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闻到被清洗的味道：一个美国教师在香港

2000年初，香港一所大学聘任我在其社会科学系任教。那之前，我在美国的高校教书有十多年，虽然教过的学生背景广杂，但要来香港，我还是做好被挑战的准备。

最初，我课上有香港本地学生、大陆来港学生和来自英国、美国、台湾、韩国等地的交换生。我同时为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课。和美国大学不同，香港的本科课程大多一周一次，一次三小时。学生很内敛，既不喜欢提问，也不喜欢参与课堂讨论。他们之前接受的中小学教育主要以记忆正确信息为主，这让他们有些惧怕开放式讨论——怕不知道正确答案是什么，更怕会在全班人面前暴露不知道正确答案的样子。于是，前几周基本上都是我在问问题，等好长一段时间，期待学生能够回应。

每学期开学我都会把来自西方国家的交换生叫到一边，和他们解释，这里和他们的母校不一样，在课上说话时请先举手。不然这堂课会很容易变成交换生和我之间炽热讨论、其他学生静坐观察。一个美国学生不以为然，他批评：“你这样规定不公平。”“你说的没错。但是对于本地同学来说，以交换学生利益优先的课堂也不公平。下次说话记得举手。”

每学期学生们都要花一段时间明白，我不需要他们提供正确答案，很可能这些问题本身就没有答案。比起找到正确的答案，社会科学更关心问出正确的问题。当我觉察到同学们已经逐渐对我有信任感、愿意回答问题时，我就会在他们回答问题之后一直问“为什么”，直到他们受不了为止。

“你为什么要来上这门课？”

“为了开拓我的视野。”

“别说得那么空。你为什么选这门课，学这个专业？”

“为了毕业后好找工作？”

“为什么要找工作。”

“揾钱。”

“为什么要揾钱？”

“为了照顾我的父母。”

“为什么要照顾你的父母？”

“因为他们抚养我长大，我欠他们的。”

“为什么抚养你长大会成为债务？”

“求你换个人问好吗？”

我当然不是要学生不去照顾父母，我只是想展示我们理所当然的很多事情并不是天然如此，而是被社会形塑而成。学生们也慢慢放下戒备，有时他们反问我这个美国人是否会寄钱给父母。我诚实回答很少那样做，美国社会没有这样的习俗。有些学生会觉得我很过分，我会由此出发和大家探索这些道德评价和社会常规，越谈越深。逐渐地，我不用再等著有人愿意回答问题，我可以随意点名，点到的学生已经能比较有安全感地参与讨论。

研究生班级中大部分是大陆来的学生。最初那些年，这些学生态度非常开放，愿意谈论一些我以为属于敏感范围的话题。那时候整个中文互联网也有这样的风气，《南方周末》这样的媒体还很受尊重，学生们常常提到这些信源。当然每个班里总会有一个同学对这些很抵触，他们坚持像《美国贱队：世界警察》（Team America: World Police）这样的电影并不是讽刺性喜剧，而是美国政府为外国儿童制作的政治宣传片。但这样的学生并没有代表性。

我知道，作为美国人，我接受过不少对共产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其国民先入为主的观点，就像我的中国学生对资本主义和美国、美国人一样。社会科学学者和教育者的工作之一，就是反思和解构这些偏见。有时我们会谈论在生活中实际遇到的现象——有的学生认为西方媒体总是报导中国的负面新闻，我赞同他们的观察。分析为何如此的同时，我也会介绍西方新闻倾向于报导负面消息，不管对象是谁，这是这个行业对自己的定位。有个学生提到美国人仇视中国人——“我和家人去纽约旅行，纽约人对我们很不礼貌，他们恨中国人。”没错，纽约人对他和他的家人是非常粗鲁，但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纽约人对谁都很粗鲁，包括纽约人自己和其他地方去纽约的美国人。我们双方都承认，有一些自己身份之外的视角仅靠我们自己很难想到。学生们好奇心很强，反思能力也很高，我们都会在讨论中反复思辨这些复杂的小事，咀嚼出些什么。

现在想起那时的课堂，很怀念。那时我们没有太多政治问题需要担心。事实上，十多年前，尤其是本科生课堂，大家很少涉及和政治有关的讨论，我很难让学生对宏大命题产生兴趣。本科生们目标明确——读书、揾工、买楼。研究生课堂上，我们也很少涉及3T话题（台湾、西藏、天安门），一方面我并非专家，另一方面也有学生担心他们的同学会搜集黑料、举报他们。课堂上，大家心照不宣绕过最敏感的问题，这以外的领域他们还是饶有兴趣。和对政治完全无感的香港本科生相比，大陆来的研究生更容易谈起社会、文化、政治问题，他们的视野更加开阔，心态也更开放。

