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冬的十一月底，我在倫敦參加了一場由「阿富汗救援組織」（Afghanaid）舉辦的講座。講座在市中心南肯辛頓區的皇家地理學院舉行，會場旁邊除了大名鼎鼎的V＆A藝術館和自然史博物館，就是一列的外國領事館與高價餐廳。講座參加者多是關心阿富汗的外交人員和國際援助官員。在衣香鬢影，香檳杯踫撞聲不絕，侍者捧著精緻點心托盤團團轉的會場，我似乎是寥寥幾個四十歲以下的參加者之一，也是唯一一張東亞面孔。
講座題為「毋忘阿富汗」（Don’t Forget Afghanistan）。當晚演講嘉賓包括《泰晤士報》的戰地記者勞埃德（Anthony Loyd）﹑阿富汗獨立人權委員會主席艾克芭（Shaharzad Akbar）﹑聯合國環境署阿富汗項目經理斯坎倫（Andrew Scanlon）等。大螢幕上播放著他們在阿富汗拍攝的照片，有些叫人嘆息，例如被塔利班槍擊的女法官的遺物；有些令會場發出克制的笑聲，例如有張拍到塔利班戰士坐在小鴨造型的黃色腳踏船上遊湖。
無論如何，所有講者最後的訊息都是一樣的：阿富汗需要幫助。大旱和戰亂使得阿富汗九成農夫都沒法收成，國內糧食短缺；美國政府和世銀凍結了阿富汗儲備，阿富汗公務員﹑醫護和教師自八月起就沒有發過工資。勞埃德說：「現在阿富汗許多家庭都依賴賣孩子才能不致餓死，而且賣的多是女孩。」嘉賓們一致認同：國際社會必須盡快重啟阿富汗的人道和發展援助。現場掌聲雷動。
自2001年，「反恐戰爭」（War on Terror）開展以來，阿富汗都是西方國家的援助「熱點」：單單美國就向阿富汗投入了接近1500億美元的非軍事援助，歐盟的同期數字是40億歐元，另還有數以十億來自其他國際組織。多年來，阿富汗都是全球獲得最多國際援助的國家之一，更長期位居美國投放最多援助資源的國家。近年美國準備撤軍，明顯減少對阿富汗援助，但2019年的援助金額仍然達到40多億美元。
但二十年後的結果，所有人有目共睹：阿富汗仍然是個「失敗國家」（failed state）和依賴援助的食租國（rentier state）。今年八月阿富汗變天，塔利班重返喀布爾，美軍部隊在約定撤軍期限三個月後狼狽撤離，阿富汗總統簡尼（Ashraf Ghani）倉皇逃往阿聯酋，二十年「反恐戰爭」（War on Terror）終告結束。塔利班捲土重來，國際社會大為震撼，但很多關注阿富汗的人對阿富汗政府極速倒台卻毫不意外。賓州大學的伊斯蘭及中東史學家奧洛米（Ali A. Olomi）寫道：「如果你看看1990年代，塔利班是如何得勢的，你就會發現他們今日其實在幹一模一樣的事情。」1989年蘇聯自阿富汗撤軍後，塔利班就是打著反貪污反腐敗的旗號，在農村和鄉郊地區吸引了許多阿富汗人。
反恐二十年，野心家和貪婪的精英富起來了，但期望民主，期望和平的阿富汗人民卻仍置於水深火熱中。端傳媒訪問了供職美國和平研究所（USIP）的經濟學家﹑多年來針砭國際援助貪污問題的獨立記者﹑熟悉阿富汗政治體制的政治學家﹑以及阿富汗反貪腐倡議者，嘗試探究一個被受訪者稱為「百萬元的問題」（a million dollar question；指重要但極其難答的問題）：為甚麼長期接收國際社會的鉅額援助的阿富汗，完全沒有建立民主﹑和平，以及可持續的經濟體系，成為能夠獨立運作的國家？
雖然出發點各異，但受訪者們大都給出了違反直覺的答案：援助沒有帶來和平穩定；過去二十年，國際社會的鉅額援助甚至加速了阿富汗崩盤的過程。
當「人道」與「反恐」竟是同義詞
