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南海上的争端，常用一张地图展现，各种颜色的线条，便是周边国家对领海的主张。地图代表著主权，而生活在此、靠海而生的普通人或者要为“维护主权”出力、或者就是“侵犯主权”的敌人。在越南，若渔民在海上与来自中国的警卫队产生冲突，便会得到称赞；在中国海南，很多渔民作为“海上民兵”，有著“守护南海”的名声。在这些争议声中，他们的生活日常和艰难之处，鲜少被看到；他们渴望的饱暖和安宁，却似乎越来越难。
这篇报导讲述了来自越南、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和中国的渔民眼里的这片海⋯⋯鱼在哪里？海的边界在哪里？在海上相遇时，会剑拔弩张、视而不见，还是可以像以前那样聊聊天、甚至换一换渔获？地图上的线条幻化成隐形又不可逾越的边界，在我们和他们、合法和非法、守卫和入侵之间，这片总被称作全球最富饶的海域，还能许诺多久的未来？
本文由菲律宾媒体Rappler，马来西亚媒体R.AGE，印尼媒体Tempo，越南独立撰稿人和端传媒撰稿人合作完成。借此再次恭喜Rappler的CEO和联合创始人Maria Angelita Ressa获得2021年诺贝尔和平奖。
“Oceans Inc.”是端传媒近期参与的一项跨境合作调查报导，关注海洋上的非法、不报告和无管制的捕捞活动（IUU）。该系列报导由Environmental Reporting Collective（ERC）与来自十数个不同国家媒体的编辑、记者通力合作完成。端将陆续发表来自“Oceans Inc.”的深度报导，本文是第二篇。欢迎阅读第一篇：《【长篇调查】死在中国远洋渔船上的印尼渔工》。
越南：越南被其他国家称为“偷鱼者”，但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
被释放后，他说会再找一个新船东，“没有别的办法。我们没有土地，没有财产，只有在（每次）被捕后累积的债务。”
Vo Kieu Bao Uyen，越南独立记者
越南的一位船长杜伊（Duy）深吸了一口烟，沉默了，他的腿勾在椅子上，坐在他朴素的单层房子中间。这个40岁的男人，又高又瘦，有著被海洋上的阳光晒得黝黑的皮肤，他把目光从大门转向马路的另一边，那是 Sa Ky，越南中部广义（Quang Ngai）繁忙的海港。
由于害怕报复要求匿名的杜伊，讲述了他在马来西亚监狱的待遇，“我的手腕被绑起来，被迫高高举起，脸贴在墙上。我感觉自己快要被处死了。然后，警察用一根藤条在我的臀部抽了一鞭，痛到让人昏倒。”他对记者说。
在非法、未报告和无管制 （IUU）捕鱼特别猖獗的南中国海海域，与ERC合作的记者多次被邻国的渔民告知，越南渔民是主要的非法捕鱼者。然而，杜伊的故事描绘了更为复杂的一面，它突出了受大公司和地缘政治利益驱动的IUU捕鱼对人类和环境的影响。
2019年9月，杜伊和他的12名船员在沙巴（Sabah，马来西亚婆罗洲岛上的一个州）捕鱼时被马来西亚海岸警卫队逮捕。杜伊说：“我花大把钱买了一张我认为是真实的捕鱼许可证，最后我才知道那个许可证是假的。”
法官宣布对船长处以两个月的监禁、7000万越南盾（3,000美元）的罚款和鞭刑，船员的罚款较低一些，为2000 万越南盾（870 美元）。
在杜伊的家乡，捕鱼是这个沿海村庄的传统、世代相传的生计，使其成为越南第二大深海捕鱼渔村。来自这里的渔民，被马来西亚海岸警卫队抓获的情况并不少见。在越南，若与来自中国的警卫队产生冲突，会被当地人赞赏，因为渔民们被鼓励在两国的有争议的海域上捍卫越南的主权。但是，若被其他国家的警卫队逮捕，仍是忌讳，被认为是违反了越南的海洋法。
可广义的渔船还是经常进入马来西亚、印尼或泰国的水域。有时，他们甚至冒险远行至太平洋。这些船只的侵入变得司空见惯，以至于越南被欧盟委员会签发了一张“黄卡”，越南向欧盟出口的海产受到了限制。
两年前，杜伊和他的妻子想尽办法建了一艘价值40亿越南盾（170,000美元）的木船。他们花光了最后一点积蓄，卖掉了房子，向杜伊的弟弟和其他亲戚求助，从国家银行贷款，甚至以高利率向当地富人借款。在别人的船上工作24年后，杜伊终于拥有了自己的船。
2019年9月，杜伊船长和他的12名船员从广义的Sa Ky港口离开。他们乘坐著这艘画著蔚蓝彩绘的船，船上飘扬著越南国旗，直奔南中国海，他们希望这次远行可以满载优质鹦鹉鱼、石斑鱼和海参返回家乡。
杜伊和船员花了7天时间才到达可潜水和撒网的地方。在近岸捕鱼不再是杜伊这一代人的选择，越南海岸附近的鱼类资源大幅减少。由于越南和中国之间的紧张局势日益加剧，他们也没有像自己父亲和祖父那样，前往有争议的南沙群岛和西沙群岛。
“中国海警经常追捕我们，如果他们抓到我们，就摧毁我们的船只，逮捕船员，有时甚至试图向我们开枪。”杜伊说，“东海（East Sea，越南对南中国海的称呼）的中国渔船多得水泄不通。他们用拖网捕鱼，带走了南沙群岛的所有鱼群。”
