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在台灣，公共電視受矚目的歷史劇《斯卡羅》風光卻也備受議論的落幕。這齣戲以醫生小說家陳耀昌的長篇小說《傀儡花》改編而來，劇情主要描寫1867年羅姝號（Rover）號事件後，美國人李仙得積極介入調停，並走訪南台灣各部落之間協調而展開。除了安排一段劇情片應該有的愛情故事，因應其為歷史劇的屬性，影視也保留了小說情節中所涉及的閩南、客家等漢人村落與原住民部落的往來與衝突。
因為事件發生在台灣，且涉及英、美的介入，加上所謂國際調停以及傳說關於原住民與李仙得簽訂的和解「條約」在美國國家圖書館珍藏，這使得原著小說《傀儡花》一出版就備受注目，台灣政府文化部甚至撥款近兩億新台幣製作影集，並在公共電視頻道上播放。彷彿羅姝號事件證明了十九世紀中葉的清朝時期，台灣便已經開始獨立的活躍在國際的折衝中，並為其獨特性與位置的戰略性而大感驕傲；而小說原著作者陳耀昌醫師，在南台灣的田野調查所做的劇情鋪陳，述及漢人移民南下拓墾所形成的聚落樣態，也引起屏東或者更廣大的台灣民眾注目與認同，以至於在社交媒體出現大量頌讚這是一部描繪台灣多元族群融合的好電影，忠實呈現了拓墾移民堅韌而不向環境屈服的意志。這也使得改編成影劇的《斯卡羅》成為台灣近年來少見的，同時受官方與民間矚目的作品。然而，觀眾的頌讚聲並沒有完全掩蓋他存在的有意或無意的偏頗，引來注重歷史研究的質疑，而影片對台灣原住民的角色刻畫角度與擺放的位置，也引起原住民不同面相的糾錯與指責。
毫無疑問的，原住民的歷史圖像是模糊的且扭曲的；太多的偏見，不但使主體社會的人始終無法以平等的眼光看待原住民，甚至原住民本身，也因為長久被迫去認同一個被醜化的落後圖像，因而常常瀕臨自我否定的分裂危機。
非說不可的焦慮與憂心
但我私下認為，就算小說、電影跳脫原來的「歷史」觀點，這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畢竟藝術創作，不論小說或電影，都沒有必須對「歷史」負責的義務。正因為這是創作，創作者有其超然與獨立的解讀視野，這是自由、權力與姿態。這裡我用引號框住歷史兩個字，是因為歷史本身也是一種註記與詮釋，而寫歷史的人，很難說不是一個善於杜撰與編造劇情的小說家。但對於不同族群的描述與引用為電影一環，我認為還是得稍微謹慎與考究，因為對不同民族的面對態度，反應的是個人甚至是整個社會的文明程度。
筆者近日在耙梳原住民文學史資料時，注意到《山海文化雜誌社》在1993年的創刊號的第一個專題便是以「原住民圖像的重構」為主題，邀請了幾位從事影像工作者，分別從各自的專項領域談鏡頭下的原住民圖像所散射的問題。其中的引言便直指：毫無疑問的，原住民的歷史圖像是模糊的且扭曲的；太多的偏見，不但使主體社會的人始終無法以平等的眼光看待原住民，甚至原住民本身，也因為長久被迫去認同一個被醜化的落後圖像，因而常常瀕臨自我否定的分裂危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