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宝海鲜舫告别香港：最后营运的画舫，远去的流金溢彩

【编者按】珍宝海鲜舫于6月14日启航离港，端传媒于画舫离开前，访问了接驳舢舨的艇家、日本旅客、当区居民等，纪录这画舫在香港的最后时光。惟最新消息指，6月18日下午，珍宝海鲜舫行驶至南海西沙群岛附近水域时遇上风浪，船身倾侧入水，拖船公司尝试救援不果，最终于19日全面入水翻转，当时未有任何船员受伤。但由于沉船地点水深逾千米，打捞工程将非常困难。母公司香港仔饮食集团表示对意外感不舍和难过。画舫最后的原貌，往后或许只能留在众人心中和照片中。

6月14日，珍宝海鲜舫被拖离香港以后，给香港仔深湾的海面上留下一个4.5万平方呎的空白。69岁的黄生在码头静静看着，没什么表情，但心里并不好受，像没了儿子一样。

那是香港有名的海上餐厅，在1976年开业，斥资共3000多万港元，采用传统宫廷画舫设计，到处都是金龙雕凤，高峰时可容纳食客2300人，被誉为“海上第一食府”。40多年来，每到傍晚，海鲜舫过万颗灯泡同时打亮，把海面刷得一片五彩金黄，人们就在那边觥筹交错。海鲜舫对面的深湾码头，黄生和太太就摇着自家舢舨（平底木船，最多坐10个人，主要作海上接载乘客之用），这些年摆渡一群群慕名的游客登上珍宝。

不过，自疫情开始，游客没了，海鲜舫宣布停业，舢舨户一个接一个不干。过去两年，黄生还是每天回来码头坐，吹海风，玩手机，“望天打挂（没着落），等它重开”。他念旧，“搏下（碰个运气）有没有人来怀缅”。

他没想过，海鲜舫最后因为维修费太高、没有新营运者接手，母公司5月底公布把它移离香港。消息公布不久的一个晚上，海鲜舫的厨房船突然翻倒入海。有人说，这是珍宝不舍得香港；也有人说，这是香港也正在沉沦的意象。

黄生没有刻意去猜测，但那半个月，他在码头见游人就问：“坐不坐船啊？50元。”20分钟到半小时的航程，带你近距离绕绕这所海上皇宫，见它的最后一面，“还有那个打斜了的厨房”。

珍宝王国前身：歌堂船与海鲜舫

开船的是黄太，她比黄生小两岁，顶着圆圆的短发，戴着墨镜。她自8岁已开始工作，在香港仔水面手摇舢舨载客。

可现在的船有摩打了。码头正对着海鲜舫，不到2分钟就到达珍宝正门。6月初的一个周末，云层虽然很厚，但还是会有太阳透出来，黄太把船停着，怂恿游人快去船头拍张照，“不然不划算了”。她自己坐在后面哈哈大笑。

1977年，黄太跟渔民出身的黄生结婚，那是珍宝海鲜舫开幕后的一年。她从小艇嫁到大船去，“出海好大浪”，一开始受不了，会晕船，一两年后，习惯了。直到1986年香港仔大火，渔船被波及烧毁，两人迫着转行找工作。有朋友介绍黄太到深湾码头当替工，接载食客到珍宝，一载便是30年。

黄太说，起初珍宝并没有多少游客，而它也不是香港仔第一艘海鲜舫。

现在人人称呼的“珍宝海鲜舫”，指代的是整个“珍宝王国”——它还包括在珍宝左侧、拍摄电影《食神》的“太白海鲜舫”，和受到1997年金融风暴影响、目前已经卖到菲律宾的“海角皇宫”。三艘海鲜舫中，因“珍宝”地方最大、最年轻，结果以“珍宝”为统一代称。