南中国海占地350万平方公里，作为地球上最多样化的海洋生态系统之一，拥有约3,365种海洋鱼类。世界上一半以上的渔船在这里作业，占全球渔获量的12%。丰富的鱼类为周边国家和地区的370万人提供了就业机会。然而，由于拖网渔船的广泛使用，这里的鱼类资源正在枯竭。
2019年9月之行的第六天，杜伊的船抵达越南与马来西亚领海交界的一处。船长下令抛锚。与之前的行程一样，船员们开始工作——不是用渔网捕鱼，而是用喷漆装点船身。船舱的颜色很快被喷漆刷成了橙色，船体上的数字上也被马来西亚字母和数字覆盖住，启航时悬挂的越南国旗，也被改为马来西亚的国旗。改装了船上，还有一张与船身相符的马来西亚捕鱼许可证，杜伊有信心能越过边境，进入马来西亚水域。
通过与一个当地船东的安排，杜伊与一群为马来西亚水域提供捕鱼许可证的人建立了联系。“两名越南人和一名马来西亚男子在西贡市中心的一家豪华酒店遇见了我。在第一次见面时，我给了他5000美元的押金，”杜伊回忆，“第二次，我又给了他5000美元，作为交换，他给了我复印版的捕鱼许可证。但他保留了原件。”
“只有马来西亚纳闽港口官员批准许可证并且我的船被允许进入时，我才会给他剩余的 7000 美元。在越南时，这艘船是我的，但一旦在马来西亚，船就是他的 。”杜伊说。
每个月，无论他的船是否冒险出海，杜伊都必须再向这马来西亚人支付1500美元。“如果我不付钱，他会在他的救助名单上划掉我的名字，并向警方举报我们。他有钱有势——我确信广义还有许多其他渔船都在这个系统中。”
对于杜伊来说，马来西亚是诱人的：这里的海洋资源依然丰富，水浅、水流温和，在这里捕鱼，要比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更顺畅、更安全。
每次捕鱼通常持续2个月。中途，他的船会进入马来西亚的纳闽（Labuan）海港一次，以数百公斤的渔获物来换取食用油和食物。其余的渔获物将被运回Sa Ky港，并出售给批发海鲜商店。一位经常购买杜伊渔获的批发店老板说：“从这里出发，鱼会被运送到任何地方。它们将在国内市场售卖，质量较高的将被选为出口到国际的产品。尤其是海参，将销往中国市场。”
减去所有成本，每位船员获得3000万越南盾（1,300美元）的报酬，船东则获得150-200亿越南盾（6,000-8,000 美元），如果他们的网捕获了一大群鱼，还会得到更多报酬。“这样一趟的利润比近岸钓鱼高十倍；比在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钓鱼高三四倍，所以，每个人都想这样做。对我来说，像那样钓鱼两年，我可以还清所有的债务。”杜伊说。
但在9月的那次行程中，杜伊和他的船员被捕，一切都崩溃了。这是他使用马来西亚“许可证”的第五次行程。“直到我被捕时，我才知道这是一张假许可证。虽然我以前在国外其他海域偷猎过，但这次绝对不是偷猎。 我被骗了。”杜伊对他沿海家乡的神圣月光下发誓，这是村民们表明真相时的习俗。
杜伊不是个例。2021年3月，越南西南部坚江省（Kien Giang）的22名妇女写了一封公开信，要求越南领导人帮助她们的丈夫、父亲和儿子——他们在2020年5月被印度尼西亚的海岸警卫队逮捕，一直被困在廖内群岛省丹戎槟榔监狱里。他们已经完成了刑期并缴纳了罚款，却因为持续的疫情而无法回家。
“我不得不抵押我们唯一的摩托车，妈妈抵押了她的房子来帮助我筹集1.3亿越南盾（5,600 美元）来满足救助条件。然而，我们一家人未能在越南团聚。”丁氏恒（Dinh Thi Hang）说，她多次尝试向坚江当局寻求帮助，但一切都是徒劳。
在丹戎槟榔监狱，丁氏恒的丈夫阮玉辉（Nguyen Quoc Huy）和他的船员小心分配著最后一些方便面，“监狱的膳食份量不够。家人不得不寄钱给我们买食物。”阮玉辉通过监狱的电话告诉ERC记者。
“审判期间，没有人问我们任何事情。他们销毁了显示船只位置的证据，我在巴淡岛签署了一份文件，一份用他们的语言写的我看不懂的文件，但我知道上面写著我在他们的水域。但如果我不签字，我就会被殴打。”阮玉辉说。
据越南警卫队，每年，都有上千位像阮玉辉这样的渔民，在境外被捕。
阮玉辉承认，几年前，当他“对一群鱼过于著迷”时，他曾几次将双拖网渔船（越南西南部的典型捕鱼方法）驾驶到马来西亚或印度尼西亚水域。近年来，随著越南当局收紧渔船管理措施，并增加罚款以解决欧盟对IUU捕鱼的担忧（导致该国被黄牌警告），渔民变得更小心，不再冒险。
“我们不敢离开越南的水域，但我们仍然在被捕。越南声称那片水域是越南的，但印尼当局也说是他们的。我们渔民该怎么办？”阮玉辉问。距离他第一次踏上渔船已经过去了二十年，但他从未想过出海会变得如此艰巨。
2021年5月，在他们被捕的一年后，阮玉辉和他的船员终于获准返回越南，阮玉辉现在正在等待重返大海的机会。他将找一个新的船主，“没有别的办法了。我们没有土地，没有财产，只有在（每次）被捕后累积的债务。”他说。与此同时，数百名其他越南渔民仍被拘留在印尼，无法找到足够的钱来支付罚款或买票回家。