波爾曼（Linda Polman）是來自荷蘭的著名獨立戰地記者，曾出版《戰爭遊戲》（War Games: The Story Of Aid And War In Modern Times）等暢銷書。波爾曼長年研究國際援助，足跡遍及許多衝突頻仍的「援助熱點」，包括塞拉利昂﹑索馬里﹑海地﹑盧旺達﹑剛果，以及阿富汗。
2009年，波爾曼重返阿富汗，後將採訪經歷寫成了題為「Afghaniscam」（「阿富汗騙局」）的章節，收錄在2013年出版的《The Crisis Caravan》裡。「Afghaniscam」的內容怵目驚心。波爾曼形容，在國際組織﹑外交人員和政治精英雲集的喀布爾，多的是因為反恐戰爭發了大財的保安公司：西方官員來到喀布爾之後，必須用防彈裝甲車一路載到有鐵門和沙包重重包圍的安全地方；他們出行的時候，這些保安公司還會直接無預警清場，附近街道的路邊攤販﹑乞丐﹑行人和商戶都要急忙收拾讓路。喀布爾到處都是為西方大人物們豎起的鐵馬與高牆。反恐戰爭開始後，在喀布爾多了為駐喀布爾的士兵﹑外交官﹑非政府組織的人員而設的各國美食餐廳；但同時，只有2％不夠的阿富汗家庭有正常電力供應。
更嚴重的是一層疊一層的貪污。因為許多非政府組織依賴分包商（subcontrators）來替他們在各地完成援助項目，又因為許多援助機構的人員因為安全問題不會離開喀布爾，這些幾乎沒有監管的分包商就有了許多從中謀利的機會，援助欺詐（aid fraud）和援助貪污（aid corruption）問題不絕於耳。波爾曼說：「無疑，援助貪污問題到處都有，但在阿富汗，這些問題非常極端。」
波爾曼在書中提及了其中一筆：美國國際開發署（U.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USAID）為一項興建由喀布爾一路延伸到坎大哈的大橋，撥出了1500萬美元的援助金。竣工之後，這條大橋將代替原本連接兩個城市的顛簸不平的泥路。但最後建成的大橋根本沒比泥路好多少，甚至如果沒有每年做安全維護的話，五年內就不能使用。用1500萬美元建成的橋，質量為甚麼如此差劣？研究貪污和詐欺問題的獨立機構CorpWatch發現，這筆錢起初由美國國際開發署，經聯合國轉帳給一間美國公司，而該美國公司又另聘了一間土耳其的道路工程公司來承包工程。這筆錢每一次轉手都被吸走了6至20巴仙，到最後就只能用最廉價的物料，起一條最廉價的橋。
這當然不是孤例。根據波爾曼，在阿富汗有些用援助款興建的女子學校，最後只有男生去上；或者已完工的幼兒園或托兒所根本沒人敢用，因為怕成為塔利班的報復目標。更甚者，有些工程雖然是撥款了，錢也發出去了，但根本從來沒有動工，連地基都找不著。
波爾曼說，援助通常依賴這種一層接一層的分包關係，所以許多救援機構對援助用途監管不力，直接造就了大量貪污舞弊的機會，白白浪費的援助款特別多。分包是因為在阿富汗做援助工作太危險，故許多非政府組織和援助機構的人員根本不敢走出喀布爾，甚至不敢走出他們守衛森嚴的鐵門外，必須依賴分包商來承包農村及偏遠地區的工程。
「911之後，美國政府說塔利班是恐怖分子，是全世界的敵人，必須除之；然後又說，援助機構是美國的反恐伙伴（allies）。所以從一開始，援助機構就沒法在阿富汗獨立運作。他們的工作特別危險，也有一大部份是因為這樣：在阿富汗，援助人員跟戰鬥人員（combatants）分不開來，無法維持他們中立和獨立的形象。」波爾曼對我說。
