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初，香港一所大学聘任我在其社会科学系任教。那之前，我在美国的高校教书有十多年，虽然教过的学生背景广杂，但要来香港，我还是做好被挑战的准备。
最初，我课上有香港本地学生、大陆来港学生和来自英国、美国、台湾、韩国等地的交换生。我同时为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课。和美国大学不同，香港的本科课程大多一周一次，一次三小时。学生很内敛，既不喜欢提问，也不喜欢参与课堂讨论。他们之前接受的中小学教育主要以记忆正确信息为主，这让他们有些惧怕开放式讨论——怕不知道正确答案是什么，更怕会在全班人面前暴露不知道正确答案的样子。于是，前几周基本上都是我在问问题，等好长一段时间，期待学生能够回应。
每学期开学我都会把来自西方国家的交换生叫到一边，和他们解释，这里和他们的母校不一样，在课上说话时请先举手。不然这堂课会很容易变成交换生和我之间炽热讨论、其他学生静坐观察。一个美国学生不以为然，他批评：“你这样规定不公平。”“你说的没错。但是对于本地同学来说，以交换学生利益优先的课堂也不公平。下次说话记得举手。”
每学期学生们都要花一段时间明白，我不需要他们提供正确答案，很可能这些问题本身就没有答案。比起找到正确的答案，社会科学更关心问出正确的问题。当我觉察到同学们已经逐渐对我有信任感、愿意回答问题时，我就会在他们回答问题之后一直问“为什么”，直到他们受不了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