在距离阮玉辉的家乡一千公里处，杜伊船长也再次返回海上，但这一次，他是在别人的船上，要漂在西沙群岛北部的周围。“我 14 岁就辍学了，半生都在大海里。如果我不钓鱼，我还能做什么？”杜伊问。“我希望越南能与其他国家合作，这样我就可以继续在海上捕鱼，而不会再次被捕。”
印尼：他们被派到陌生海域捕鱼，以抵御外来非法捕鱼活动为目的
仅仅一个月后，所有船只都返回了，每艘船平均损失3亿印尼盾（20,700 美元），船东仍然需要向船员支付工资，“大家的任务是保卫国家，但25名渔民还是他们家庭的经济支柱。”
Jamal A. Nashr, Yogi Eka Sahputra, Aseanty Pahlevi and Krisna Adhi Pradipta，印尼媒体《Tempo》
位于世界上最繁忙的航运和捕鱼航线之一的纳土纳区（Natuna Regency）是一个由272个岛屿组成的群岛，尽管靠近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但实际上是印尼的一部分，并已成为印尼最大的非法捕鱼热点之一。
根据空间和海洋基础设施发展（INDESO）一项研究，2016年，多达280艘外来船只被发现在纳土纳以北的711捕鱼区非法捕鱼。IUU捕鱼活动迫使该地区的渔民被到离岸更远的地方寻找渔获，也使他们离冲突更近。
纳土纳渔民联盟主席 （KANN）亨德里（Hendri）说，渔民们上报每天有数十艘非法渔船出现在纳土纳。“就好像他们不再害怕在纳土纳捕鱼了，”他说，“当夜幕降临时，他们就像一场灯光璀璨的游行。”又补充指外国船只白天会拖曳拖网，晚上会聚集在一个地方。“我们经常在距离纳土纳外围50英里的地方发现他们。”只有渔民的照片在社交媒体上疯传时，地方当局才会巡逻和逮捕他们。
在这个过程中，32岁的纳土纳人恩当·菲尔道斯（Endang Firdaus）这样的渔民成为了输家。他从2010年以来一直在该地区捕鱼，恩当以1.3亿印尼盾（9,000 美元）的价格买了属于自己的船，现在在离纳土纳海岸约160英里的地方捕鱼，他说，他从50英里开始就遇到了外国的IUU船只，它们通常来自越南。
纳土纳渔民对外来渔船的特点了如指掌。这些船通常比印尼渔船高，由钢和铁制成，使用不同形状的木材。尽管经常遇见，但像恩当这样的渔民，除了记录遭遇并向印尼当局提交报告外，无能为力。每当他们在特定的钓鱼点看到外国船只时，他们就会离开那里。“这是出于恐惧。我们的船比他们的小，他们有几十人。”他补充说，外国船只经常成群结队地出航。
为了应对外国船只IUU捕鱼活动增加的情况，印尼政府在2020年初制定了一项计划，以便在该地区行使主权——将一群来自印尼爪哇海的渔民重新安置到1000多公里外的纳土纳海北部。他们认为，如果海上到处都是印尼渔民，非法船只就不会侵占该地区。
因此，在2020年3月4日，30艘配备“cantrang”（一种拖网）的渔船离开了中爪哇省直葛市（Tegal）的一个渔港，连印尼海事安全局也出面护送他们前往纳土纳区。这是一次为期两个月的旅程，但据全印尼渔民协会（HSNI）主席里斯万托（Riswanto），仅仅一个月后，所有船只都返回了直葛。
里斯万托的一艘船也参与了旅程。“捕获量从未涵盖运营成本，我们都在亏本。”根据里斯万托的计算，一艘前往纳土纳的渔船至少需要5亿印尼盾（34,700美金）的燃料成本。仅前往纳土纳的旅程就需要一周的时间。纳土纳水域的特性对这些渔民来说是陌生的，他们难以航行。强大的洋流使他们难以撒网，而不准确的天气预报也增加了他们的挑战。里斯万托意识到，该地区的鱼类供应是季节性的。他回忆说，有时一整天只能钓到15公斤的鱼。
里斯万托说，非法渔民能够在纳土纳地区作业，是因为他们通常配备了更好的技术——他们往往拥有更坚固的船只参与转运，同时还拥有先进的导航技术。他说，来自直葛的每艘渔船平均损失3亿印尼盾（20,700 美元），他们仍然需要向船员支付工资，“大家的任务是保卫国家，但25名渔民还是他们家庭的经济支柱。”
最重要的是，纳土纳区的渔民对这些印尼船只的到来也很不满。
纳土纳渔民联盟尤其担心“cantrang”，这种捕鱼方法沿著海床拖曳大网，经常破坏对海洋生态系统至关重要的珊瑚礁。像恩当这样的纳土纳渔民通常可以通过雷达看到珊瑚礁而避开，但使用“cantrang”的拖网渔船，经常会使海床受损，重要的珊瑚礁很快会消失。
印尼曾经禁止“cantrang”捕鱼。该禁令由当时的海事和渔业部长 Susi Pudjiastuti提出，最终被她的继任者 Edhy Prabowo 解除。2020年11月，新法规允许“cantrang”渔船在距海岸12英里的地方捕鱼，而使用小船的纳土纳渔民则必须在距海岸线4英里内的地方捕鱼。亨德里说，此举将“消灭小渔民”。
还好，新规定保留得并不长久。2020年12月，Wahyu Trenggono担任海事和渔业部长。2021年5月，他修订了法规，禁止使用包括“cantrang”在内的多种破坏环境的捕鱼方法。