波爾曼的觀點並不偏鋒。2004年，無國界醫生五名救援人員在巴德傑斯（Badghis）省一次由塔利班策動，針對國際援助機構的襲擊中身亡。無國界醫生及後發表了措詞嚴厲的新聞稿，譴責由美國領導的盟軍（coalition forces）將援助視為反恐工具，例如在隨街派發的宣傳單張上寫道，如果阿富汗民眾想繼續收到國際援助，就必須向美軍提供關於塔利班和基地組織的資訊。無國界醫生的研究室主任魏斯曼（Fabrice Weissman）說，「講到底，能保護救援人員的就只有他們清晰的形象。但盟軍和大部份救援人員都嚴重濫用了這個形象，從而使救援組織和政治軍事機構之間有了致命的混淆。」魏斯曼也嚴詞批評「用反恐資料換援助」的策略：「拿人道工作去『贏取人心』，跟拿紅十字會的車去運武器沒分別，都是濫用了『人道』（humanitarian）這個字。」
波爾曼說，對阿富汗援助的失敗要追溯到援助的目的。「從一開始，美國和其他歐洲國家都是因為軍事原因才在阿富汗投放援助的。因為這些錢全部有政治盤算和目的，就會衍生了一種賞罰制度：某些阿富汗人是我們的盟友，要給他們大量援助；某些阿富汗人不夠聽話，我們就讓他們餓肚子，把他們餓到聽話為止。」
「我可以舉個例子。現時歐盟援助機構發出去的援助，很大部份流向了『反移民戰爭』（War on Migration），即向輸出移民的發展中國家提供援助，扶助這些國家發展經濟，令他們打消一窩蜂移民歐洲的念頭。」控制移民已經成為了歐洲未來發展方向之一，明文寫在歐盟的《2030議程》裡面。
「但問題是，當歐盟的目的是要控制移民，就注定那些錢對扶貧沒有幫助。那些國家不會發展經濟，不會建立民主，只會建立更強大的軍政組織來阻截國民逃往歐洲。因為援助機構是要為援助國的議程（agenda）負責的。」
「阿富汗的情況也一樣。」波爾曼再次強調。「如果給阿富汗的援助是要令這個地方不再對西方國家構成威脅，而不是要幫助他們發展經濟，建立民主－－那現在我們所見的，其實是必然的結果。」
援助就是阿富汗的石油
阿富汗真的從2001年，反恐戰爭開始的時候，就沒可能建立民主嗎？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我找到了匹茲堡大學（University of Pittsburg）的政治學學者珍妮佛．穆爾塔扎什維利（Dr. Jennifer Brick Murtazashvili）。珍妮佛於威斯康辛大學政治系取得博士學位，學術背景是蘇聯學家（Sovietologist），也是阿富汗政治體制和政治經濟學專家，多次出入阿富汗農村和鄉郊進行田野考察和訪問，寫了好幾本關於阿富汗政體的專著。
對於我的問題，珍妮佛肯定地說：「阿富汗從反恐戰爭開始就不可能建立民主，因為整個後塔利班的政治體制都是從蘇聯時代的阿富汗抄來的。這是一個高度中央集權的，與民主不相容的體制，也是一個跟阿富汗的政治現實相違背的體制。」
2001年10月，美軍拉開了反恐戰爭的序幕，開始轟炸阿富汗的戰略目標和塔利班軍事重地；到了該年年底，美國及各國政府代表，以及阿富汗二十五個部落首領及軍閥，以大支爾格會議（Loya Jirga；阿富汗傳統的部落首領大會）的形式，在德國波恩商討後塔利班時期的過渡計劃。《波恩協定》（Bonn Agreement）成立了以卡爾扎伊（Hamid Karzai）為主席的臨時政府。同時也通過以阿富汗1964年的憲法作為臨時憲法。