那么酒家为什么会开在海上面？70岁的冼培安在香港仔土生土长，家族经营过“渔利泰海鲜舫”，后来被“海角皇宫”收购易名。他说，在30年代，酒楼常见的鱼缸气泵还没有出现，“内陆也拿不到咸水”，市民要吃活海鲜，只得到香港仔去。

渔民在避风塘聚集，要办嫁娶酒席时，就把渔船停到提供唱歌吃喝的“歌堂船”边，“停几天、吃几天”。在50年代，香港发展成转港口，南北行贸易蓬勃，多了有钱人来吃海鲜。有船家看准趋势，便把“歌堂船”改装成规模更大的海鲜舫；餐桌吃的东西，也由不太值钱的吉列虾球、茄汁虾，变成吃现捞现煮的活海鲜。

那时，香港人平均工资一个月约300元，海鲜舫12人的围餐就标价150元。可那时候，去吃的人压根不在意钱——到海鲜舫吃饭，是身份与地位的象征。在全盛时期，立在避风塘的食舫一共有十来艘，当中以“太白”跟“皇宫”最有名。

冼培安记得，那时在岸边上的艇家常常都会喊：“食海鲜啦！食海鲜啦！”载到人出去以后便在食舫旁边等，又把那些吃饱的客人载回岸上。竞争大了，为了吸引食客，海鲜舫干脆包下艇家办专船免费接载。

办饮食生意的钱变好赚以后，谁都想乘着风口而上。像原本拥有“太白”的王老吉，就想再创一艘更大的海鲜舫，可不幸在1971年、开幕前6日失火焚毁，造成约30人死亡。王老吉无力重新投资，就由赌王何鸿燊和富商郑裕彤接手买下业权，重建“珍宝海鲜舫”。踏入80年代，“太白”跟“皇宫”先后被珍宝收购——三艘海鲜舫合称“珍宝王国”。

黄太回忆刚入行时，人们都坐海鲜舫的免费专船，没人光顾舢舨，“（一天）只分得几十元而已”。后来船家之中“有个阿姐好棒”，她往外发卡片、宣传“舢舨游”，又跟旅行社合作，专门接待旅行团客，手脚才忙了起来。

Floating Restaurant, Fishing Boat……

黄生有5兄弟和1个妹妹，“阿爷打渔、老豆又打渔”，那些年全家一起守着一条渔船。但在大火以后，兄弟四散，“各有各揾食”。他还是离不开船，跑去海船上开起俗称“横鸡趸”的起重机，人是安定下来，“不过日晒雨淋。”

起重机开了十年，然后失业。当时深湾码头刚好有人卖船，“那他走了我便进去啰。”就这样，黄生买下了他的舢舨，“都十多万”，顺势跟太太一起做游客生意，那是1998年——90年代，正是香港旅游业最兴旺的时候。

载满旅客的大巴士一车接一车来到，德、法、英、日，什么国家都有，两夫妻没有数过一天来了多少辆车，反正从早上开始旅客就挤满码头，艇家们一直干活到晚上。黄太说，那时忙着载客往返，都没能吃上饭，只能咬咬面包、吃干粮垫肚子。

但洗手间总是要去。舢舨开着摩打以后，一定要有人掌陀，不然船会乱摆。人有三急，黄生会叫导游帮忙先扶着舵，自己跑到码头边的唯一男厕，“方个便”就回来。但女人就苦了，码头并没有女厕，人流来来去去——她们大多时候只能死忍。

黄太摸着自己的肚子说，“忍到肚子好辛苦”的时候，总得把船停到朋友的艇旁边，上他们船的厕所。她会叫游客“坐定啊，不要走啊”。不过，不是每个人都能听懂。“有时那些鬼佬不听你讲，我上去了，佢又跟了上去，差一点掉了一个下海，吓死我呀！”她摸摸心口，平复一下惊恐，“唉，好多经典的！不过讲不完给你听。”