然而，亨德里评估说，这项新规定仍然不利于纳土纳渔民，它无法为保护海洋生态系统提供支持，也无法保证传统渔民的生计有可持续的发展。
至于来自直葛的船只，他们再也没有返回纳土纳，尽管印尼政府仍在寻找方法，鼓励渔民去纳土纳海域捕鱼。
中国：寻找成为“海上民兵”的他们
“禁海的时候，国家就有任务下来。国家干部安排你，几个人一条大船，慢慢开的也有，到西沙、南沙抛锚的也有。一次性发工资。”
Fuk Loi，端传媒撰稿人
2021年1月23日，天气晴朗，海上没有风。“琼琼海渔05XXX”渔船从西沙群岛返航，开了一天一夜，穿过狭长的出海口，停在海南省潭门镇的码头边。
大型渔船回港，是小镇最热闹的时候。码头在潭门镇的中心，背靠小镇里的主干道，餐厅和商店大都聚集在这里。七八辆皮卡汽车开到码头边，后箱装着两大桶水和制氧机，船员从船舱的水箱中捞出活鱼，接力抛入皮卡车的水桶中，在正午的阳光下溅起水花。游客和本地人也围过来，揹着手在岸边张望，或者直接跳到渔船甲板上，凑近端详这趟出海捕捞的收获。
船长李奋（化名）今年55岁，穿着一件条纹Polo衫，站在甲板上指挥船员把冰箱里冷冻的深海鱼搬到岸上，再开着摩托车送走。他几乎无法停下，四处走动，见缝插针地跟记者说话。他15岁就跟着父兄远航到南沙群岛捕捞谋生，如今每年要去三沙（中沙、西沙、南沙群岛）10次，一去少则18天，多则一个月。
这座海南岛东部小镇，有著“守护南海”的名声。南沙群岛在中国建国的最初三十几年，不允许渔民前往生产。直到1985年“潭门海上民兵连”成立，106名民兵（都是当地渔民）响应中国政府“开发南沙、渔业先行”的战略，到南沙捕捞。海上民兵连也运送石块、钢筋、水泥，支援解放军建设赤瓜、东门、南薰、华阳等岛礁。
“开发南沙、渔业先行”并不是一项和海洋水产有关的经济政策，而是中国维护南海主权的政治策略，在政府文件中常常和邓小平提出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并列。海南省海洋与渔业科学院院长李向民曾经直白地表示，1985年潭门渔民被批准到南沙捕鱼，是“‘突出存在’的维权之路”。“突出存在”，指的是突出中国渔民在南沙海域的存在，也是中国官方早期制定的南海维权方针。
海上民兵最大的作用是“海上维权”。王书茂便是官方宣传中的模范人物，他是潭门镇海上民兵连副连长，潭门村党支部纪检委员（潭门村是潭门镇管辖的次级行政单位，处在潭门码头附近）。2012年，王书茂和他的船队在黄岩岛（在菲律宾名为斯卡伯勒浅滩，Scarborough Shoal），挡住了菲律宾渔民进入中国领海。2014年，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在西沙中建岛附近钻井作业，越南政府派遣船艇进行驱赶，中国政府也出动渔船反击。王书茂带着10艘渔船参与这次冲突，中越双方的渔船发生了多次互相撞击。他在2018年被评为“改革先锋”100人之一，和袁隆平、屠呦呦、马云并列。
在中文新闻报导里，“潭门镇”、“海上民兵”、“守护祖宗海”几个词语紧密相连。2013年4月，习近平上任国家主席后第26天，就到潭门镇看望海上民兵，并留下“造大船、闯远海、捕大鱼”的指示——这句标语被树立在潭门镇最显眼的路口。
但小镇里的渔民，对这套主流话语并不熟练，他们擅长的是算账。
从潭门码头沿着海岸线往里走，走到潭门大桥下方，水面上停着成片的钢质渔船，大约有20多艘。和码头上的热闹不同，这些钢铁制成的船只安静靠在一起，船头插着五星红旗，船舱里没有人，也没有灯火。在潭门镇从事渔船维修的周彬告诉记者，这些钢质渔船已经不再捕鱼，主要从事“维权”（维护主权）行动，靠政府的专项补贴赚钱，出海时船上只剩下五六个人，去一趟南沙大约要半年，老板一天可以赚四五千块钱补贴，再发工资给船长和船员。他说：“一年大概有一百万赚。”
周彬说，潭门镇有四艘钢质渔船属于海上民兵连。
“民兵”在中国的法律定义是“不脱离生产的群众武装组织”，由基层政府或企业组织起来的平民武力，平时是民，战时是兵。换言之，民兵并不是一个职业身份，只有在关键时刻才被动员起来。1998年长江水灾、2008年四川汶川地震时，民兵都和解放军、武警一起参加抢救行动。按照官方说法，“潭门海上民兵”是从“渔业民兵分队”的基础上组建而来的，除了在南海上捕捞作业、维护主权，最重要的作用是在台风天里救援渔民。
美国海军战争学院（NWC）中国海洋研究所战略教授Andrew Erickson在2015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人民武装部、渔业执法指挥部、海事局，以及三亚海军基地的现役部队都参与了培训海上民兵，从提供武器到为船只配备适当的通信或导航电子产品。
在潭门镇采访到的渔民对“海上民兵”均没有什么认知，他们提起去南沙群岛维权，更常用的说法是“专项”。李奋最后一次去南沙是2020年夏天，休渔期开始，他和20个船员开着渔船从潭门码头出发，花了三天四夜才到达，跟600多艘“专项船”一起在南沙群岛抛锚。那里除了海南的船，还有广东、广西的船。“每天主要就是在船上吃喝。”李奋的船员阿忠回忆。