對珍妮佛來說，這是《波恩協定》的一大失敗，直接決定了民主不可能植根阿富汗。「當時國際社會和捐助者急切要在阿富汗做點建設，所以直接借用了舊制度。所以我們就在國家層面有了選舉機制，但除了總統和一個沒甚麼用的議會以外，所有層級的官員，由都是由總統任命的。但問題是，阿富汗本身是一個在民族﹑語言以及宗教上都高度異質的社會，而且早就已經習慣了地方按自己的習俗來自決和治理，這樣的高度集權根本不適用於阿富汗。」
在國家層面，阿富汗的民主體制在2021年前早已岌岌可危。自2001年起，阿富汗舉行了四次總統選舉，一次比一次腐敗；2014年的選舉造票買票醜聞不絕，舞弊情況多得根本分不出簡尼和對手阿朴杜拉（Abdullah Abdullah）到底誰勝出了選舉，政治危機一觸即發。當時的美國國務卿克里（John Kerry）前往喀布爾斡旋，為解決眼下危機，協議創造一個「阿富汗團結政府」（National Unity Government）：簡尼成為總統，而阿卜杜拉則成為政府的CEO（首席執行官），一個在憲法以外的，憑空創造出來的職位。至此問題已經很明顯：阿富汗政府必須要改革，因為民眾對政府的信任度極低，而在派系和軍閥盛行，每個政治精英都擁有一隊武裝部隊的阿富汗，這絕對不利於長久和平。
克里在2014年斡旋的協議包括了政治改革：加強議會監察功能，從一個總統攬權獨大，行政主導的體制，過渡到一個由強勢議會主導的代議政制。但這些承諾了的改革，最終完全沒有實現。而民眾對政府的長期不信任，反映到了2019年九月的總統選舉中。造票和選舉舞弊問題仍不絕於耳，而成功連任的簡尼最終得票只及所有合資格選民數目的十分一：阿富汗有三千萬人口，一千萬合資格選民，而簡尼的得票是923,592。絕大部份阿富汗人連參與選舉的興趣都沒有。
當連美國政府都承認自己一直支持的政制行不通，同意阿富汗政府改革，那為甚麼改革沒法進行？「國際援助。有這麼多的錢可以貪，既得利益者會放棄利益，支持政治改革嗎？不可能。」珍妮佛續說，「這是典型的『食租效應』。」
「食租效應」（Rentier effect）通常用來形容產油國，指當政府收入大部份來自非勞動來源，例如出口石油或其他天然資源的時候，他們就不需要依賴國內稅收，所以也不需向自己的民眾負責，以致民主社會需要的參與和問責蕩然無存。無論民眾對政府如何不信任，國內經濟環境如何惡劣，這些不用依賴國內稅收的政府，都可以利用一口油井來賺錢。西亞國家如科威特﹑伊朗﹑利比亞，以及非洲國家如烏干達﹑南蘇丹和尼日尼亞等，都是經常被歸類為「食租國」的國家。
阿富汗源源不絕的國際援助就是阿富汗政府大部份收入的來源，而這種收入正正是完全不受民眾監察的－－可以說，援助就是阿富汗的「石油」。「美國和其他國際捐助者喜歡總統獨大的中央集權制，因為統一指揮（unity in command）方便將援助送入阿富汗。喀布爾的精英很喜歡說『如果分權的話，這個國家就要分崩離析了』－－如果是這樣，這個國家不是已經分崩離析四十年了嗎？」珍妮佛苦笑了一下。
「但去中心化也還不是重點。重點是，整個制度都在排除政黨的參與。在阿富汗王國時期（註：1926－1973）還有設總理的職位，但2004年的憲法在1964年憲法的框架上，將國王和總理的權力合二為一，製造了一個高度中心化（hyper-centralized）的總統位置。議會權力被削弱；在2005年的選舉，甚至所有跟政黨有關係的候選人都不能參選。但我們都知道政黨對民主社會有多重要。」
為甚麼喀布爾的精英和國際捐助者不喜歡議會政治和政黨？「因為讓政黨參與民主，就代表要和阿富汗的軍閥分權。而這是美國和喀布爾的精英們最厭惡的。但我經常出入阿富汗的農村，見到的又是另一番景象：阿富汗的軍閥在農村擔當了實在的政府角色，為當地民眾提供了許多公共服務。」珍妮佛續說，「這是後來高度集權的，對金錢運用近乎專制的政府做不到的。」
