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冬的十一月底，我在伦敦参加了一场由“阿富汗救援组织”（Afghanaid）举办的讲座。讲座在市中心南肯辛顿区的皇家地理学院举行，会场旁边除了大名鼎鼎的V＆A艺术馆和自然史博物馆，就是一列的外国领事馆与高价餐厅。讲座参加者多是关心阿富汗的外交人员和国际援助官员。在衣香鬓影，香槟杯踫撞声不绝，侍者捧著精致点心托盘团团转的会场，我似乎是寥寥几个四十岁以下的参加者之一，也是唯一一张东亚面孔。
讲座题为“毋忘阿富汗”（Don’t Forget Afghanistan）。当晚演讲嘉宾包括《泰晤士报》的战地记者劳埃德（Anthony Loyd）﹑阿富汗独立人权委员会主席艾克芭（Shaharzad Akbar）﹑联合国环境署阿富汗项目经理斯坎伦（Andrew Scanlon）等。大萤幕上播放著他们在阿富汗拍摄的照片，有些叫人叹息，例如被塔利班枪击的女法官的遗物；有些令会场发出克制的笑声，例如有张拍到塔利班战士坐在小鸭造型的黄色脚踏船上游湖。
无论如何，所有讲者最后的信息都是一样的：阿富汗需要帮助。大旱和战乱使得阿富汗九成农夫都没法收成，国内粮食短缺；美国政府和世银冻结了阿富汗储备，阿富汗公务员﹑医护和教师自八月起就没有发过工资。劳埃德说：“现在阿富汗许多家庭都依赖卖孩子才能不致饿死，而且卖的多是女孩。”嘉宾们一致认同：国际社会必须尽快重启阿富汗的人道和发展援助。现场掌声雷动。
自2001年，“反恐战争”（War on Terror）开展以来，阿富汗都是西方国家的援助“热点”：单单美国就向阿富汗投入了接近1500亿美元的非军事援助，欧盟的同期数字是40亿欧元，另还有数以十亿来自其他国际组织。多年来，阿富汗都是全球获得最多国际援助的国家之一，更长期位居美国投放最多援助资源的国家。近年美国准备撤军，明显减少对阿富汗援助，但2019年的援助金额仍然达到40多亿美元。
但二十年后的结果，所有人有目共睹：阿富汗仍然是个“失败国家”（failed state）和依赖援助的食租国（rentier state）。今年八月阿富汗变天，塔利班重返喀布尔，美军部队在约定撤军期限三个月后狼狈撤离，阿富汗总统简尼（Ashraf Ghani）仓皇逃往阿联酋，二十年“反恐战争”（War on Terror）终告结束。塔利班卷土重来，国际社会大为震撼，但很多关注阿富汗的人对阿富汗政府极速倒台却毫不意外。宾州大学的伊斯兰及中东史学家奥洛米（Ali A. Olomi）写道：“如果你看看1990年代，塔利班是如何得势的，你就会发现他们今日其实在干一模一样的事情。”1989年苏联自阿富汗撤军后，塔利班就是打著反贪污反腐败的旗号，在农村和乡郊地区吸引了许多阿富汗人。
反恐二十年，野心家和贪婪的精英富起来了，但期望民主，期望和平的阿富汗人民却仍置于水深火热中。端传媒访问了供职美国和平研究所（USIP）的经济学家﹑多年来针砭国际援助贪污问题的独立记者﹑熟悉阿富汗政治体制的政治学家﹑以及阿富汗反贪腐倡议者，尝试探究一个被受访者称为“百万元的问题”（a million dollar question；指重要但极其难答的问题）：为甚么长期接收国际社会的巨额援助的阿富汗，完全没有建立民主﹑和平，以及可持续的经济体系，成为能够独立运作的国家？
虽然出发点各异，但受访者们大都给出了违反直觉的答案：援助没有带来和平稳定；过去二十年，国际社会的巨额援助甚至加速了阿富汗崩盘的过程。
当“人道”与“反恐”竟是同义词
波尔曼（Linda Polman）是来自荷兰的著名独立战地记者，曾出版《战争游戏》（War Games: The Story Of Aid And War In Modern Times）等畅销书。波尔曼长年研究国际援助，足迹遍及许多冲突频仍的“援助热点”，包括塞拉利昂﹑索马里﹑海地﹑卢旺达﹑刚果，以及阿富汗。
