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海文，独立撰稿人）
距离上一次走进支联会举办的六四维园烛光晚会，已经第三年。2019年6月4日，那是一个闷热的晚上，参与集会的人数却是历年高峰。在那之前，香港社会对于六四——尤其是支联会主导的维园六四——的意义之辩，曾使包括我在内的不少年轻人对步入维园感到犹豫。本土主义思潮对于六四的诘问——“香港的民主运动并不必然承担建设民主中国的义务”、“六四之于香港的意义为何？”——一直没有找到突破性的、可以弥合分歧的社会共识。但在2019年6月初的那几天，显然有一种悼念以外的情感驱使我和许多人再次回到维园，在几天之内，我认知到社会上渐渐凝聚起来的政治不满和反抗意志，是驱动著人们走上街头集结力量的源头。
《港区国安法》实施翌年（2021年），支联会解散，今年是其解散后的首次六四周年。过去两年，即使在疫情限聚禁令之下，人们仍坚持在六四当晚走上街头。2020年的维园站满手持烛光，或挥舞旗帜的人们；2021年的维园在重门深锁下，被无声的、亮起手机灯光的行人包围著。但是2022年，当支联会在法庭上被指控为“外国代理人”、其常委被捕、组织解散，被禁止的六四集会亦不复存在。对触犯红线的恐惧，亦使其他本地组织者终止举行悼念六四的仪式——天主教香港教区早前表示，因忧虑触犯国安法，今年不再举办追思六四弥撒，是三十三年来首次。至此，所有具名的、组织的六四活动皆在香港消失。
恐惧的情绪可以被理解，香港人为失去公开悼念六四的权利而沮丧，也是情理之中。但是，在这样的时刻，若我们对于六四的思考只停留在“私人悼念还是可以的吧”“闩埋（关上）门得唔得”“记住一件事不犯法吧”等问题，则错过了深思六四意义的机会。重要且必须指出的是，香港政府至今仍未表明悼念六四违反任何法例，而今年没有任何团体申请举办六四集会。在“没有大台”的香港，以个人意志和方式坚持悼念当然是可以的，但关键也许是，这样做还有什么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