阿富汗前總統卡爾扎伊看到這一點，所以將這些在地方握有實權的軍閥納入政府架構，委任他們當省長（governors）。但這些軍閥到了簡尼時代都被排除在外。「卡爾扎伊沒錯是個貪污的總統，但第一，是國際社會一直將錢注入這個腐敗的制度裡，直接把他養胖的。第二，他委任軍閥擔當政府職務的決定，在我看來是實實在在的，國家建構（state-formation）的行動。但這些可以讓阿富汗穩定和平的機會最終都煙消雲散。」
珍妮佛說，「國際援助加快了阿富汗崩盤的過程，不止因為國際捐助者給阿富汗選了一個本來就不利民主的集權制，而且還不斷放錢進來，支持一個爛進骨子裡的，根本行不通（dysfunctional）的制度，讓所有改革承諾都成空頭支票。這是一個惡性循環。」
「政府愈集權就愈貪腐，愈貪腐就愈不肯放權。所以塔利班又可以用九十年代的口號了：『看他們多腐敗！美國支持的根本沒有好東西！』他們借此吸引了許多人加入。民眾對政府缺乏信任，也看不到參與民主體制的可能，這種結果不應讓人意外。」過去幾年，珍妮佛一直呼籲國際社會自阿富汗撤資（defund），容許全面的體制改革，但事與願違。
「當全世界都在指摘阿富汗人搞不定民主體制，援助了二十年仍然爬不起來的時候，阿富汗人其實正在眼巴巴地看著自己的憲法，疑惑著：憲法承諾過的民主選舉，我們為甚麼從來都沒見過呢？」
如果戰爭能賺錢，那為甚麼要和平？
同樣的一百萬問題，我也丟了給供職美國和平研究所的阿富汗高級專家伯德（Dr. William Byrd）－－這次採訪中唯一的一位在體制內的專家。
在制訂外交政策方面，美國和平研究所（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USIP）是美國最重要和最有影響力的智庫之一。USIP是列根時期成立，獲兩黨支持（bi-partisan）的聯邦機構，以研究外交斡旋和維持和平方案為主。研究所主要受美國國會資助，但也有來自美國國際開發署（U.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USAID）﹑國務院及國防部的資金。伯德是哈佛出身的發展經濟學家，在加入USIP前曾任職世銀駐喀布爾的國家經理及經濟顧問。
伯德在華盛頓家中接受訪問。曾派駐中國，會說一點中文的他，在家居辦公室牆上掛上「福壽安康」四個大字。作為與國際援助體制切割不了的技術型專家，伯德對美國援助策略的批評非常克制。他認為援助幫助阿富汗改善了不少問題：「人均壽命提高，嬰兒夭折率降低，人均收入也提高了。還有在電訊科技和道路建設方面的進步。」
但同時，他很明白地承認：「國際援助沒有完成它最重要的任務，那就是建立穩定及長久的和平。這方面，援助是完全失敗的。」
「或者我們不應該覺得意外。因為那些援助絕大部份都花到許多短期的維護安全的計劃上去了。真正用來建立長久和平的援助，其實只佔總援助金額的百分之一左右。」
在阿富汗，每年國民收入總值的三成都花在阿富汗國家安全部隊（Afghan Security Forces）之上。是一般低收入發展中國家的數字的十倍。而且，這種「用援助買安全」援助的分布高度不平均：阿富汗五個最多衝突的省份就佔了總援助額的八成，而一些相對和平，沒有戰事的省份，例如巴米揚（Bamyan）和代孔迪（Dykundi），則幾乎完全沒有得益於援助，並成為阿富汗最清貧的省份之一。而且，投放於戰事頻仍地區的援助，當中有不少流向了當地的軍閥和塔利班。