2009年，波尔曼重返阿富汗，后将采访经历写成了题为“Afghaniscam”（“阿富汗骗局”）的章节，收录在2013年出版的《The Crisis Caravan》里。“Afghaniscam”的内容怵目惊心。波尔曼形容，在国际组织﹑外交人员和政治精英云集的喀布尔，多的是因为反恐战争发了大财的保安公司：西方官员来到喀布尔之后，必须用防弹装甲车一路载到有铁门和沙包重重包围的安全地方；他们出行的时候，这些保安公司还会直接无预警清场，附近街道的路边摊贩﹑乞丐﹑行人和商户都要急忙收拾让路。喀布尔到处都是为西方大人物们竖起的铁马与高墙。反恐战争开始后，在喀布尔多了为驻喀布尔的士兵﹑外交官﹑非政府组织的人员而设的各国美食餐厅；但同时，只有2％不够的阿富汗家庭有正常电力供应。
更严重的是一层叠一层的贪污。因为许多非政府组织依赖分包商（subcontrators）来替他们在各地完成援助项目，又因为许多援助机构的人员因为安全问题不会离开喀布尔，这些几乎没有监管的分包商就有了许多从中谋利的机会，援助欺诈（aid fraud）和援助贪污（aid corruption）问题不绝于耳。波尔曼说：“无疑，援助贪污问题到处都有，但在阿富汗，这些问题非常极端。”
波尔曼在书中提及了其中一笔：美国国际开发署（U.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USAID）为一项兴建由喀布尔一路延伸到坎大哈的大桥，拨出了1500万美元的援助金。竣工之后，这条大桥将代替原本连接两个城市的颠簸不平的泥路。但最后建成的大桥根本没比泥路好多少，甚至如果没有每年做安全维护的话，五年内就不能使用。用1500万美元建成的桥，质量为甚么如此差劣？研究贪污和诈欺问题的独立机构CorpWatch发现，这笔钱起初由美国国际开发署，经联合国转帐给一间美国公司，而该美国公司又另聘了一间土耳其的道路工程公司来承包工程。这笔钱每一次转手都被吸走了6至20巴仙，到最后就只能用最廉价的物料，起一条最廉价的桥。
这当然不是孤例。根据波尔曼，在阿富汗有些用援助款兴建的女子学校，最后只有男生去上；或者已完工的幼儿园或托儿所根本没人敢用，因为怕成为塔利班的报复目标。更甚者，有些工程虽然是拨款了，钱也发出去了，但根本从来没有动工，连地基都找不著。
波尔曼说，援助通常依赖这种一层接一层的分包关系，所以许多救援机构对援助用途监管不力，直接造就了大量贪污舞弊的机会，白白浪费的援助款特别多。分包是因为在阿富汗做援助工作太危险，故许多非政府组织和援助机构的人员根本不敢走出喀布尔，甚至不敢走出他们守卫森严的铁门外，必须依赖分包商来承包农村及偏远地区的工程。
“911之后，美国政府说塔利班是恐怖分子，是全世界的敌人，必须除之；然后又说，援助机构是美国的反恐伙伴（allies）。所以从一开始，援助机构就没法在阿富汗独立运作。他们的工作特别危险，也有一大部份是因为这样：在阿富汗，援助人员跟战斗人员（combatants）分不开来，无法维持他们中立和独立的形象。”波尔曼对我说。
波尔曼的观点并不偏锋。2004年，无国界医生五名救援人员在巴德杰斯（Badghis）省一次由塔利班策动，针对国际援助机构的袭击中身亡。无国界医生及后发表了措词严厉的新闻稿，谴责由美国领导的盟军（coalition forces）将援助视为反恐工具，例如在随街派发的宣传单张上写道，如果阿富汗民众想继续收到国际援助，就必须向美军提供关于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的信息。无国界医生的研究室主任魏斯曼（Fabrice Weissman）说，“讲到底，能保护救援人员的就只有他们清晰的形象。但盟军和大部份救援人员都严重滥用了这个形象，从而使救援组织和政治军事机构之间有了致命的混淆。”魏斯曼也严词批评“用反恐资料换援助”的策略：“拿人道工作去‘赢取人心’，跟拿红十字会的车去运武器没分别，都是滥用了‘人道’（humanitarian）这个字。”
波尔曼说，对阿富汗援助的失败要追溯到援助的目的。“从一开始，美国和其他欧洲国家都是因为军事原因才在阿富汗投放援助的。因为这些钱全部有政治盘算和目的，就会衍生了一种赏罚制度：某些阿富汗人是我们的盟友，要给他们大量援助；某些阿富汗人不够听话，我们就让他们饿肚子，把他们饿到听话为止。”