“一天补贴1500元，补贴多少跟船的长度有关系，跟马力无关。”李奋告诉记者，三个月补贴13.5万元，他和船员在南沙抛锚期间也会捕一些鱼，“否则亏死。”
没有公开的政府文件写明“南沙专项补贴”如何计算。根据《南方周末》报导，2011年，去过南沙或黄岩岛的渔船一次性补贴3.5万元，并在此基础上，按照渔船的马力进行82元/千瓦的计趟补贴，船长吴多喜当年通过南沙专项补贴拿到了5.6万元。
2014年，三沙市政府也制定政策，给每年在西沙群岛住岛时间满180天以上的渔民每天35-80元的现金补贴。这座名义上的城市于2012年建立，以南海岛礁为所在地，陆地面积只有27平方公里的三沙市成立。
在海南省，去南沙对渔民来说并不稀奇，除了“专项”，另一个说法是参加“巡航”。在陵水县近海捕鱼的张志告诉记者，他在老家临高县的许多朋友，都会报名参加巡航：“禁海的时候，国家就有任务下来。国家干部安排你，几个人一条大船，慢慢开的也有，到西沙、南沙抛锚的也有。一次性发工资。”
陵水县的渔船都不大，有的只有几米长，许多船因为是“三无渔船”（无船号、无渔船证书、无船籍港），甚至无法拿到政府的燃油补贴。张志的船也不大，每天上午从陵水新村的码头出海，在近海撒网捕鱼，中午就回港。尽管“维权”已经是南海的主旋律，但在海上，张志没有感觉到太强的边界感，他不时会遇到越南的渔船，对方会跟他要吃的，或者彼此换一些渔获，都很正常。
在海南省南部的三亚市南海社区，郑石喜也曾去过南沙，那一趟行动声势浩大。2012年7月12日，他作为副总指挥，带领三亚南海社区的30艘渔船前往南沙永暑礁、渚碧礁、美济礁。那支渔船编队的名目是南沙捕捞队，不过郑石喜告诉记者，那是一次“维权行动”。
当年4月和5月，中国和菲律宾在黄岩岛问题上发生了激烈冲突。先是4月10日，菲律宾军舰在黄岩岛海域截住了“琼海03026”渔船，菲律宾官方当天发表声明，称“黄岩岛为菲律宾不可分割的一部分”。5月6日，菲律宾海警表示，半月礁附近的海域逮捕了11名中国渔民。这11名渔民都来自潭门镇。
和郑石喜同为榆港社区渔民、亦是当地民兵的石磊也参加了2012年的“维权”行动。石磊说，那次从三亚去南沙美济礁，走了四天四夜，一共待了18天，拿到了政府20万元补贴。他说，三亚的渔船正常并不会到南沙捕鱼，他自己在美济礁附近用“灯光围网”的方式，并没有捕到鱼。
渔船会随着季节变化去不同的海域，石磊在2005年之后，每年8月到12月都会去北部湾捕鱼。虽然现在已经不太出海了，但他形容，当时北部湾的中国渔船和越南渔船交错并排，大家都不会有什么“主权”的想法：“你捉你的鱼，我捉我的鱼，关系不错。”他说，那时中国渔民的的工具比较先进，越南渔民会想上船跟他们学习。
张发结今年79岁，比石磊年长许多，他回忆，自己年轻时捕鱼，在海上也常遇见菲律宾渔民，对方会拿海鲜跟他们换香烟。
如今，在潭门镇乃至整个海南岛，传统渔业也在发生剧烈的转变。在潭门镇做过12年渔民的李远说，如今南沙已经不是想去就能去了，一些公司投资钢质渔船，拿到“南沙专项捕捞许可证”后，就雇佣船员，开着这些“专项”船到南沙群岛抛锚。
“年轻人给这些公司打工，跟参军差不多，去南沙一天给680元补助，但南沙现在也不经常去，平时就停在清澜港，在船上守着，普通水手给3500元固定工资，二副6000元。”李远说，如今，100多吨的木船只能去西沙捕鱼，去南沙必须是200吨以上的钢质渔船。
2019年，琼海市政府发布《潭门渔民转产转业对策研究报告》，从生产效益、南海维权、推动海南自贸区建设等角度论证“潭门渔民转产转业”的必要性。这份报告写明，必须“引导老旧渔船减船转产”，并将现代水产养殖和休闲渔业作为潭门的转型方向。
李奋也说，如今去南沙捕鱼越来越难，申请“捕捞许可证”已经很难获批。他的渔船长34米、宽14米，100吨位，在渔民眼里已经是很大的船，但政府不再认可这种木质渔船，认为这些船老旧、设备落后，出远海有“安全问题”。李奋不买账：“以前30吨的木船都能去南沙，很安全。”
琼海市政府2019年底发布的“潭门渔民转产转业对策研究报告”显示，潭门有112艘大中型渔船常年赴三沙远海作业，其中持有《南沙专项捕捞许可证》的渔船有81艘。14个月后，在潭门，李奋说，现在只剩下30多艘能去三沙捕捞的木质渔船，他指着码头上紧挨着的两艘大船：“像这些已经卖给政府了。”老旧渔船回收后，会被拆解报废。
李奋说，政府希望渔民把木质渔船卖掉，“减船转产”，改行做餐饮、海钓之类的休闲渔业。如果还想继续捕鱼，只能造钢质渔船，一艘500吨的渔船需要500万元人民币，除去政府给的100多万补贴，仍是天文数字。
李奋是潭门镇少数仍然出远海捕鱼的船长，他坚持用现在木船继续作业。但政府自2019年开始，几次给他压力，请他配合“全面拆旧”。“以前都是这些100来吨的木船，可以跑南沙，跑到马来西亚，现在就说木船不合规，不符合安全标准，要500吨以上的铁船才能做。”他愤而骂道：“都是假的！”