我問伯德，為甚麼阿富汗脫離不了鉅額援助，無法獨立運作，他說：「援助愈多，對援助的依賴就愈多。尤其在阿富汗，大都是戰事去到哪裡，援助就去到哪裡。」
「其實歷史上阿富汗一直依賴外部資金。這種依賴從18或19世紀開始，錢要麼是通過掠奪或佔領次大陸的部分地區得來，要麼就來自當時附近國家的殖民主英國，作為阿富汗不去打擾他們的報酬。在冷戰期間，阿富汗甚至是世界上人均接受援助最多的國家。」
「當然阿富汗也有短暫的，不完全依賴援助的時期，但通常那些是阿富汗非常糟糕的時期，比如在20世紀90年代初，基本上大多數援助都停止了，阿富汗又有內戰，又有塔利班，情況非常惡劣。反正，無論是從其他地區掠奪的，還是從援助得來的，重點是阿富汗自給自足的時期一直非常少。」
「但在最近的20年裏，這種對援助的依賴達到一個新的高峰，比冷戰時期還要嚴重。」
在泥濘中掙扎的阿富汗人
我問波爾曼，為甚麼愈多戰亂的省份，援助就愈多？她聳聳肩：「援助不是用來扶貧，是用來贏取人心（win hearts and minds）的。在和平地區的阿富汗人，你可以說我們（援助國）已經贏了他們的人心；那我們現在要『贏』的，就是在我們和塔利班當中，還沒有選邊站的人。」
「如果他們不會成為塔利班，不會對我們進行恐怖襲擊了，他們的生活和福祉，就不是國際援助關心的範圍。」
但最後，援助也沒有真的贏了人心－－如果有的話，塔利班大概不會如此輕易地捲土重來，阿富汗政府也不至於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倒台。
現時國際捐助者面對一個新的問題：失去援助的阿富汗陷入人道危機，國內有一半人口正面對糧荒，未來幾個月情況將更嚴峻。但捐助者們不想承認塔利班政府。很多捐助者不想跟塔利班扯上關係，也生怕援助會進了塔利班的口袋。
在喀布爾受訪的著名阿富汗運動家，阿富汗婦女與和平研究組織（Women and Peace Studies Organisation）創辦人弗格（Wazhma Frogh）對我說：「他們不會現在才知道塔利班會上台。都在多哈跟塔利班共晉晚餐三年了（註：指美國與塔利班在多哈的和談），現在才來擔心援助會進他們口袋嗎？」她愈說愈急躁，「如果說不知道就是虛偽。」
美軍8月從阿富汗倉皇撤離，弗格氣憤地說：「這是你見過最難看的撤離了吧？他們撤離的時候，完全沒有跟塔利班商量好要成立一個怎樣的臨時政府。也沒有任何過渡方案－－是不是應該最少成立一個臨時政府呢？因為這樣倉促而不負責任的撤離方式，阿富汗在過去二十年的成就幾乎一夜之間蒸發，一切都是一團混亂。」
「這一切仍然是有計劃進行的，不過不是阿富汗人的計劃，而是美國﹑北約，與整個國際社會的計劃。現在人人都很害怕－－塔利班很暴力，而且他們內部並不團結，也還沒有組織政府機構，建立規矩，以致很多底層的塔利班喜歡幹甚麼就幹甚麼。他們每個人在過去二十年都有不同的境遇，可能他們的家被炸了，或者是去過關塔那摩監獄，現在就回來用暴力復仇。這令所有人都非常害怕，很多人逃去伊朗﹑巴基斯坦，或者在邊境等著機會出去。」
弗格認為，國際社會的擔憂沒有反映在他們的行動上。「不要忘記，塔利班已經存在了很久，他們也不是八月突然冒出來的。過去二十年，在北約和美軍駐守阿富汗時，塔利班還在阿富汗境內活躍。塔利班現在還沒有成立政府，他們是戰士，過去二十年都在山區打遊擊的，完全不懂怎樣成立政府。要保證屬於阿富汗人的錢不會用來壯大塔利班，我們必須創造一個商議的機制，可能有一兩個國家，或者IMF／世銀可以作為中間人或託管人（trustee），先解凍一部份的資金。」