“我可以举个例子。现时欧盟援助机构发出去的援助，很大部份流向了‘反移民战争’（War on Migration），即向输出移民的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扶助这些国家发展经济，令他们打消一窝蜂移民欧洲的念头。”控制移民已经成为了欧洲未来发展方向之一，明文写在欧盟的《2030议程》里面。
“但问题是，当欧盟的目的是要控制移民，就注定那些钱对扶贫没有帮助。那些国家不会发展经济，不会建立民主，只会建立更强大的军政组织来阻截国民逃往欧洲。因为援助机构是要为援助国的议程（agenda）负责的。”
“阿富汗的情况也一样。”波尔曼再次强调。“如果给阿富汗的援助是要令这个地方不再对西方国家构成威胁，而不是要帮助他们发展经济，建立民主－－那现在我们所见的，其实是必然的结果。”
援助就是阿富汗的石油
阿富汗真的从2001年，反恐战争开始的时候，就没可能建立民主吗？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找到了匹兹堡大学（University of Pittsburg）的政治学学者珍妮佛．穆尔塔扎什维利（Dr. Jennifer Brick Murtazashvili）。珍妮佛于威斯康星大学政治系取得博士学位，学术背景是苏联学家（Sovietologist），也是阿富汗政治体制和政治经济学专家，多次出入阿富汗农村和乡郊进行田野考察和访问，写了好几本关于阿富汗政体的专著。
对于我的问题，珍妮佛肯定地说：“阿富汗从反恐战争开始就不可能建立民主，因为整个后塔利班的政治体制都是从苏联时代的阿富汗抄来的。这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与民主不相容的体制，也是一个跟阿富汗的政治现实相违背的体制。”
2001年10月，美军拉开了反恐战争的序幕，开始轰炸阿富汗的战略目标和塔利班军事重地；到了该年年底，美国及各国政府代表，以及阿富汗二十五个部落首领及军阀，以大支尔格会议（Loya Jirga；阿富汗传统的部落首领大会）的形式，在德国波恩商讨后塔利班时期的过渡计划。《波恩协定》（Bonn Agreement）成立了以卡尔扎伊（Hamid Karzai）为主席的临时政府。同时也通过以阿富汗1964年的宪法作为临时宪法。
对珍妮佛来说，这是《波恩协定》的一大失败，直接决定了民主不可能植根阿富汗。“当时国际社会和捐助者急切要在阿富汗做点建设，所以直接借用了旧制度。所以我们就在国家层面有了选举机制，但除了总统和一个没甚么用的议会以外，所有层级的官员，由都是由总统任命的。但问题是，阿富汗本身是一个在民族﹑语言以及宗教上都高度异质的社会，而且早就已经习惯了地方按自己的习俗来自决和治理，这样的高度集权根本不适用于阿富汗。”
在国家层面，阿富汗的民主体制在2021年前早已岌岌可危。自2001年起，阿富汗举行了四次总统选举，一次比一次腐败；2014年的选举造票买票丑闻不绝，舞弊情况多得根本分不出简尼和对手阿朴杜拉（Abdullah Abdullah）到底谁胜出了选举，政治危机一触即发。当时的美国国务卿克里（John Kerry）前往喀布尔斡旋，为解决眼下危机，协议创造一个“阿富汗团结政府”（National Unity Government）：简尼成为总统，而阿卜杜拉则成为政府的CEO（首席执行官），一个在宪法以外的，凭空创造出来的职位。至此问题已经很明显：阿富汗政府必须要改革，因为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极低，而在派系和军阀盛行，每个政治精英都拥有一队武装部队的阿富汗，这绝对不利于长久和平。
克里在2014年斡旋的协议包括了政治改革：加强议会监察功能，从一个总统揽权独大，行政主导的体制，过渡到一个由强势议会主导的代议政制。但这些承诺了的改革，最终完全没有实现。而民众对政府的长期不信任，反映到了2019年九月的总统选举中。造票和选举舞弊问题仍不绝于耳，而成功连任的简尼最终得票只及所有合资格选民数目的十分一：阿富汗有三千万人口，一千万合资格选民，而简尼的得票是923,592。绝大部份阿富汗人连参与选举的兴趣都没有。
