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聞到被清洗的味道：一個美國教師在香港

2000年初，香港一所大學聘任我在其社會科學系任教。那之前，我在美國的高校教書有十多年，雖然教過的學生背景廣雜，但要來香港，我還是做好被挑戰的準備。

最初，我課上有香港本地學生、大陸來港學生和來自英國、美國、台灣、南韓等地的交換生。我同時為本科生和研究生開課。和美國大學不同，香港的本科課程大多一週一次，一次三小時。學生很內斂，既不喜歡提問，也不喜歡參與課堂討論。他們之前接受的中小學教育主要以記憶正確信息為主，這讓他們有些懼怕開放式討論——怕不知道正確答案是什麼，更怕會在全班人面前暴露不知道正確答案的樣子。於是，前幾週基本上都是我在問問題，等好長一段時間，期待學生能夠回應。

每學期開學我都會把來自西方國家的交換生叫到一邊，和他們解釋，這裏和他們的母校不一樣，在課上說話時請先舉手。不然這堂課會很容易變成交換生和我之間熾熱討論、其他學生靜坐觀察。一個美國學生不以為然，他批評：「你這樣規定不公平。」「你說的沒錯。但是對於本地同學來說，以交換學生利益優先的課堂也不公平。下次說話記得舉手。」

每學期學生們都要花一段時間明白，我不需要他們提供正確答案，很可能這些問題本身就沒有答案。比起找到正確的答案，社會科學更關心問出正確的問題。當我覺察到同學們已經逐漸對我有信任感、願意回答問題時，我就會在他們回答問題之後一直問「為什麼」，直到他們受不了為止。

「你為什麼要來上這門課？」

「為了開拓我的視野。」

「別說得那麼空。你為什麼選這門課，學這個專業？」

「為了畢業後好找工作？」

「為什麼要找工作。」

「揾錢。」

「為什麼要揾錢？」

「為了照顧我的父母。」

「為什麼要照顧你的父母？」

「因為他們撫養我長大，我欠他們的。」

「為什麼撫養你長大會成為債務？」

「求你換個人問好嗎？」

我當然不是要學生不去照顧父母，我只是想展示我們理所當然的很多事情並不是天然如此，而是被社會形塑而成。學生們也慢慢放下戒備，有時他們反問我這個美國人是否會寄錢給父母。我誠實回答很少那樣做，美國社會沒有這樣的習俗。有些學生會覺得我很過分，我會由此出發和大家探索這些道德評價和社會常規，越談越深。逐漸地，我不用再等著有人願意回答問題，我可以隨意點名，點到的學生已經能比較有安全感地參與討論。

研究生班級中大部分是大陸來的學生。最初那些年，這些學生態度非常開放，願意談論一些我以為屬於敏感範圍的話題。那時候整個中文互聯網也有這樣的風氣，《南方週末》這樣的媒體還很受尊重，學生們常常提到這些信源。當然每個班裏總會有一個同學對這些很牴觸，他們堅持像《美國賤隊：世界警察》（Team America: World Police）這樣的電影並不是諷刺性喜劇，而是美國政府為外國兒童製作的政治宣傳片。但這樣的學生並沒有代表性。

我知道，作為美國人，我接受過不少對共產主義、中華人民共和國與其國民先入為主的觀點，就像我的中國學生對資本主義和美國、美國人一樣。社會科學學者和教育者的工作之一，就是反思和解構這些偏見。有時我們會談論在生活中實際遇到的現象——有的學生認為西方媒體總是報導中國的負面新聞，我贊同他們的觀察。分析為何如此的同時，我也會介紹西方新聞傾向於報導負面消息，不管對象是誰，這是這個行業對自己的定位。有個學生提到美國人仇視中國人——「我和家人去紐約旅行，紐約人對我們很不禮貌，他們恨中國人。」沒錯，紐約人對他和他的家人是非常粗魯，但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紐約人對誰都很粗魯，包括紐約人自己和其他地方去紐約的美國人。我們雙方都承認，有一些自己身份之外的視角僅靠我們自己很難想到。學生們好奇心很強，反思能力也很高，我們都會在討論中反覆思辨這些複雜的小事，咀嚼出些什麼。

現在想起那時的課堂，很懷念。那時我們沒有太多政治問題需要擔心。事實上，十多年前，尤其是本科生課堂，大家很少涉及和政治有關的討論，我很難讓學生對宏大命題產生興趣。本科生們目標明確——讀書、揾工、買樓。研究生課堂上，我們也很少涉及3T話題（台灣、西藏、天安門），一方面我並非專家，另一方面也有學生擔心他們的同學會蒐集黑料、舉報他們。課堂上，大家心照不宣繞過最敏感的問題，這以外的領域他們還是饒有興趣。和對政治完全無感的香港本科生相比，大陸來的研究生更容易談起社會、文化、政治問題，他們的視野更加開闊，心態也更開放。

