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隆重举行一年半之后，病毒变异株奥密克戎（Omicron）以仅次于麻疹的传播速度迅速主导全球疫情走势，并攻陷了此前控制疫情颇为成功的上海——这座经济上对中国最重要的城市。尽管中国的疫苗接种率超过88%，但是以科学的标准看，国产灭活疫苗的有效性不足是难以否认的事实，而且在所有接种人口中，老年人等弱势群体的接种率非常低。
面对奥密克戎的来势汹汹，中国迟迟不批准使用保护力明显更好的mRNA疫苗，无论是因为要照顾国内利益集团，还是为了避免在疫苗技术上被西方“卡脖子”，它导致的直接后果是人们无法依靠体内足够的中和抗体来预防感染。换句话说，为了遏制住奥密克戎指数级传播的势头，中国唯有将过去两年看似取得成效的“清零”手段发挥到极致。这不仅是路径依赖，更出现了扩大化的趋势。
自3月中旬以来，停工停产、封路封城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新常态”，据财新不完全统计，截至4月17日，中国共计有22个城市或地区正采取全域静态管理，涉及近3000万人，遍布全国各个区域；日本野村银行的估计更激进，认为有45座城市的3.73亿人处于某种形式的封控之下。特别是在边境城市，截至4月下旬，云南瑞丽断断续续封城160天，黑龙江绥芬河封城近90天，广西东兴持续封城60天，这种“外防输入”的层层压力给当地居民一种“封无天日”的绝望感。
相比于那些发不出声音的地方，深圳和上海这样的超大城市在执行封城命令后所造成的各种人道灾难不断在社交媒体出现，普通人的困苦哀嚎冲击人伦良知的底线。但是，“四月之声”照旧没有被听见，监管部门愈发智能的审查、屏蔽、删帖技术自信能阻挡一切悲痛、共情和联结。网上流传甚广的与上海疾控中心的专家一段对话录音，道出了迄今为止发生这一切的根源，“把这个病变成了政治性的”。
确实，当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变成一场政治运动时，就如曾经发生过的“麻雀清零”一样，德先生、赛先生都得靠边站，谭德塞先生来了也没用，中国的运动式抗疫最终还是落在全员核酸检测、全域静态管理、全部方舱隔离这三大法宝上。问题是，这些本该是临时性措施，用来为大规模接种有效疫苗赢得时间，现在却变成了常态化手段，并成为中国制度优势的象征、“东升西降”的最好注脚。
但是，政治抗疫的经济账不得不算，香港中文大学经济系教授宋铮的研究发现，封城两周造成的经济损失为该城市当月GDP的32%左右以及全年GDP的2.7%左右，此外，如果取消封城措施，经济即便能恢复到原有水平，但并不会反弹。这项研究是在深圳、上海疫情爆发前进行的，如果以这两个超大型中心城市为样本，单座城市封城两周的经济影响大致是当月全国GDP的2%，约为1900亿元，这样的经济代价不可谓不高昂。
对全球供应链的打击
封城管理严重切断了全球汽车产业链的物流系统，从整车到芯片，从零部件到电池设备，从传感器到工业机器人都被原地封锁，一级供应商的正常生产活动受到严重限制，导致车企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因为深圳和上海不但是中国的重要经济中心，更是全球供应链的核心节点，对跨国企业运营具有重要影响力，牵一发动全身。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院长就曾在新闻发布会上举过例子，一旦上海停下来，东海上就会多出很多漂在海上的国际货轮。事实的确如此，珠三角和长三角是世界工厂的集中地，在全球电子和汽车制造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0年中国手机生产量超过14.8亿部，其中广东是世界手机制造中心，一省占据全国四成以上产量，接近6.2亿部。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2020年汽车工业经济运行情况》显示，2020年中国汽车产量达到2523万辆，占全球总量的32.5%，上海是中国第二大汽车生产基地，2021年的产量超过283万辆。其中，上汽大众在上海四家工厂的年产能超过112万辆，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的年产能超过45万辆。因此，当这两个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区域停工停产，供应链物流和港口中断时，全球经济必然受到拖累，阵痛难免。
在这波奥密克戎疫情爆发中，最早受到影响的是电子业，随着深圳3月13日晚宣布封城一周，数十家台资制造企业相继停工，包括富士康、欣兴电子、气立、镒胜、钧宝等。上海封城的破坏力更甚，沪宁高速沿线城市各自为政的封控措施导致卡车司机严重短缺，对物流运输的冲击最大。受此影响，截至4月11日共有161家苏州昆山等地的台资企业停工，其中电子零部件企业41家，电机机械企业16家，电脑及周边设备企业各有15家，光电企业10家。这些企业中有相当一部分属于苹果供应链，比如和硕，有两家位于上海和昆山的为苹果公司代工iPhone手机的工厂暂时关闭，这将导致产品交货期推迟，而为苹果制造电脑的广达和仁宝也先后宣布停产。因此，苹果公司表示上海封控可能导致本季度的销售遭受多达80亿美元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