舢舨跟珍宝免费的专船不一样，载一个客人可以收60元，其中导游抽成45元；一船载10个人，黄太走一趟就能赚150元。不过码头有11艘载客舢舨，“我们是一个团队来的”——赚到钱还要跟其他船对分。

当年游客出手阔绰、肯花钱，黄太有生意头脑，入了货，在船上一边开船一边摆档卖纪念品，“T恤、短裤、睡袍啊，总之是（印着）‘香港’那些衣服啦”。扣掉租金维修，她一个月可做1万多、2万元生意。

黄生跟太太分工很清楚：黄太负责开船，他在码头当值——记数、收钱、分成给导游。黄太说她没有读书，不认字。她曾经试过当值，但人太多了，好几次来不及记数、收少了钱，最后要自掏腰包填数。倒贴多了，便怕了，“我说我不当值啦、先生你当值。”黄太说，她只管开船。

不过，后来大陆跟台湾来的旅客渐多，“死啦，鸡同鸭讲”。“（旅客）一直问问问问，我说sorry、不好意思”，她还是把黄生找回来开船。

在黄太看来，丈夫是个好好先生、又聪明。“日文他会一点点，国语就好厉害！”碰上讲英语的旅客，“不会讲就拿东西来搭救”。黄生在渔农处买了一些明信片，上面印着渔船出海的图案，外国人问到了就给他看，“哎呀，好棒好棒！”黄太忍不住夸自己的丈夫，“导游都好钟意他，因为他讲话口才好嘛。”

记者问黄生会如何介绍，他一脸腼腆摇摇头，“无啊，好简单而已啦。Floating Restaurant, Fishing Boat......讲一些简单的。”不过，疫情让生意停摆2年，没什么游客来，他都快忘记外文怎么讲。

连以前对接过的30多个导游，黄太都说他们全转行了，“现在去开的士，有些做花王（园丁），有些做看更（保安），”她睁大眼睛重复，跟记者确认，“会法文、‘啦啦声’的当看更啊！你估揾食咁易？（法文很流利的也去当保安啊，你猜维生那么容易吗？）”

“舢舨隧道”，时光倒流40年

的确，仰赖人流的旅游业跟饮食业，往往都在面对经济危机时受创最深。而跟普通食肆不同的是，停泊在海上的海鲜舫，光是每年的维修开支都要花上数百万。

在经历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冲击后，珍宝王国之一的“海角皇宫”以800万美元（约6200多万港元）卖去菲律宾。接着2003年沙士袭港，珍宝的营业额一度大跌75%。尽管同年自由行开放，来自大陆旅客曾经一度提升珍宝的热度，但冼培安觉得，那时候的珍宝已经衰落、慢慢在变。

他说，南丫岛也是吃海鲜的地方，价钱比起珍宝还要便宜，但以往人们仍然选择珍宝，正是因为“有种味道在这里”——“外籍人士进来（香港仔），见到渔民生活，划艇出去，会觉得好有趣”。但冼培安说，现在“就算香港仔（避风塘）里面，都没了渔港味道。”

80年代开始，香港制造业北移大陆，当中不乏一众船厂。大陆人力多、人工低廉，学习到技术以后，慢慢有了自家的虾艇、渔船，留在香港的渔民后代也逐渐受教育“上岸”，不再打渔。时代淘汰了渔业，资本淘汰了小舢舨。现在的深湾码头，前往珍宝的航道两旁，泊满的全是有钱人的大只游艇，数量之多，型号时髦，也慢慢让古典老旧的珍宝显得格格不入。

居港日本人Yuki也有一样的感觉。4月份，她跟朋友来到香港仔Staycation（宅度假），特意选了一家可以从窗户看到珍宝的酒店。但看到以后，她没有特别开心，“怎么说呢......那种感觉没有了、不同了！”

80年代，日本经济起飞，人们开始坐飞机往外旅行。当年扭开电视，几乎全都是介绍香港的节目，Yuki说，“一定有珍宝”——小箱子里播放着避风塘的画面，船家在煮饭冲凉，小朋友走来走去。她眼睛像发了光似的，“哗，这是什么地方来的啊？我好想去。”