当连美国政府都承认自己一直支持的政制行不通，同意阿富汗政府改革，那为甚么改革没法进行？“国际援助。有这么多的钱可以贪，既得利益者会放弃利益，支持政治改革吗？不可能。”珍妮佛续说，“这是典型的‘食租效应’。”
“食租效应”（Rentier effect）通常用来形容产油国，指当政府收入大部份来自非劳动来源，例如出口石油或其他天然资源的时候，他们就不需要依赖国内税收，所以也不需向自己的民众负责，以致民主社会需要的参与和问责荡然无存。无论民众对政府如何不信任，国内经济环境如何恶劣，这些不用依赖国内税收的政府，都可以利用一口油井来赚钱。西亚国家如科威特﹑伊朗﹑利比亚，以及非洲国家如乌干达﹑南苏丹和尼日尼亚等，都是经常被归类为“食租国”的国家。
阿富汗源源不绝的国际援助就是阿富汗政府大部份收入的来源，而这种收入正正是完全不受民众监察的－－可以说，援助就是阿富汗的“石油”。“美国和其他国际捐助者喜欢总统独大的中央集权制，因为统一指挥（unity in command）方便将援助送入阿富汗。喀布尔的精英很喜欢说‘如果分权的话，这个国家就要分崩离析了’－－如果是这样，这个国家不是已经分崩离析四十年了吗？”珍妮佛苦笑了一下。
“但去中心化也还不是重点。重点是，整个制度都在排除政党的参与。在阿富汗王国时期（注：1926－1973）还有设总理的职位，但2004年的宪法在1964年宪法的框架上，将国王和总理的权力合二为一，制造了一个高度中心化（hyper-centralized）的总统位置。议会权力被削弱；在2005年的选举，甚至所有跟政党有关系的候选人都不能参选。但我们都知道政党对民主社会有多重要。”
为甚么喀布尔的精英和国际捐助者不喜欢议会政治和政党？“因为让政党参与民主，就代表要和阿富汗的军阀分权。而这是美国和喀布尔的精英们最厌恶的。但我经常出入阿富汗的农村，见到的又是另一番景象：阿富汗的军阀在农村担当了实在的政府角色，为当地民众提供了许多公共服务。”珍妮佛续说，“这是后来高度集权的，对金钱运用近乎专制的政府做不到的。”
阿富汗前总统卡尔扎伊看到这一点，所以将这些在地方握有实权的军阀纳入政府架构，委任他们当省长（governors）。但这些军阀到了简尼时代都被排除在外。“卡尔扎伊没错是个贪污的总统，但第一，是国际社会一直将钱注入这个腐败的制度里，直接把他养胖的。第二，他委任军阀担当政府职务的决定，在我看来是实实在在的，国家建构（state-formation）的行动。但这些可以让阿富汗稳定和平的机会最终都烟消云散。”
珍妮佛说，“国际援助加快了阿富汗崩盘的过程，不止因为国际捐助者给阿富汗选了一个本来就不利民主的集权制，而且还不断放钱进来，支持一个烂进骨子里的，根本行不通（dysfunctional）的制度，让所有改革承诺都成空头支票。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政府愈集权就愈贪腐，愈贪腐就愈不肯放权。所以塔利班又可以用九十年代的口号了：‘看他们多腐败！美国支持的根本没有好东西！’他们借此吸引了许多人加入。民众对政府缺乏信任，也看不到参与民主体制的可能，这种结果不应让人意外。”过去几年，珍妮佛一直呼吁国际社会自阿富汗撤资（defund），容许全面的体制改革，但事与愿违。
“当全世界都在指摘阿富汗人搞不定民主体制，援助了二十年仍然爬不起来的时候，阿富汗人其实正在眼巴巴地看著自己的宪法，疑惑著：宪法承诺过的民主选举，我们为甚么从来都没见过呢？”
如果战争能赚钱，那为甚么要和平？
同样的一百万问题，我也丢了给供职美国和平研究所的阿富汗高级专家伯德（Dr. William Byrd）－－这次采访中唯一的一位在体制内的专家。
在制订外交政策方面，美国和平研究所（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USIP）是美国最重要和最有影响力的智库之一。USIP是列根时期成立，获两党支持（bi-partisan）的联邦机构，以研究外交斡旋和维持和平方案为主。研究所主要受美国国会资助，但也有来自美国国际开发署（U.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USAID）﹑国务院及国防部的资金。伯德是哈佛出身的发展经济学家，在加入USIP前曾任职世银驻喀布尔的国家经理及经济顾问。
