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读者评论精选”栏目每周择选报导及圆桌话题中十条精彩读者留言刊出。部分留言可能会因应长度及语意清晰作节录或编辑。
1. Kerry_01，回应《记者手记：一场风暴之后，我们该怎么看台湾凤梨（与其他）？》
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国家，或成为用政治为贸易保驾护航的霸王（美国），或成为用贸易换取政治利益的流氓（中国），或成为任人鱼肉的受害者（台湾），然而无论国家在世界上位居何种地位，从个体角度来看，受损害者总是各国的庶民（美国的失业蓝领、中国的血汗工厂、台湾的果农），盈利者总是各国的资产家（美国的华尔街、中国的马云、台湾的郭台铭…）。我们何时能畅想一个脱离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本地化的、社会主义化的、民主的经济呢？希望爆买凤梨之于台湾，可以成为开始思考这一问题的起点。
2. garfield_ho、Deadone、jackhui，回应《记者手记：一场风暴之后，我们该怎么看台湾凤梨（与其他）？》
garfield_ho：文章明显现在小农的角度来写，藏了不少私货。例如把规模化农业与香蕉共和国联系在一起，然而洪都拉斯农民惨是因为产业操控在外国人手里，而且国内没有其他更好的就业方向，导致任人宰割。世界上规模化农业最成功就是美国，但美国并没有成为什么香蕉共和国。
Deadone：文章的视点很优秀，审视资本主义和全球化冲击之下的小农农业。大陆政府近些年好像也有想要推进大资本农业的意图，不知端传媒是否可以发些相关的文章。
jackhui：@garfield_ho：我认同你说的规模化农业和香蕉共和国不一定是等同的观念，但文章可能着重于比较小农的生产自主性上，毕竟本国财阀和他国财阀掌控规模化对小农而言都是“被他人掌控”。但本国／他国财阀的区别，可能在于政府能否有效制衡。政府也没有足够能力制约他国财团是香蕉共和国农村工人困境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个问题在本国财团下是比较小的。但在此以外的小农自主性优势和规模化农业优势如何取舍确实也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Deadone：大陆从产业角度没意外的话应该是倾向大规模农业的，不过从扶贫政策角度可能会比较重视自主性。不知道这两种角度结合有没有搞出好的解决方案出来。
3. jackhui，回应《《刺杀小说家》：有人相信梦想，有人向现实妥协，但中间路线已消失？》
人成长的过程很多时候是痛苦的。很多有价值的信息，要接受起来也不易。但是现实中“易懂”的信息必然得到更广泛的传播，而追求这种“易懂”与信息本身似乎有着一定程度上的矛盾。但中间路线可以是什么呢？
4. hankyc，回应《黄厚铭：担心核四重启、国民党复辟或中共并吞？不如一起为公投打拼》
我认为这篇文章顶多是抒发自我感受，而无法达到说服的效果，至少无法说服他要说服的对象，也就是第二段中“对保护藻礁公投有所疑虑、甚或大力抨击的人士”。
其后洋洋洒洒地写了不少民主的价值，民主多重要，却丝毫不提现今台湾的艰困处境，国际间名声就算有所提升，但碍于中国的经济实力，几乎没一个敢有意义地支持台湾（联合国相关的请愿或提案就算了吧，常任理事国有中国的一天，任何关于台湾的议题都是虚妄），更别提中国近年来与日俱增的军事威胁。
台湾就是几乎没有失败的本钱，这是事实。作者居然还提到“果真担心2018的悲剧重演、国民党复辟或核四重启，就该卷起袖子，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作者自己也提到了2018年的惨败，难道他是认为当年就没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吗？就是因为当年投入了大批资源，结果输到整个选举都被影响了，还学不到教训吗？
总之，作者点出了反公投人士的想法，我觉得很好，只是提出的反驳没有很精确地打到痛点，期待作者日后的说法。
5. Kerry_01，回应《香港女孩伦敦染疫记：病困异乡，我被英国公共医疗网漏掉后⋯⋯》
心痛至极，Covid19暴露出新自由主义以降西方社会的诸多问题（当然，这首先来自于，发达社会的声音被“不公平”地更多的聆听与记录下来，相较威权体制的中国或欠发达的第三世界则扮演了沉默的受难者角色） ，同样的疫症，对于居于高位享受特殊医疗的权贵，与疲于奔命的中产阶级，与用命换钱的底层移民工，形成了悬殊的差异，而出台的政策似乎更多地考虑前者的利益，却放任后者的死亡，同一条性命、赤裸裸地标上了不同的价格。
