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在台湾，公共电视受瞩目的历史剧《斯卡罗》风光却也备受议论的落幕。这出戏以医生小说家陈耀昌的长篇小说《傀儡花》改编而来，剧情主要描写1867年罗姝号（Rover）号事件后，美国人李仙得积极介入调停，并走访南台湾各部落之间协调而展开。除了安排一段剧情片应该有的爱情故事，因应其为历史剧的属性，影视也保留了小说情节中所涉及的闽南、客家等汉人村落与原住民部落的往来与冲突。
因为事件发生在台湾，且涉及英、美的介入，加上所谓国际调停以及传说关于原住民与李仙得签订的和解“条约”在美国国家图书馆珍藏，这使得原著小说《傀儡花》一出版就备受注目，台湾政府文化部甚至拨款近两亿新台币制作影集，并在公共电视频道上播放。仿佛罗姝号事件证明了十九世纪中叶的清朝时期，台湾便已经开始独立的活跃在国际的折冲中，并为其独特性与位置的战略性而大感骄傲；而小说原著作者陈耀昌医师，在南台湾的田野调查所做的剧情铺陈，述及汉人移民南下拓垦所形成的聚落样态，也引起屏东或者更广大的台湾民众注目与认同，以至于在社交媒体出现大量颂赞这是一部描绘台湾多元族群融合的好电影，忠实呈现了拓垦移民坚韧而不向环境屈服的意志。这也使得改编成影剧的《斯卡罗》成为台湾近年来少见的，同时受官方与民间瞩目的作品。然而，观众的颂赞声并没有完全掩盖他存在的有意或无意的偏颇，引来注重历史研究的质疑，而影片对台湾原住民的角色刻画角度与摆放的位置，也引起原住民不同面相的纠错与指责。
毫无疑问的，原住民的历史图像是模糊的且扭曲的；太多的偏见，不但使主体社会的人始终无法以平等的眼光看待原住民，甚至原住民本身，也因为长久被迫去认同一个被丑化的落后图像，因而常常濒临自我否定的分裂危机。
非说不可的焦虑与忧心
但我私下认为，就算小说、电影跳脱原来的“历史”观点，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毕竟艺术创作，不论小说或电影，都没有必须对“历史”负责的义务。正因为这是创作，创作者有其超然与独立的解读视野，这是自由、权力与姿态。这里我用引号框住历史两个字，是因为历史本身也是一种注记与诠释，而写历史的人，很难说不是一个善于杜撰与编造剧情的小说家。但对于不同族群的描述与引用为电影一环，我认为还是得稍微谨慎与考究，因为对不同民族的面对态度，反应的是个人甚至是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
笔者近日在耙梳原住民文学史资料时，注意到《山海文化杂志社》在1993年的创刊号的第一个专题便是以“原住民图像的重构”为主题，邀请了几位从事影像工作者，分别从各自的专项领域谈镜头下的原住民图像所散射的问题。其中的引言便直指：毫无疑问的，原住民的历史图像是模糊的且扭曲的；太多的偏见，不但使主体社会的人始终无法以平等的眼光看待原住民，甚至原住民本身，也因为长久被迫去认同一个被丑化的落后图像，因而常常濒临自我否定的分裂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