十来岁的她第一次出国，跟着姐姐报团来到香港。 她说，日文有“空气感”一词，指的是气氛。“我们在日本过来（觉得香港）好热的嘛，双层巴士都没有冷气，看到街的工人全部没有穿衫，哗，劲㖞！”她感受到香港人的活力。

而她最期待的景点，就是珍宝。对于珍宝的第一次回忆，她这样形容：先是有香港独有的闷热与潮湿，在傍晚坐上专船，艇仔慢慢发出“卟卟卟”的声响往前开，海风吹来时带着点海水或者死鱼的味道，“空气暖暖的，坐船又好舒服啊，听到水声啊”，还有看着海面反射着霓虹光。

“你由坐艇仔那一刻开始就完全忘记现实，时光倒流......”而登陆以后，那又是另一番景象，“哗！那些装修啊，好豪华；亮灯啊、雕刻啊、地毡、灯饰啊，好大的......”Yuki不断蹦出各种单词，高举双手比拟着那个场景，脸上浮起一种雀跃的神色。她说，那种感觉是走遍全世界都找不到。

冼培安说，三艘海鲜舫设计风格各异，“各有各的味道”——像是太白海鲜舫的船体就是仿北京天坛的设计，墙上多为凤凰浮雕，中庭天花则以八仙围绕。至于已卖走的海角皇宫，则是仿北京颐和园石舫建造，“（设计师）钟意弄些敦煌的飞仙在天花上”，“虽然它小小一只，但是真的好美。”

他强调，那年代的所有海鲜舫的装修、龙椅浮雕，“全部都是Hand-made（人手制造）”。

后来珍宝来了。这艘耗资3000万打造、舫中设有巨型海鲜池、门口伫着两条巨型金龙木雕的海鲜舫，无疑就成为了舫中龙头。冼培安着记者特别留意，在舫中二楼的梯间，有一幅巨型壁画《衣锦荣归图》，那是由一名意大利籍艺术家用马赛克（镶嵌画）人手制作。他说，在70年代，那画造价接近百万，而要在今天找回那样的手工，“没有可能了”。

Yuki最喜欢的一艘也是珍宝，因为它最大、最华丽。来港定居之前的每一年，她最少会来2次香港，每次有朋友过来，都会带他们坐船看看珍宝，从地面一楼走到三楼，从名人到访的历史照片，到鱼池的每种鱼类，她们都会细细地看，最后坐坐龙椅才离开。

几十年过去，她最记得的，还是珍宝里头的人。一次，她在一楼的吧枱点了杯奶茶，水吧大叔拿着两个茶包，用热水泡着，大叔着Yuki要慢慢等，“奶茶要浓一点才好喝”。后来她跟大叔聊了许多，她觉得有了人的交流、大叔泡奶茶的认真，在那个场景，所带给自己的感受，早已超出“喝奶茶”本身这件事。

不过，水上人逐渐上岸以后，艇仔也越来越少，珍宝的人事也翻了几翻，“越来越没有那种感觉啦！”Yuki说。

没有下文的保育

Carol是南区街坊，年少时曾经在珍宝做过一年兼职，负责推点心车。除了上班，一家人亦不时到船上喝茶。直到现在，她还记得珍宝精致的装修，“里面好靓好靓”，尤其在正门船边的位置，九个金色的小龙头会同时吐出水柱，射向中间的一颗龙珠——人们把那叫“九龙吐珠”。

结婚以后，Carol搬到利东邨，在家里的窗台往下看就是珍宝海鲜舫。每天入夜，整艘船亮满灯的时候，她都觉得像极了一个浮在海上面的皇宫一样。而接驳船一只一只往海鲜舫驶去，“好像好多人在等着你来、欢迎着你”。

