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欢迎点击订阅中共建党百年专题。我们在系列文章中解读中国年轻人为何热衷于入党、建党百年纪念将如何奠定习近平的政治命运，以及，中共如何论述自己的百年历史，这其中突出了什么、又抹去了什么。
今天的文章，试图提出一个论点：中共借着百年大庆的机会，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替代西方模式的现代化模式，以重新组织党史叙述，并用新的党史论述迎合了社会心态与许多民众的期待。这不意味着中共不会面对现代性带来的危机的挑战，但中共统治的合法性，至少在如今是更为牢固了。
2021年7月1日的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纪念日就要到来，同过去几年的许多“大庆日子”一样，北京的安保等级陡升，媒体宣传铺天盖地，全国大街小巷贴满庆祝标语、标志和红旗。除此之外，新一轮以“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为口号的“四史”学党史运动也已持续一段时间。“党”在国人社会生活中的能见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这一切伴随着更严格的对社会舆论的引导和控制，以及对更多“不稳定因素”的打压。自然，这也包括了在香港击垮《苹果日报》这样的反对派代表媒体。
许多海外媒体都针对中共建党百周年刊文评论。其中媒体最关心的问题，莫过于中共在习时代的意识形态“原教旨化”。简而言之，媒体眼中的中共，是一个由意识形态引领的政党，中共的意识形态成为分析中国现实时绕不过的东西。
但把对中共百年大庆的分析乃至对习时代的理解变成一个“意识形态问题”，恐怕会陷入死循环：既然认为习时代的中共不再像原先那样灵活或坚持实用主义，那么人们自然会更认真对待中共宣传中透露出的意识形态内容；但越关注意识形态内容，就越容易把意识形态宣传当作真实发生的一切，从而实际上忽略了党作为一台组织行动机器，在意识形态的帷幔下发生的其他变化。
这样的循环并不意外，数年来，有不少人倾向于相信这样一套叙事——即认为中共不做实事，只会用宣传遮掩各种各样的治理无能。这一观点延伸开，便是认为中国其实社会矛盾尖锐，只是因为自由派媒体被打压而不会被外界所见到，而党国媒体的宣传不过在“粉饰太平”。不少自由派知识分子甚至直到今天仍然如2010年前后那样，相信中共是一个“既得利益集团”，在社会中扮演着纯粹压制性和攫取性质的角色。
这种循环往复的见解，加上对媒体更加严格的管制，以及疫情带来的国门封锁，使得中共近年来的变化很难被描述和理解。诚然，大举扩张的意识形态宣传造就了许多荒诞，但宣传和意识形态层面的强化与改变，仅仅是习时代中共与中国诸多变化的一个面向。习时代的中共的确强调意识形态纯洁，但它也恰恰不像许多观察家那样只关注意识形态。
这篇文章即是试图提出一个论点：中共借着百年大庆的机会，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替代西方模式的现代化模式，以重新组织党史叙述，并用新的党史论述迎合了社会心态与许多民众的期待。这不意味着中共不会面对现代性带来的危机的挑战，但中共统治的合法性，至少在如今是更为牢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