李奋说，木船拿到的“专项补贴”比以前变少了许多，以前是按马力计算补贴，现在则按照长度计算，让他很吃亏。长期以来，中国的渔民如果脱离政府的各类补贴，很难仅靠生产来盈利。如今，政府调整补贴，变相地逼他们上岸。李奋认为，政府给的出路并不现实，无论是做餐饮，还是搞养殖，他都没信心做得比捕鱼更好。“在海边，你不抓鱼能做什么？”他说。
即便是升级成钢质渔船，渔民的处境也未必转好。2020年3月，4名自称来自海南省临高县的渔民在人民网的“领导留言板”留言，他们称自己有南沙捕捞许可证，但在2018年还是受到政府的处罚，当年的大部分渔业补贴都被扣除。“因建造该南沙骨干渔船，使我们负债累累，民间借贷天天追还钱。”他们求情道。
海南省临高县农业局两个月后回复了他们，称他们在南沙专项捕捞许可证审批通过之前，就“违规擅自提前进入南沙海域生产作业”，并且他们在南沙的作业时间超过政府允许的100天，因此，“该4艘渔船赴南沙特定水域生产是违规的”。
在三亚榆港社区，郑石喜和他的同村渔民，遭遇了和潭门同样的打击。2016年，海南政府将三亚港的渔船搬迁至西边的崖州港，三亚港“升级”为游艇码头，不再接受渔船停泊。
“我们原来有100多艘渔船停在这里，现在要出海，得坐半小时公交车到崖州。台风天要照看渔船也很不方便。”郑石喜说，家门口的码头搬迁之后，许多人就上岸不干了。石磊正是其中之一，他说：“三亚的港口以前很多老板来收鱼，大陆船、海南船都来这里，很热闹，现在没有了。政府要求我们转产转业，小孩没办法出海，就去旅游公司打工，一个月赚3000块钱，四五十岁的中年人，这些旅游公司就不要了。”
“那时香港的渔船可以直接开到三亚港来卖货，这边很多赌场、酒店，很发达。”张发结描述了1970年代的三亚港，远在“渔业先行”之前，这个港口已经发展出令人难以想像的国际化。
如今，这一切都没有了。
菲律宾：在无休止的领土争端和越来越少的渔获中，渔民希望难寻
这些居民在支持菲律宾宣示“西菲律宾海”主权方面发挥著至关重要的作用。
Keith Anthony S. Fabro，菲律宾媒体《Rappler》
2008年，当雨果（Larry Hugo）第一次进入派格阿萨岛（Pag-asa，位于菲律宾首都马尼拉西南932公里，在国际上被称为Thitu，即南海中业岛）周围的蔚蓝海域时，他惊呆了。不过只是往海里行驶了几百米，他的传统悬臂渔船就已经装满了各种各样的鱼。足够他们小岛社区一整天的食粮了。他以每公斤80比索（1.60美元）的价格卖出了这些鱼获，主要卖给驻扎在那里的军人。
一年后，雨果成为了一名全职渔民。那时，这片未开发的海洋里每天能给他带来500-1000比索（10 到 21 美元）的收入，这比他之前作为建筑工人的工资要高出三至四倍。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丰收持续。3月到5月是捕鱼的季节，每当雨果和大约45名渔民一起回家时，他们卸下装满鲭鱼、鲟鱼、鲷鱼、石斑鱼、鹦鹉鱼、河豚和刺尾鲷的篮子。
对于雨果和其他来自菲律宾巴拉望省（Palawan）不同地方的近200名其他移居者来说，岛上的生活相当轻松。食物不是问题，而几乎所有其他基本需求——从日常饮用水、电力、住房到每月的大米供应，都由政府提供。
这些居民在支持菲律宾宣示“西菲律宾海”（West Philippine Sea，2011年南海主权争议升级后，菲律宾政府以此称呼西海岸外的南海海域）主权方面发挥著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一直声称该地区是其九段线的一部分，但不仅菲律宾，还有越南、马来西亚、文莱和印尼都认为其侵犯了这些国家的专属经济区（EEZ）。
雨果来自巴拉望岛的内陆城市罗哈斯，他搬到派格阿萨岛时才29岁。当时，他只带了几件衣服和一些渔具，就登上了一艘包租渡船，花了两天时间才到达这个西菲律宾海的偏远岛屿。那是 13年前的事了。
“我不认为像我这样的传统渔民会有什么光明的未来。”现年43岁的雨果告诉《Rappler》的记者。随著越来越多的渔民在沿海水域作业，以养活该省不断增长的人口，已经令周边鱼类资源快速减少。派格阿萨岛周围的海域成了雨果的捕鱼天堂。
不过，这座岛不仅有巨大的渔产，还有重要的化石燃料储量。对雨果这样的普通渔民而言，一切都在2014年开始发生变化。当时，中国开始在渚碧礁（Subi Reef）的人工岛上建造军事设施。雨果是最早发现这些建筑，并向驻扎在派格阿萨岛的菲律宾军方报告的渔民之一。
“载有骨料和其他建筑材料的载货船一一抵达。当他们最终蜂拥而至时，我们再也无法去那里捕鱼了。”雨果回忆道。被占领的珊瑚礁位于派格阿萨岛西南方向的26公里处，那里曾经是他和其他渔民经常光顾的有丰富资源的渔场。
长期以来，专家们一直警告说，由于中国的非法填海造地和捕鱼活动，西菲律宾海的海洋生态系统可能会崩溃——但是，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Rodrigo Duterte）政府对这种破坏环境的活动，几乎没有采取任何阻止措施。2019 年，菲律宾大学海洋科学研究所估计，由于西菲律宾海中珊瑚礁生态系统的破坏，菲律宾每年至少损失331亿比索（6.814亿美元）。