伯德在华盛顿家中接受访问。曾派驻中国，会说一点中文的他，在家居办公室墙上挂上“福寿安康”四个大字。作为与国际援助体制切割不了的技术型专家，伯德对美国援助策略的批评非常克制。他认为援助帮助阿富汗改善了不少问题：“人均寿命提高，婴儿夭折率降低，人均收入也提高了。还有在电讯科技和道路建设方面的进步。”
但同时，他很明白地承认：“国际援助没有完成它最重要的任务，那就是建立稳定及长久的和平。这方面，援助是完全失败的。”
“或者我们不应该觉得意外。因为那些援助绝大部份都花到许多短期的维护安全的计划上去了。真正用来建立长久和平的援助，其实只占总援助金额的百分之一左右。”
在阿富汗，每年国民收入总值的三成都花在阿富汗国家安全部队（Afghan Security Forces）之上。是一般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数字的十倍。而且，这种“用援助买安全”援助的分布高度不平均：阿富汗五个最多冲突的省份就占了总援助额的八成，而一些相对和平，没有战事的省份，例如巴米扬（Bamyan）和代孔迪（Dykundi），则几乎完全没有得益于援助，并成为阿富汗最清贫的省份之一。而且，投放于战事频仍地区的援助，当中有不少流向了当地的军阀和塔利班。
我问伯德，为甚么阿富汗脱离不了巨额援助，无法独立运作，他说：“援助愈多，对援助的依赖就愈多。尤其在阿富汗，大都是战事去到哪里，援助就去到哪里。”
“其实历史上阿富汗一直依赖外部资金。这种依赖从18或19世纪开始，钱要么是通过掠夺或占领次大陆的部分地区得来，要么就来自当时附近国家的殖民主英国，作为阿富汗不去打扰他们的报酬。在冷战期间，阿富汗甚至是世界上人均接受援助最多的国家。”
“当然阿富汗也有短暂的，不完全依赖援助的时期，但通常那些是阿富汗非常糟糕的时期，比如在20世纪90年代初，基本上大多数援助都停止了，阿富汗又有内战，又有塔利班，情况非常恶劣。反正，无论是从其他地区掠夺的，还是从援助得来的，重点是阿富汗自给自足的时期一直非常少。”
“但在最近的20年里，这种对援助的依赖达到一个新的高峰，比冷战时期还要严重。”
在泥泞中挣扎的阿富汗人
我问波尔曼，为甚么愈多战乱的省份，援助就愈多？她耸耸肩：“援助不是用来扶贫，是用来赢取人心（win hearts and minds）的。在和平地区的阿富汗人，你可以说我们（援助国）已经赢了他们的人心；那我们现在要‘赢’的，就是在我们和塔利班当中，还没有选边站的人。”
“如果他们不会成为塔利班，不会对我们进行恐怖袭击了，他们的生活和福祉，就不是国际援助关心的范围。”
但最后，援助也没有真的赢了人心－－如果有的话，塔利班大概不会如此轻易地卷土重来，阿富汗政府也不至于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倒台。
现时国际捐助者面对一个新的问题：失去援助的阿富汗陷入人道危机，国内有一半人口正面对粮荒，未来几个月情况将更严峻。但捐助者们不想承认塔利班政府。很多捐助者不想跟塔利班扯上关系，也生怕援助会进了塔利班的口袋。
在喀布尔受访的著名阿富汗运动家，阿富汗妇女与和平研究组织（Women and Peace Studies Organisation）创办人弗格（Wazhma Frogh）对我说：“他们不会现在才知道塔利班会上台。都在多哈跟塔利班共晋晚餐三年了（注：指美国与塔利班在多哈的和谈），现在才来担心援助会进他们口袋吗？”她愈说愈急躁，“如果说不知道就是虚伪。”
美军8月从阿富汗仓皇撤离，弗格气愤地说：“这是你见过最难看的撤离了吧？他们撤离的时候，完全没有跟塔利班商量好要成立一个怎样的临时政府。也没有任何过渡方案－－是不是应该最少成立一个临时政府呢？因为这样仓促而不负责任的撤离方式，阿富汗在过去二十年的成就几乎一夜之间蒸发，一切都是一团混乱。”