本科生的政治冷感后来逐渐改变，我认为开启这些改变的是香港的通识教育。十多年前，当香港政府开始考虑将通识教育加入中学课纲时，我同时抱持两种态度。一方面，我认为这是好事，中学老师终于可以在教育学生们死记硬背之余，教育学生如何思考问题。这样大学老师也不会总是抱怨大学新生缺乏智识上的好奇心和热情。

但同时，我和同事们担心，批判性思维会像潘朵拉的魔盒，一旦开启，就无法关闭。香港人真的准备好让孩子们问问题吗？孩子就是这样，一开始你教他们问你想要他们问的问题，但不多久他们就会问你不想他们问的问题：为什么我要结婚生子？为什么我要和你一样搏命工作？当个同志有什么不好？香港的父母、香港的政府准备好回答这样的问题了吗？

没过多久，2012年，时任特首梁振英推动国民教育时，事情已经有了明显的变化。少年人似乎一夜之间开始对政治感兴趣，当然也许那时政治早就先一步对学生感兴趣了。学生们展现出令人惊异的组织能力和政治知识。新的爱国主义课纲不得不暂时搁置，第一批年轻人由此得到了政治参与的一手经验。

两年后，87枚催泪弹之后，“占领中环”让世人看到香港年轻人的政治自觉。想到那几年的任教经历，有些东西我记得特别清楚。最明显的就是本科生和我交流时忽然谈起了政治。他们急迫想要谈论一些深刻的日常政治。这不再是十年前的那些学生了，他们开始用政治学的眼光看待自己和所在的城市，谈吐的广度和深度都让人惊叹。接下来的几年，学生们越来越批判。在直接的政治议题外，学生们也卷入关于文化、社会、性别、劳工等等方面的讨论中去，这在几年前是完全无法想像的。

同时变化的还有研究生，只是方向完全相反。在习近平强势崛起和香港抗争意识觉醒之间，来自大陆的研究生似乎不再像他们的前辈那样愿意谈论政治了。私下里，他们可能还是会互相交流，但在课堂和其他公开场合，大家都很安静。抱持民族主义精神的学生越来越多，不少同学解释自己前来求学的原因时，会说：“我是为了给世界展现一个真实的、正确的中国的样子。”听到这样的宣言，我本能发问：“什么是正确的？我们怎么知道什么是正确的？谁来决定什么是正确的？”以前，同学们会明白这些问题是思辨的出发点，是社会科学的基本训练。但现在不同了，交流的空间不断缩小。

2019年6月12日，香港有了点生气，让人回忆起占领中环时的感觉。人们涌入夏悫道，自发组织游行，现场井然有序，直到警察认为扔向他们的空水瓶是致命武器，并向民众发射橡胶弹和催泪弹。那天我印象最深的是现场遇到的一个女学生，十几岁，坐在一架天桥上。她没有哭，但混乱的现场中她惊恐地发抖。我不知道能做什么，只能站在她旁边，希望这有用。只是，我心里知道并没能为她做什么，我从来没有觉得这么无力。她不应该经历这一切，没有学生应该被这样对待。

接下来的秋季学期是个挑战，因为抗争还在继续。警察最后来到学校，他们说大学就像癌细胞。学生则嘲笑警察，“带著水炮才敢进校园。”我那学期教的课和政治游行没太多联系，所以课堂上我没有谈及本地的抗争。那是一门本科生课堂，也有来自大陆的学生，人数上他们是少数。我专门在课堂上说，如果大家对政府或意识形态不满，没有问题，但是不能因此攻击别的同学。回到校园的本地学生和以前比，变化太大，他们失去了某种天真——那种毕业礼上和玩具公仔合影的无忧无虑。他们中很多人知道自己生活在一个特别的时代，也明白曾经无忧无虑的日子已经是过去式了。以前的我会对玩具公仔不以为然，期盼学生快点成熟，但现在真的这样了，我却十分怀念从前。学生们成熟地太快了，短短一个夏天而已。

我的学生中没人被打伤，但不少人亲历了血腥的场面。最近我偶遇一个之前教过的学生，曾经爱说爱跳的她看上去成熟了一轮——她眼睁睁看着朋友的鼻子被警棍打烂。还有个学生运气不好，在警察围攻学校的时候没能出来，再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不怎么说话了。另一个学生有天在旺角逛街时不巧穿了件黑色T恤，因此被捕。虽然警方没有提出指控，他被释放后整个人完全变了。本来他就不爱说话，现在他完全避免和人接触，能消失的时候绝不出现。

在美国，警察暴力一直是个问题。没有人喜欢警察暴力，但很少美国人会惊异于美国存在警察暴力。香港一直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之一。暴力如此少见，我刚来的时候甚至都不习惯这样的安全。对香港人来说，对我的学生来说，他们的不习惯是反向的，而且迅速。没有人意识到这样的暴力会发生，也就没有人做好准备，更没有人想到要让自己的孩子做好准备。哪怕之前在美国，我曾经有朋友死于警察暴力，我都不知道怎么安慰我现在的学生。他们曾经拥有的那些安全一去不复返了。