但我想，并不可仅仅将作者所遭遇的苦痛理解为英国一国的问题。不妨将其与所谓的非民主国家中国进行对比，同样是在疫情期间暴露出医疗资源严重不足和行政系统瘫痪，英国在生产政治“同意”的能力方面似乎远胜中国。
文章否认了国民不遵守防疫规则是因为“自由主义倾向”（文化问题——一些西方国家为防疫失败而常常打的幌子），指出恰恰是失败的传播政策、物资供给、经济援助、劳动保护、医疗系统（政治问题！）“逼迫”个体打破防疫规则，成为防疫漏洞。许多西方观察者用幻想中的高人权“劣势”来为西方国家防疫失败辩护，尽管太多亚洲民主国家的成功可以构成一记漂亮的耳光。
但我们不应该将目光仅放在能否将感染数控制在较低的水平（它是首要而非全部的目标），即便是那些成功控制数字的亚洲国家，包括成功控制疫情的威权的疫情发源地中国，同样面临着一个“政治”的问题。以中国为例，“过火”的隔离政策背后，同样是薄弱的公共医疗系统。以香港为例，政治信用破败的一个表现是特区政府不由分说地拒绝在疫情初期对中国封关。更不要说执着开办奥运会的日本。换言之，西方的溃败与东方暴露的问题，都来自于新自由主义后“去政治化”的社会治理。其机制将公共资源的分配（一个政治问题）扭转为国民“同意”的生产（一个文化问题），这恐怕是英国糟糕的防疫与中国高呼“反超了”背后一以贯之的逻辑。
6. 驰歇戏、好等格，回应《你看你像不像孕妇？被身材焦虑绑架的中国女孩们》
驰歇戏：我之前认为对自身身材的考量完全是自我价值认定的问题。然而后来我发现这必然也会是一个社会观念的问题，我们在讨论身材焦虑的问题时也确实应该考虑形形色色的影视作品、社交媒体、以及很多影视明星那种“不现实”的身材所带来的潜移默化的对审美观念的重塑。不幸的是，要想完全脱离大环境的影响而全然不管别人的眼光去生活，并不是一件易事。
毫无疑问，我同意像文中提到的“好女不过百”这种畸形的社会观念是应该被摒弃的。可是什么才是正确的价值观念呢？我并不认为后现代主义强调的“人人都可以有不同的观念并且不应该互相打扰”是一个积极的解决方法。对此，文中已经提到了一个看起来暂时可行的解决方法，那就是进入一段可以让你感到真实的状态得以被接纳的关系。
好格等：如果“找个会接纳真实的你的人”是解决办法的话，我想患者们听了应该会更生气吧。因为要不是希望能被爱、被接受、吸引喜欢的人，谁会花这么多心思和生命想符合他人或“大家”的期待，增加自己“找到真爱”的机率。
然而人类总是会发展出一套审美观的，不论是唐代或现代。改变现下的审美观，也是无可避免会再跑出另一套来，到时候又是一阵筛选⋯⋯
目前想到唯一的办法是少讨论一点身材，而不是朋友们一见面就要问候彼此的体型而不是心灵，在旁人三句五句不离身材的时候冷处理，少让这些焦虑围绕在生活中一些。除此之外，还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呢。
驰歇戏：@好等格：“因为要不是希望能被爱、被接受、吸引喜欢的人，谁会花这么多心思和生命想符合他人或“大家”的期待，增加自己“找到真爱”的机率。”
说一点我的想法——虽然外表是人们择偶时的普遍要求之一，但是其重要性是因人而异的。
《论语》有言：“贤贤易色”。讲求对妻子应看重是其品德而不是其容貌。诚然，我承认现今的趋势是只看外观、财富及社会地位，人们已经把快餐式的消费观念用于人际关系，因为不愿去深入了解而善于给人贴上标签，如是否有钱、高矮胖瘦等等——这无疑是最偷懒的方式。最近读了 Timothy Keller 的书《The Meaning of Marriage》，我仍然相信有人(至少我会如此)择偶时不会去那么看重外貌、金钱、社会地位，而是看重对方的三观多于五官，着重其信仰与人格。《旧约·箴言》有言：“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惟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打个比方，如果我只是看重她的美貌或身材，那以后年纪大了，这些都不见了呢？
7. SaLim，回应圆桌话题《中国法院判定未成年人直播打赏无效，你认同吗？》
不太认同只靠父母管教就足够。立法至少迅速地解决了问题的表征，即父母追讨孩子自行决定的高消费时法院应予支持。
确实，父母应当负上教导孩子慎用网络、合理消费等观念，仅有立法不可能解决文中所述未成年人打赏的问题。不过，家庭教育也受限于不少社会因素，直接关系这个问题的比如电子支付的极速普及和易于使用、直播平台的营销手法；更深层的如因经济需要不得不与孩子异地居住、少有相处时间。不是每位父母都有时间、知识、能力去思考如何应对这些瞬息万变的社会因素。不排除有网友所言“只生不教”的父母，但也很可能存在在教育上“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父母。以法律先行限制极端情况、再逐渐推行各方面教育与改革，与父母教育并行，我认为相当合理。