她说，去珍宝跟去普通茶楼，是完全不一样的体验。由于食客必定要先坐船才能前往珍宝，在船上又会见到亮起灯的“欢迎光临”灯牌以及龙凤雕饰，船上的人会有一种像是贵宾的错觉，因为“那些船好像专门为你而设”。

话说如此，但珍宝也不是那么遥不可及。本来是方便食客来往珍宝和岸上，不论在深湾还是香港仔海滨公园，都设有免费接驳船的码头，久而久之又被南区学生当成是免费的交通工具。

在父母上班的时候，Carol就会和姊弟们乘接驳船去香港仔吃早餐。“搭船仔”亦成为日常的消遣活动，“我们一大班小朋友搭来搭去，就觉得很好玩”。

同样会这样做的还有严骏豪和陈炳洋。他们是南区前区议员，亦是在南区土生土长的街坊。

小时候的严骏豪因为要节省金钱，会搭乘接驳船来往两个地方，他笑说“其实完全不是进去光顾，纯粹是去坐船。”中学时，学校的水运会因为在黄竹坑举办，结束后他会和一大班同学到深湾码头，坐船去珍宝，再转船回香港仔的家。

初期的接驳船是要收费，直至后来为了带动更多旅客去珍宝观光就变为免费，珍宝的员工也不会检查船上的乘客是否食客。可以任意乘接驳船在避风塘“游船河”，就成为了南区街坊间心照不宣的一个小默契。

事实上，珍宝的定价确实比起一般酒楼贵——1笼4颗的烧卖，外面的酒楼约20、30元，在珍宝就要价50元。但因为它坐落在海上，风景一绝，“很威水（威风）”，不少街坊都会在珍宝举办婚宴、吃团年饭，甚至不同团体的联谊活动都会选择珍宝。

陈炳洋中学时的谢师宴以及校庆都是在珍宝举办。他形容，去珍宝是“一件（大）事”来的，“因为在我的概念入面，去珍宝是一件贵的事”，所以他会去珍宝的原因往往只会是和一大班家人去饮茶聚会，又或者是出席喜庆场合。

大部分南区居民都习惯每逢大时大节就去珍宝吃饭，但这个习惯在两年前被迫中断了。

2020年3月，香港仔饮食集团​宣布，珍宝王国自2013年开始入不敷支，加上疫情冲击下，累积亏损超过1亿港元，宣布停业。

同年11月，特首林郑月娥在施政报告推出“跃动港岛南”计划，当中提到珍宝海鲜舫停业后曾与港府达成协议，无偿捐赠给海洋公园营运。当时，海洋公园主席刘鸣炜曾亲自去区议会，讲解海洋公园的未来计划。种种举动，都让严骏豪和陈炳洋对珍宝的未来感到乐观。

但没料到计划才走了几步，就没有了下文。去年，海洋公园指称找不到合适的机构协助营运，搁置活化计划。珍宝则表示，过去一年，曾与10多间企业接洽，但各方皆表示营运成本高昂，未能成功。其后，林郑月娥则表示，如果海洋公园及海鲜舫无法找到完美方案，她不会因为施政报告曾着墨而“勉强介入”。

结果今年5月30日，集团宣布海鲜舫会在6月牌照到期前离港，等待新的经营者出现。

消息一出，社会各界大感可惜之余，纷纷出谋献策。有人说，不如停到岸上去，也有人提议把珍宝改装成博物馆留念，更有人希望政府可以把珍宝纳入法定古迹之列，阻止它驶离香港。

不过，古物咨询委员会委员之一何巨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珍宝海鲜舫难以纳入《古物及古迹条例》处理，其中两个原因是因为《条例》只涵盖船只，而且珍宝的历史相对较年轻。

目前，对有保育价值的历史建筑或地点，古物咨询委员会会为它们进行评级，以厘清其是有保育需要；评级共分三级。不过，即便有关建筑获评级，业主仍有权选择是否保留，惟有政府宣布其为法定古迹才可受法定保护，例如禁止拆卸。