雪上加霜的是疫情，香港的大学开始线上教学，很快这成为常态。春季学期开始的时候，我们都已经能够熟练使用Zoom。对于那些害羞的学生来说，Zoom可能让课堂更公平，他们能够私信老师问问题了。但线上教学的短处远比长处更多，尤其是在目前的香港。

长期以来香港社会对于精神健康都缺乏开放、关怀的态度，目前的局势让一切更加糟糕。很多学生困在家里，但他们无法和父母沟通。早在2014年占领中环时，香港不少家庭因为政见不合就充满矛盾，想想看，如果一家三四个人随时可能剑拔弩张，又不得不在不到500呎的空间内朝夕相处，该有多么难熬。2019年秋季学期，我注意到不少本地学生因为情绪抑郁申请学校宿舍，他们无法处理撕裂的家庭关系。

从那个学期开始，我常常在课堂上提醒学生，如果需要的话，要寻找专业帮助。这不是我该做的工作，但这也是我该做的工作。我和学生说，不要什么都憋在心里，难过时要去找能够交流、聆听的人。如果实在找不到，可以来找我，我是最后的选择。我知道我不是心理医生，但如果他们真的找不到人了，我会尽自己的力量。其实这样的对话我也很吃力：我怎样才能安慰一个学生，当他们的朋友和同学被警察逮捕了？我怎样骗他们说一切都会好的？

只有一句话，我说起来十分笃定：这些都不是他们的错。

在今天的香港，作为老师，我们还能如何教育年轻人勤思好问？我们还能如何教育年轻人诚实自省？我们如何告诉年轻人应该好好计划将来？也许更实用的人生经验应该是：“保持沉默，努力消费，直到死亡。”我们的学生还很年轻，他们的路很长，但并不明亮。其实作为老师，我们自己的工作也开始黯淡。

最近我教的一门研究生课上，第一次没有一个本地学生，同学们全都来自大陆，有些人上课的时候人还在大陆——这是线上教学。这门课我教过好几年，熟悉教学的内容和方法。这是一门社会科学课程，如前所述，核心教学方法是鼓励学生审视和分析生活中理所当然的现象。然而，这学期我第一次看到一整个班级集体拒绝这种方法。

我常常会请一个学生解释和分析他／她经常使用的某个词汇。这样做从来都不是要借此攻击这名学生，而是从熟悉的话题开展讨论。这一次的学生显然不能接受这个方法，他们展示出很强的防御性，不但不愿意参与正常的课程讨论，还会花大量的时间坚持这些词汇的正确性和准确性，虽然他们常常对这些词汇缺乏系统甚至基本的了解。

从有些学生的言论不难看出，他们对中国以外的世界不感兴趣，也不愿意用不熟悉的方法就了解和接触外面的世界。每当有机会了解其他文化，他们的选择是拒绝。一位同学坚持认为所有国家都应该由政府直接控制文化产业，并认为大部分国家的确如此。而当我尝试解释如何分析和审视“血缘纽带”或“种族”这样的社会概念，这门课的学生表示很难接受这样的分析。当我邀请来自中国以外国家的华人分享国族经历时，学生认为这位讲者是被她的国家洗脑，希望她能够正视自己和“祖国母亲”的关系。还有几个学生提出中国的少数民族其实得到优待，比如少数民族学生在高考时会得到额外的10分，所以真正被压迫的受害者是我的这些汉族学生⋯⋯

这门课对我来说真的很难，学生们的作业、态度和之前的学生比相差太多。一些学生能够学习研究生水平的课程，但大部分人的作业水准很低。整个学期我都想方法克服遇到的困难，试著引导学生去问问题、讨论问题，而不是张口就说出经不起分析的口号。课下我花了很长时间来反思到底是不是我有问题：我是不是说话的方法不对，我是不是不够理解他们。我能感觉到学生们不喜欢这堂课，但我收到学生填写的教学评估时，还是震惊了。

这次评估中，大部分对我的批评的逻辑是，因为这堂课不是按学生们希望的方法教的，所以老师的水平很差，老师什么都不懂，也没有备课。这还没有让我特别惊讶，直到我看到很多人异口同声地写：应该解雇这名老师。

这样的评估让我闻到清洗“不爱国”教员的讯号。在另一所本地大学里，一名讲师被学生打国安法热线电话举报，这位老师坚信这是学生的报复行为，因为这名学生在他的课上获得较低的成绩。

这也许只是个开始，外国教员不然叩头，不然就被赶走。就好像我们的香港学生一样，走，或者屈服。反正政府早就告诉世界，他们有多么不在乎年轻人。

我们就这样看着一整代的年轻人的精神和情绪被磨成粉末。新世界的教条和我们之前的教与学背道而驰，而我们唯能期望自己能够坚持，期望我们目前经历的不会一直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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