菲律宾渔业局表示，这片海域每年的鱼类产量为300,000公吨，占该国鱼类总产量的7%。这片海域需要最大程度的保护，因为它对菲律宾的粮食安全至关重要，补充了菲律宾其他主要渔场的沿海鱼类资源。
2016年7月12日，在中国缺席的情况下，海牙国际仲裁庭公布菲律宾诉中国之仲裁案的仲裁结果，支持菲律宾在此案相关问题上的几乎全部诉求。仲裁庭裁定，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中国对南海自然资源不享有基于“九段线”的历史性权利。仲裁庭还认定中国在南海的填海造陆“给环境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并要求中国政府停止在南海的“活动”。
2021年3月，该地区再次爆发紧张局势，数百艘疑似中国民兵的渔船驶入这片海域后，这些船只在那里停泊了数周。专家称，这是对这一地缘政治热点的激进控制，将来自菲律宾的船只驱逐出去的一种策略。菲律宾海洋科学家再次发出警告，称中国民兵渔船的活动可能对180万人造成沉重打击，其中大部分是小型渔业部门，他们主要依靠西菲律宾海的海洋渔业来维持生计。政府数据显示，这些居民属于该国前三大最贫困领域之一。
虽然小规模渔民的整体贫困率从2006年的41.2%下降到2018年的26.2%，但派格阿萨岛渔民表示，几乎没有感受到岛上的经济改善。他们的渔获在2015年开始下降，他们怀疑这是中国在渚碧礁活动带来的影响。越南渔船的爆炸和氰化物捕捞活动，也可能加剧了其沿海水域健康状况的恶化。
现在，渔民必须离岸更远，在海上停留更长时间，拼命追逐消失在深海中的鱼，摇摇晃晃的传统渔船在这片不适合他们的区域航行。这意味著，他们与家人在一起的时间更少，燃料上的花费更多，渔民的收入变得更低，几乎不足以维持他们的生活需求。
“以前，两小时的行程就可以捕获三个篮子以上的渔获，每个篮子各有50公斤的鱼。现在，在海上呆一整天都比不上以前的收成。”作为两个正上小学的女儿的父亲，雨果说，他最大的担忧是未能存够钱让她们继续学业，他和他32岁的妻子吉拉一样，都没有大学毕业，“我的梦想是供我的两个女儿完成学业，这样她们就不会变得和我们一样。我不希望他们经历我们曾经经历过的苦难。”
为了赚取额外收入，雨果现在早上4点便起床去捕鱼，在他与《Rappler》记者交谈的那天，他说他“很幸运”，这天能带7公斤的鱼回家。由于岛上没有冷藏库，他的妻子杰拉就把未售出的渔获清洗晾干，以方便保存。在驻扎在派格阿萨岛士兵回到内陆之前，她将鱼干出售给士兵。
菲律宾海洋保护组织（Oceana Philippines）的数据显示，西菲律宾海一直受到大规模非法、未报告和无管制的捕捞威胁。该组织表示，2018年西菲律宾海中的非法商业渔船数量为102,737艘，并在2019年增加到109,885艘。当2020年疫情来袭时，非法渔船的数量急剧下降至70,465艘，仍是很高的数量。
“如果我们的政府对此不采取任何措施，很快这里就什么都没有了，”雨果说，“这很可能发生，因为外国人和他们的船只正在捕获成吨的鱼。”
仅在2021年1月至4月，菲律宾海洋保护组织就使用VIIRS（一种卫星感应器，可以感应到那些在夜间利用灯光吸引鱼类的渔船）在西菲律宾海中检测到25,451艘商业渔船。
对于派格阿萨岛的渔民来说，这使得西菲律宾海变成了一个危险的地方。
最近，中国通过了一项法律，允许中国海岸警卫队强行驱逐进入这片海域的外国船只，这加剧了他们对受到中国海警的恐惧。
2021年1月25日，雨果试图前往2号礁（Cay 2），那是一个从充满海洋生物的珊瑚礁中冒出的白色沙洲。途中，他说，他被潜伏在不远处的四艘的中国海岸警卫队船只挡住了。“我在海上有很多敌人。看，就在我面前的是中国船只。”他在返回安全地带后拍摄的一段影片中说道。
这一事件成为头条新闻，但雨果的说法遭到菲律宾军方和中国驻马尼拉大使馆的否认，前者声称该事件“不太可能”，中国驻马尼拉大使馆则认为这是“捏造的”新闻。然而，进步派立法者和渔民团体支持雨果的说法，并指责菲律宾军方与中国勾结，否认了渔民在西菲律宾海被骚扰一事。
中国船只不仅被指控从事非法捕鱼活动，还被指控撞沉其他国家的船只。“这可能发生在我们身上，但他们很容易便说‘这是无意的’，所以我们的反应是一旦看到他们接近，就离开那个区域。”雨果说。
其他派格阿萨岛渔民与雨果有著相同的经历。渔民们表示，他们曾多次要求当局采取更多措施防止入侵。他们的呼吁并没有带来任何改变，最近菲律宾政府终于提出了外交抗议，要求中国撤出在派格阿萨岛周边的资产。尽管受到公众的批评，总统杜特尔特则一再坚称，主张菲律宾主权可能会挑起与他的“好朋友”中国的战争——这是菲律宾较弱的军事能力（这是总统的说法）无法承受的。