“这一切仍然是有计划进行的，不过不是阿富汗人的计划，而是美国﹑北约，与整个国际社会的计划。现在人人都很害怕－－塔利班很暴力，而且他们内部并不团结，也还没有组织政府机构，建立规矩，以致很多底层的塔利班喜欢干甚么就干甚么。他们每个人在过去二十年都有不同的境遇，可能他们的家被炸了，或者是去过关塔那摩监狱，现在就回来用暴力复仇。这令所有人都非常害怕，很多人逃去伊朗﹑巴基斯坦，或者在边境等著机会出去。”
弗格认为，国际社会的担忧没有反映在他们的行动上。“不要忘记，塔利班已经存在了很久，他们也不是八月突然冒出来的。过去二十年，在北约和美军驻守阿富汗时，塔利班还在阿富汗境内活跃。塔利班现在还没有成立政府，他们是战士，过去二十年都在山区打游击的，完全不懂怎样成立政府。要保证属于阿富汗人的钱不会用来壮大塔利班，我们必须创造一个商议的机制，可能有一两个国家，或者IMF／世银可以作为中间人或托管人（trustee），先解冻一部份的资金。”
“现在的问题是甚么？国际社会没有成立一个长远监察塔利班，以及和塔利班商议的机制。”弗格定定看著我，“包括中国。来拍个照，握个手，但没有打算监察塔利班如何管治阿富汗，没打算跟他们谈条件的话，就不代表有在关注阿富汗。”
至于钱会流向塔利班吗？弗格说：“会。这是没办法的事，因为这是国际社会给阿富汗选择的。所以，‘钱将会给塔利班拿走’不能成为冻结阿富汗的钱或停止对阿富汗的援助的原因。虽然有一部份的钱会被塔利班拿走，还有一些钱会流向普通阿富汗人，而现在普通阿富汗人实在需要这些钱。国际社会现在才来担心塔利班会贪腐的话，那是太迟了。”
2020年，因为Covid-19疫情，世银等许多国际机构都向阿富汗提供了援助拨款。但阿富汗的独立反腐败监察机构“阿富汗诚信观察组织”（Integrity Watch Afghanistan：IWA）却表示阿富汗政府垄断了这些援助的用途。这些拨款应该流向医护及医疗机构，但根本没有人能追踪它们的去向，公众难以监察。IWA总监阿富扎里（Sayed Ekram Afzali）一年前受访时表示，因为贪污舞弊盛行，政府对疫情援助的垄断使民众对政府信心全失，“令制度变得非常脆弱”。而阿富汗重建特别督察长（US special inspector general for Afghanistan reconstruction, SIGAR）的苏普科（John Sopko）也认为阿富汗政府的腐败，令塔利班愈来愈容易吸纳新血。
现时由于美国和世银等机构冻结阿富汗储备，阿富汗的医生自八月起已经没发过工资。早在去年，Covid-19开始全球流行的时候，喀布尔的医生就已经因政府拖欠薪金而发起过游行。2020年6月，喀布尔一群包括律师和医生的专业人士示威，不是要求国际机构援助阿富汗－－而是希望国际货币组织（IMF）取消一笔给阿富汗对抗疫情的2亿美元拨款，因为他们恐怕阿富汗政府会把这笔钱吞掉，而医护仍然不会准时发薪。
一年后，阿富汗政府已经倒台，而阿富汗正在饥荒边缘挣扎。IWA总监阿富扎里跟我说：“国际社会还没有汲取过去二十年的教训。这么多年来，数以千亿计的援助款到底花到哪里去了呢？阿富汗人是不会知道的。最有趣的是，现在阿富汗政府都倒台了，塔利班也回来了，但国际社会竟然还没有将援助款的监察机制提上议程。”
IWF追踪了国际援助机构在阿富汗兴建的二百间学校，发现当中大部份都有结构问题，有些根本没起出来，有些没有墙，有些没有最基本的厕所等设施，有些天花板长期渗水，有些电路是乱铺的。
“我不会说援助完全没有帮助阿富汗人，这样说就太不公平了。至少阿富汗的医疗和教育都因为援助得到很大改善。只是这些钱从来没有对阿富汗民众负责过。但民众不是援助想要帮助的人吗？”阿富扎里说。“预算﹑花费﹑监察－－没有一项是阿富汗人可以参与的。”
政府和国际援助机构都没有监察，IWF的社区为本监察计划（Community-Based Monitoring）训练1500个社区的阿富汗民众自行监察这些工程的进度，及时发现和解决这些偷工减料问题。
“政府贪污腐败，国际捐助者完全没有监察他们‘支持’的工程究竟长甚么样子，所以绝大部份问题，都是阿富汗人在社区里自行解决的。我们都已经习惯了这样子。
“没人干的事情，我们就自己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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