「現在的問題是甚麼？國際社會沒有成立一個長遠監察塔利班，以及和塔利班商議的機制。」弗格定定看著我，「包括中國。來拍個照，握個手，但沒有打算監察塔利班如何管治阿富汗，沒打算跟他們談條件的話，就不代表有在關注阿富汗。」
至於錢會流向塔利班嗎？弗格說：「會。這是沒辦法的事，因為這是國際社會給阿富汗選擇的。所以，『錢將會給塔利班拿走』不能成為凍結阿富汗的錢或停止對阿富汗的援助的原因。雖然有一部份的錢會被塔利班拿走，還有一些錢會流向普通阿富汗人，而現在普通阿富汗人實在需要這些錢。國際社會現在才來擔心塔利班會貪腐的話，那是太遲了。」
2020年，因為Covid-19疫情，世銀等許多國際機構都向阿富汗提供了援助撥款。但阿富汗的獨立反腐敗監察機構「阿富汗誠信觀察組織」（Integrity Watch Afghanistan：IWA）卻表示阿富汗政府壟斷了這些援助的用途。這些撥款應該流向醫護及醫療機構，但根本沒有人能追蹤它們的去向，公眾難以監察。IWA總監阿富扎里（Sayed Ekram Afzali）一年前受訪時表示，因為貪污舞弊盛行，政府對疫情援助的壟斷使民眾對政府信心全失，「令制度變得非常脆弱」。而阿富汗重建特別督察長（US special inspector general for Afghanistan reconstruction, SIGAR）的蘇普科（John Sopko）也認為阿富汗政府的腐敗，令塔利班愈來愈容易吸納新血。
現時由於美國和世銀等機構凍結阿富汗儲備，阿富汗的醫生自八月起已經沒發過工資。早在去年，Covid-19開始全球流行的時候，喀布爾的醫生就已經因政府拖欠薪金而發起過遊行。2020年6月，喀布爾一群包括律師和醫生的專業人士示威，不是要求國際機構援助阿富汗－－而是希望國際貨幣組織（IMF）取消一筆給阿富汗對抗疫情的2億美元撥款，因為他們恐怕阿富汗政府會把這筆錢吞掉，而醫護仍然不會準時發薪。
一年後，阿富汗政府已經倒台，而阿富汗正在飢荒邊緣掙扎。IWA總監阿富扎里跟我說：「國際社會還沒有汲取過去二十年的教訓。這麼多年來，數以千億計的援助款到底花到哪裡去了呢？阿富汗人是不會知道的。最有趣的是，現在阿富汗政府都倒台了，塔利班也回來了，但國際社會竟然還沒有將援助款的監察機制提上議程。」
IWF追蹤了國際援助機構在阿富汗興建的二百間學校，發現當中大部份都有結構問題，有些根本沒起出來，有些沒有牆，有些沒有最基本的廁所等設施，有些天花板長期滲水，有些電路是亂鋪的。
「我不會說援助完全沒有幫助阿富汗人，這樣說就太不公平了。至少阿富汗的醫療和教育都因為援助得到很大改善。只是這些錢從來沒有對阿富汗民眾負責過。但民眾不是援助想要幫助的人嗎？」阿富扎里說。「預算﹑花費﹑監察－－沒有一項是阿富汗人可以參與的。」
政府和國際援助機構都沒有監察，IWF的社區為本監察計劃（Community-Based Monitoring）訓練1500個社區的阿富汗民眾自行監察這些工程的進度，及時發現和解決這些偷工減料問題。
「政府貪污腐敗，國際捐助者完全沒有監察他們『支持』的工程究竟長甚麼樣子，所以絕大部份問題，都是阿富汗人在社區裡自行解決的。我們都已經習慣了這樣子。
「沒人幹的事情，我們就自己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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