找不到可以求助的人，派格阿萨岛的渔民所能做的就是默默表达愤怒。唯一能让他们安心的是，岛屿当局承诺，他们会密切关注出海的渔民。“归根结底，我们无法扭转局势，因为我们没有力量为自己的权利而战。”雨果强调说。
尽管生活在那里有风险，渔民的乐观情绪并没有消退。毕竟，正是在“派格阿萨”（菲律宾语中的“希望”一词）这座岛上，让他们能在不确定的海洋中保持漂浮。
“我并没有疲于相信，这里还有希望。”雨果说。
马来西亚 ：越来越贫乏的资源，迫使小渔民去到更深的海域
“过去，无法回本的情况是非常罕见的。现在，这种情况每个月发生10次以上。”
Aliza Shah，马来西亚媒体R.AGE
直到不久前，渔民罗西拉瓦蒂·伊斯梅尔（Rosilawati Ismail）和她的丈夫还能在南中国海沿线、距离马来西亚的Pantai Kempadang岸约18公里的海域获得不错的收入。但在短短五年内，她现在的每日捕获量是过去的一半。“那时候，我们一次可以捕到大约200公斤鱼。 现在我们却在为100公斤努力。”这位44岁的渔民说。
马来西亚媒体《R.AGE》记者在环境报导联盟（ERC）的合作调查中，发现一个又一个因IUU捕鱼而生计受损的老渔民的故事。已经捕鱼14年的罗西拉瓦蒂在接受《R.AGE》记者采访时说，在离海岸约40公里的地方航行，是他们找到渔获的唯一希望。即便如此，许多渔民仍然空手而归。
尤其是2021年，疫情对马来西亚造成特别严重打击。“我和我丈夫每次捕鱼，都要花费125林吉特（30美元），但有时我们只会带回价值约45林吉特（10美元）的渔获。我们甚至无法回本。”罗西拉瓦蒂解释说。“过去，无法回本的情况是非常罕见的。现在，这种情况每个月发生10次以上。”
她认为鱼类资源的迅速枯竭是由于IUU渔民，尤其是进入马来西亚水域的外国船只造成的。他们使用非法拖网捕捞珊瑚礁，当地人称之为“pukat gading”。
她解释说：“他们使用两艘船，船的每侧都系著一张巨大的网。当他们移动时，他们会捕获所有东西，甚至是最小的鱼，摧毁任何阻碍他们前进的东西，包括珊瑚。没有珊瑚，海床就会变得光秃秃的。就像沙漠——有谁会想住在沙漠里？”
罗西拉瓦蒂和她村里的渔民依然大部分在近海捕鱼，那些在深海捕鱼的渔民，也遇到相似的境遇。
第一次见到35岁的巴希尤丁（Bahiyuddin Awang Harun）时，他和船员正在准备一趟远距离的捕鱼航行。他们三天前刚从海上回来，带来了意外的收获：一条100公斤的石斑鱼掉进了他们的“bubu”（一个由天然材料和铁网混合而成的水下鱼网）。这条巨鱼的售价超过2000林吉特（480美元）。巴希尤丁说，如果疫情没有影响鱼价，它的价值甚至可能高达5000林吉特（1200美元）。
这位掌舵一艘柴油木船的船长感激大自然的恩惠。深海捕鱼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可能很危险，但潜在的利润很高。仅仅通过出售巨型石斑鱼，巴希尤丁的船员就得到了这次行程的正常利润。
“使用‘bubu’作为捕鱼工具的渔民，每趟可收获约1200至1500公斤鱼，约13,000林吉特（3100美元）。扣除约2000马来币（480美元）的营运成本后，剩余的利润将在船员之间分配。”其中一位船员，同时也是两个孩子的父亲说道。
目前，马来西亚大约有60艘“Bubu”分散在距海岸约40海浬的区域。 “bubu”具有“天然的气味”，巴希尤丁就是依靠这种气味来吸引金线鱼、石斑鱼和其他非常珍贵的商业鱼类。
巴希尤丁说，为了支付长途行程的费用，大多数“bubu”渔船会出海至少四天。“前两天的渔获量只能覆盖我们的运营成本，剩余日子才会给我们带来赚钱的机会。”他说。
与大多数深海渔民一样，巴希尤丁的船只配备了全球定位系统（GPS）导航设备，以确保他们不会误入禁区，“这样我们就不会侵入邻近水域。”他说。
然而，问题是这些水域之间的边界划分得不是很清楚，这反过来又使IUU捕鱼蓬勃发展。
“四五年前，大约有10艘马来西亚船只被印尼当局扣留，”巴希尤丁回忆说，“印尼说，距边界10海里左右的地区是他们的，而我们国家的执法机构说它是我们的。”无法在这些地区捕鱼给渔民造成了巨大损失。“想像一下这些区域有多大！我们花了大约一个半小时才能行驶10海里，可以想象我们失去了多少鱼类和其他资源。”巴希尤丁说。
巴希尤丁强调，马来西亚渔民没有必要进入外国水域，因为“我们现在在我们这片海域拥有的东西已经足够了，只要我们的资源不受外国渔民的干扰，就足以自给自足。”
巴希尤丁说，他经常在马来西亚水域遇到IUU渔民，并指出他们有时会伪装成当地船只，例如将船只涂成红色——这是当地吉兰丹渔民采用的颜色。“我们不常交流，但有时我们会告诉他们我们的网在哪里，希望他们不会撞到它。”巴希尤丁说。
巴希尤丁小心避开IUU渔船，罗西拉瓦蒂则希望IUU能不要进入小船捕鱼者的区域。要是那些大船过来，她担心她的社区很快就会一无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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