陈炳洋批评，这样的评级制度正正割裂了人和社区元素——古迹除了要考虑年份，还要衡量背后的故事以及和社区的集体回忆。

他说，海鲜舫体现整个香港仔避风塘历史的发展轨迹，见证香港渔业的盛衰，也见证香港仔避风塘由质朴的渔港，变成灯光熠熠的名胜，再到现在的低靡。香港有很多个避风塘，但唯独“是我们香港仔才有画舫”，而珍宝海鲜舫已是香港最后一只营运的画舫。

“天下无不散之筵席”

6月13日，珍宝离港前的一天，Yuki跟朋友再来到香港仔，跟珍宝说再见。她戴着杏色的草帽，背着背包，登上船时，她还是显得很兴奋，就像30年前第一次来香港一样。

但这一次驶近珍宝，底层玻璃窗已经被钉上木板，准备好到海上面对风云色变的日子。Yuki跑到舢舨船头，向珍宝船上的船员们挥手，“Bye-bye”、“Bye-bye”。踢着夹脚拖的船员走出来，也向Yuki挥挥手。

珍宝在这海上已经46年了。人们若仔细地看，也许还会感到惊讶，无论是门口的金龙浮雕、金漆大招牌，还是不怎显眼的簷橹瓦顶，都没有看到掉漆，这是每年巨额修葺的功劳。不过，旁边的太白海鲜舫却因为停用太久，部份窗户都缺了，船身变得残旧，外层油漆皱缩，能看到原有的铁皮底色。

黄生说，以前他侄女结婚，就是在这里设宴，“2000、3000元一围桌。”

也不是每个人都对珍宝抱有眷恋。这些年，网上陆续有评论说，珍宝专门做大陆客生意，菜卖得越来越贵，也不怎么好吃。面对外界的批评，Yuki说，她看到珍宝很努力在转型：不单把顶层位置改造成西式宴会场地，又推出免费旅游巴接送服务、的士折扣等，“好努力了。”只不过，最终还是抵不住疫情的冲击。

如今珍宝离开，Yuki确实感到可惜，但在她看来，倒也不是件坏事，“这是时代转变”——她觉得，珍宝最辉煌灿烂的模样，应该是“三合一”：海角、珍宝、太白。“那个香港仔才有生命，对不对？”她反问。

现在人去楼空，旧日的珍宝已经离她好远好远。船上没有旧时候的人，也早已没了灵魂，硬是留着躯壳，她觉得这样更可惜，会让人不断叩问，“为什么你变成这样子？之前你不是这样的，干嘛呢？”

这天，黄生也特登向行家多借一艘船，“最后一天了”，他猜来的怀缅的人应该不少。记者问他自己呢，会很感伤吗？黄生别了头过去，“不要讲，一看到（珍宝）心情就......”他顿了顿，举起手掌水平上下摆动，“很低落”。大抵在珍宝走了以后不久，这个两夫妻驻紥了30年的深湾码头，也将要被政府收回。

黄生没什么打算，但他说，厨房船一天还没走，还要有人载员工过去，“我会留守到最后一刻”。再之后呢？“回到海上去载客啊，在海上飘啊飘啊。”只要有客来了，他就会去载。

6月14日早上，船员陆续登上海鲜舫，把船间的绳缆逐一解掉，再系到拖船上。在正式拖离之前，员工在珍宝的正门口搬来一张圆桌，放上烧猪、水果，上了好几根大香烛，祈求一切顺利。

接近正午时份，天色还是很阴沉，但珍宝的主体船要开始动身。船员把绳缆扣上领航船，缓缓驶经香港仔海峡，带着珍宝离开。沿途间，两旁有船舶鸣笛致意，岸上的人都在举机拍照。

新闻直播影片下，有人留下一句：“天下无不散之筵席，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