論是學術大師、報館編輯、影圈財伐、打工營役，香港作為那往南逃逸的臨海終站，彷彿一切從那塊色變大地中流徙而來的，都是往南。
那年，不僅這小伙子，那時，各式各樣的年青人基於各種原因，聚到香港，青春力爆發。有些像倪匡一樣同是逃難而來，有些是先輩已在此久留，有些此前則穿梭於省港兩地。經歷先前近十年的動盪，至到彼時，香港竟然成為了那個最為安穩及保有最後溫飽的地方，雖然大家都不清楚，會在此留多久，長遠要做些什麼。工廠姑娘在廠房車間，邊埋頭流水綫，邊集體收聽着電台傳來的點唱節目。勞動階層每天最期待的娛樂，不過是確保下午就能買到當天出版的晚報，內有全城追看的連載小說及各式專欄。更富上進心的，或想結交對象的，紛紛報讀夜校，很多是為了學英文。
當年，第一個有綫電視頻道麗的呼聲才剛剛啟播，看電視不是家常便飯。除了平宜的報紙供消遣，間或會到電影院，其時香港影市異常蓬勃，同年的名作有《情場如戰場》、《曼波女郎》、《四千金》、《璇宮艷史》。也是這一年，邵逸夫洞悉了這機會，正式把邵氏兄弟的電影未來壓注在香港。早數年，《火燒紅蓮寺》已成為受歡迎的武俠電影，武俠小說，成了那個時代的主流消費。金庸的《射雕英雄傳》也在1957年開始，於《香港商報》連載。報紙市場也是無比蓬勃，後台背景及實力不同，但同樣需要每天填滿一格格方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