本科生的政治冷感後來逐漸改變，我認為開啟這些改變的是香港的通識教育。十多年前，當香港政府開始考慮將通識教育加入中學課綱時，我同時抱持兩種態度。一方面，我認為這是好事，中學老師終於可以在教育學生們死記硬背之餘，教育學生如何思考問題。這樣大學老師也不會總是抱怨大學新生缺乏智識上的好奇心和熱情。

但同時，我和同事們擔心，批判性思維會像潘朵拉的魔盒，一旦開啟，就無法關閉。香港人真的準備好讓孩子們問問題嗎？孩子就是這樣，一開始你教他們問你想要他們問的問題，但不多久他們就會問你不想他們問的問題：為什麼我要結婚生子？為什麼我要和你一樣搏命工作？當個同志有什麼不好？香港的父母、香港的政府準備好回答這樣的問題了嗎？

沒過多久，2012年，時任特首梁振英推動國民教育時，事情已經有了明顯的變化。少年人似乎一夜之間開始對政治感興趣，當然也許那時政治早就先一步對學生感興趣了。學生們展現出令人驚異的組織能力和政治知識。新的愛國主義課綱不得不暫時擱置，第一批年輕人由此得到了政治參與的一手經驗。

兩年後，87枚催淚彈之後，「佔領中環」讓世人看到香港年輕人的政治自覺。想到那幾年的任教經歷，有些東西我記得特別清楚。最明顯的就是本科生和我交流時忽然談起了政治。他們急迫想要談論一些深刻的日常政治。這不再是十年前的那些學生了，他們開始用政治學的眼光看待自己和所在的城市，談吐的廣度和深度都讓人驚歎。接下來的幾年，學生們越來越批判。在直接的政治議題外，學生們也捲入關於文化、社會、性別、勞工等等方面的討論中去，這在幾年前是完全無法想像的。

同時變化的還有研究生，只是方向完全相反。在習近平強勢崛起和香港抗爭意識覺醒之間，來自大陸的研究生似乎不再像他們的前輩那樣願意談論政治了。私下裏，他們可能還是會互相交流，但在課堂和其他公開場合，大家都很安靜。抱持民族主義精神的學生越來越多，不少同學解釋自己前來求學的原因時，會說：「我是為了給世界展現一個真實的、正確的中國的樣子。」聽到這樣的宣言，我本能發問：「什麼是正確的？我們怎麼知道什麼是正確的？誰來決定什麼是正確的？」以前，同學們會明白這些問題是思辨的出發點，是社會科學的基本訓練。但現在不同了，交流的空間不斷縮小。

2019年6月12日，香港有了點生氣，讓人回憶起佔領中環時的感覺。人們湧入夏慤道，自發組織遊行，現場井然有序，直到警察認為扔向他們的空水瓶是致命武器，並向民眾發射橡膠彈和催淚彈。那天我印象最深的是現場遇到的一個女學生，十幾歲，坐在一架天橋上。她沒有哭，但混亂的現場中她驚恐地發抖。我不知道能做什麼，只能站在她旁邊，希望這有用。只是，我心裏知道並沒能為她做什麼，我從來沒有覺得這麼無力。她不應該經歷這一切，沒有學生應該被這樣對待。

接下來的秋季學期是個挑戰，因為抗爭還在繼續。警察最後來到學校，他們說大學就像癌細胞。學生則嘲笑警察，「帶著水炮才敢進校園。」我那學期教的課和政治遊行沒太多聯繫，所以課堂上我沒有談及本地的抗爭。那是一門本科生課堂，也有來自大陸的學生，人數上他們是少數。我專門在課堂上說，如果大家對政府或意識形態不滿，沒有問題，但是不能因此攻擊別的同學。回到校園的本地學生和以前比，變化太大，他們失去了某種天真——那種畢業禮上和玩具公仔合影的無憂無慮。他們中很多人知道自己生活在一個特別的時代，也明白曾經無憂無慮的日子已經是過去式了。以前的我會對玩具公仔不以為然，期盼學生快點成熟，但現在真的這樣了，我卻十分懷念從前。學生們成熟地太快了，短短一個夏天而已。

我的學生中沒人被打傷，但不少人親歷了血腥的場面。最近我偶遇一個之前教過的學生，曾經愛說愛跳的她看上去成熟了一輪——她眼睜睜看着朋友的鼻子被警棍打爛。還有個學生運氣不好，在警察圍攻學校的時候沒能出來，再見到他的時候，他已經不怎麼說話了。另一個學生有天在旺角逛街時不巧穿了件黑色T恤，因此被捕。雖然警方沒有提出指控，他被釋放後整個人完全變了。本來他就不愛說話，現在他完全避免和人接觸，能消失的時候絕不出現。

在美國，警察暴力一直是個問題。沒有人喜歡警察暴力，但很少美國人會驚異於美國存在警察暴力。香港一直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之一。暴力如此少見，我剛來的時候甚至都不習慣這樣的安全。對香港人來說，對我的學生來說，他們的不習慣是反向的，而且迅速。沒有人意識到這樣的暴力會發生，也就沒有人做好準備，更沒有人想到要讓自己的孩子做好準備。哪怕之前在美國，我曾經有朋友死於警察暴力，我都不知道怎麼安慰我現在的學生。他們曾經擁有的那些安全一去不復返了。

