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所聽所看的都是一縷縷生命絲線，如果他小心翼翼地把它們從令人困惑的記憶線棒中抽出，那任何能人都能把它們編織成最貼合心意的各種信仰衣裝。（The things a man has heard and seen are threads of life, and if he pull them carefully from the confused distaff of memory, any who will can weave them into whatever garments of belief please them best.）—— The Celtic Twilight, William Butler Yeats
記憶是私密的，不過，個人的記憶也能被抽絲紡線，與他人的記憶縫合，編織成一幅寬博紛陳的記憶繁景。記憶屬於個人，也能被集體擁有。然而，這襲記憶的寬袍如何被編織、滲染和裁剪，卻是一趟曲折的鬥爭過程。六四的記憶，就是一場鬥爭。
在香港，二十多年來的6月4日晚上，維多利亞公園的燭光熒熒不滅；悼念、回憶和反思六四，是這個距天安門千百公里的小島的年度大事。時值30周年，一波波紀念與回顧早在3月披紛延展，鮮活沉甸的親身見證，甚或是歷經年月淬礪的銳利評價，蒸得滿城盡是六四的輿情氣氛。然而，在一河之隔的中國大陸，官民對六四依然諱莫如深，網上刪帖封殺，網下抓捕扣查，務求把記憶從人民的腦中漂去。
「從學術角度，集體記憶（collective memory）並非必然，需要解釋它如何生成，為何能延續。」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李立峯對端傳媒說。過去10年，他與陳韜文合作研究六四 —— 30年來香港人念念不忘的集體記憶，分析它的生成、延續，以及面對的挑戰。在〈香港不能忘記六四之謎〉一文中，二人把集體記憶定義為「一個社會過程，在這過程中不同的社群按自己的經驗、利益、價值觀等出發而進行鬥爭、商議及互動，試圖影響社會對過去的記憶」。歷史事件能否再現於公共視界，進而被銘記為社會整體的記憶遺產，與不同時代的政經形勢息息相關，因著各方持份者的拉鋸互動而被形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