雪上加霜的是疫情，香港的大學開始線上教學，很快這成為常態。春季學期開始的時候，我們都已經能夠熟練使用Zoom。對於那些害羞的學生來說，Zoom可能讓課堂更公平，他們能夠私信老師問問題了。但線上教學的短處遠比長處更多，尤其是在目前的香港。

長期以來香港社會對於精神健康都缺乏開放、關懷的態度，目前的局勢讓一切更加糟糕。很多學生困在家裏，但他們無法和父母溝通。早在2014年佔領中環時，香港不少家庭因為政見不合就充滿矛盾，想想看，如果一家三四個人隨時可能劍拔弩張，又不得不在不到500呎的空間內朝夕相處，該有多麼難熬。2019年秋季學期，我注意到不少本地學生因為情緒抑鬱申請學校宿舍，他們無法處理撕裂的家庭關係。

從那個學期開始，我常常在課堂上提醒學生，如果需要的話，要尋找專業幫助。這不是我該做的工作，但這也是我該做的工作。我和學生說，不要什麼都憋在心裏，難過時要去找能夠交流、聆聽的人。如果實在找不到，可以來找我，我是最後的選擇。我知道我不是心理醫生，但如果他們真的找不到人了，我會盡自己的力量。其實這樣的對話我也很吃力：我怎樣才能安慰一個學生，當他們的朋友和同學被警察逮捕了？我怎樣騙他們說一切都會好的？

只有一句話，我說起來十分篤定：這些都不是他們的錯。

在今天的香港，作為老師，我們還能如何教育年輕人勤思好問？我們還能如何教育年輕人誠實自省？我們如何告訴年輕人應該好好計劃將來？也許更實用的人生經驗應該是：「保持沈默，努力消費，直到死亡。」我們的學生還很年輕，他們的路很長，但並不明亮。其實作為老師，我們自己的工作也開始黯淡。

最近我教的一門研究生課上，第一次沒有一個本地學生，同學們全都來自大陸，有些人上課的時候人還在大陸——這是線上教學。這門課我教過好幾年，熟悉教學的內容和方法。這是一門社會科學課程，如前所述，核心教學方法是鼓勵學生審視和分析生活中理所當然的現象。然而，這學期我第一次看到一整個班級集體拒絕這種方法。

我常常會請一個學生解釋和分析他／她經常使用的某個詞彙。這樣做從來都不是要藉此攻擊這名學生，而是從熟悉的話題開展討論。這一次的學生顯然不能接受這個方法，他們展示出很強的防禦性，不但不願意參與正常的課程討論，還會花大量的時間堅持這些詞彙的正確性和準確性，雖然他們常常對這些詞彙缺乏系統甚至基本的了解。

從有些學生的言論不難看出，他們對中國以外的世界不感興趣，也不願意用不熟悉的方法就了解和接觸外面的世界。每當有機會了解其他文化，他們的選擇是拒絕。一位同學堅持認為所有國家都應該由政府直接控制文化產業，並認為大部分國家的確如此。而當我嘗試解釋如何分析和審視「血緣紐帶」或「種族」這樣的社會概念，這門課的學生表示很難接受這樣的分析。當我邀請來自中國以外國家的華人分享國族經歷時，學生認為這位講者是被她的國家洗腦，希望她能夠正視自己和「祖國母親」的關係。還有幾個學生提出中國的少數民族其實得到優待，比如少數民族學生在高考時會得到額外的10分，所以真正被壓迫的受害者是我的這些漢族學生⋯⋯

這門課對我來說真的很難，學生們的作業、態度和之前的學生比相差太多。一些學生能夠學習研究生水平的課程，但大部分人的作業水準很低。整個學期我都想方法克服遇到的困難，試著引導學生去問問題、討論問題，而不是張口就說出經不起分析的口號。課下我花了很長時間來反思到底是不是我有問題：我是不是說話的方法不對，我是不是不夠理解他們。我能感覺到學生們不喜歡這堂課，但我收到學生填寫的教學評估時，還是震驚了。

這次評估中，大部分對我的批評的邏輯是，因為這堂課不是按學生們希望的方法教的，所以老師的水平很差，老師什麼都不懂，也沒有備課。這還沒有讓我特別驚訝，直到我看到很多人異口同聲地寫：應該解僱這名老師。

這樣的評估讓我聞到清洗「不愛國」教員的訊號。在另一所本地大學裡，一名講師被學生打國安法熱線電話舉報，這位老師堅信這是學生的報復行為，因為這名學生在他的課上獲得較低的成績。

這也許只是個開始，外國教員不然叩頭，不然就被趕走。就好像我們的香港學生一樣，走，或者屈服。反正政府早就告訴世界，他們有多麼不在乎年輕人。

我們就這樣看着一整代的年輕人的精神和情緒被磨成粉末。新世界的教條和我們之前的教與學背道而馳，而我們唯能期望自己能夠堅持，期望我們目前經歷的不會一直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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