8. 王立早、雨田，回应圆桌话题《中国法院判定未成年人直播打赏无效，你认同吗？》
王立早：办公室里已婚的女同事多，经常谈起类似话题，往往都会表示怕自己的孩子也给自己来这一出，因此对这类的政府举措表示赞成。
我每次听了他们的说法都很惊讶，也很无语：为什么别人（哪怕是亲生子女）会知道你付费的账号密码？就算要给他们账号密码，为什么要把一张有整个家庭全副资产的银行卡绑到日常消费的 APP 去？至少在网上银行不普及的存折时代，基本看不到这样的新闻吧。那为什么现在大人就管不好了？
引导孩子有正确的金钱观以及最基本的财产安全意识，本来就是父母要面对的一项基本教育课题。另外，以己度人，让一个人学会保障自己银行账户的安全，我认为一般是银行或者社区民警派派宣传单张就能解决得七七八八的事。但文中及我所见，很多父母本身就已经是一个正常的小学生都不如了，谈何教育他人？所以先立法保护这样的弱势群体也就刻不容缓了——我只能这样去理解专门为此作出司法解释的必要性。如果这个说法成立，大家长式国家规管行为与这样的似乎还为数不少的小学鸡父母之间，后者是因，前者是果。既然有前者这个恶劣的因已经存在，后者也就非常有必要了。但注意，在这个逻辑链条上，这个恶劣的因是怎么存在的，如何避免它的存在，是不需要考虑的前设问题，反正保证它再怎么糟糕也害不了你就好。按那种国家是父母的观点来看，这简直就是祖父母级别的溺爱。难怪孙子们总是幸福得一塌糊涂。
雨田：@王立早：如果你有孩子的话，应该感恩你孩子没有试过趁你睡觉拿你的手指开密码锁...... 小孩子虽然未成年，但不代表智商未开发。日防夜防家贼难防，你没有听过吗？就算没有孩子，男／女朋友呢？手机密码早被解了。
王立早：@雨田： 即使孩子真的到了如此不可理喻，顽劣到如此不可教育的地步，就像一些危险的药品、物品家长本身就有责任慎重管理一样，我不认为两者有太大的区别。
我在上面也有提到的，即使不能完全管住，通过常规账号只存放少量金钱的方式，很大程度上都能避免太大的损失。而这反而是用存折的老一辈身上就很常见的做法。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单纯是一些成人在电子支付这样的新模式下，脑子一下转不过来疏忽了而已。
最后一句题外话，如果一个孩子到了您说的如此恶劣的地步，我想这个孩子和他的父母最最需要的，还真不是法院……正如我本来就表达的意思，如果的确已经都这么糟糕了，那通过来法院来善后是没办法的事。问题是这远远不是这么不可避免的啊。那把注意力太多放在法院的这个举措上，会不会反而错过更重要的一些问题，好比说在电子支付如此普及今天，竟然还有这么多人缺乏最基本的账户安全意识，让自己的账户在“裸奔”，连十来岁的“家贼”都防不住，等等。
9. Hq816，回应圆桌话题《成都大学生以中英双语发布启事寻失主被批“崇洋媚外”，你如何看？》
中国的高校，从大概十年前开始，开始注重各种国际或国内的榜单排名，这些排名里通常都有一个指标：国际影响力/多元性。于是从那时开始上至985／211，下至职业技术学院，是个学校都开始招收留学生来“充门面”。
可是出于多种原因，愿意来中国留学的人太少，于是学校和教育部门就通过各种手段滥招留学生。这种情况下招来的人的平均素质可想而知有多烂。学校的本土学生对这些人有很大怨言，但是他们又不敢或者无法对着学校发火，结果就是仇视留学生乃至上升到对留学生发表种族歧视的言论。
10. 扶南蕴北、EricChan，回应圆桌话题《若学校被强制要求在课室安装闭路电视，将会对校园及学术自由带来什么影响？》
扶南蕴北：我觉得挺正常的，就像现在讨论的学生该不该带手机进校园一样，有人赞同有人反对，双方各有各的道理，但这跟政治扯不上关系吧！不是讨论对校园和学术自由的影响么，可以说的很多啊，像保证了课堂品质、侵犯了学生隐私、老师不能轻易体罚学生、可以一定程度上维持课堂秩序但限制了师生自由、发生什么事有视频为证……为什么要预设范围，诱导人往政治方面想，有点阴谋论了。我记得学校好几年前就已经普及安装了，一开始觉得新奇可能会在意，后来发现没啥影响，就该干啥干啥！还是说你想在教室干啥？
EricChan：@扶南蕴北：你如果有看上面的文章就不会说出这股装作理中客的说话。 不过去年7月，张宇人在立法会教育事务委员会上提出在课室安装闭路电视的建议。当时其说法是，闭路电视可以监察老师在教学时有否加入政治元素，以及发表颠覆国家政权的言论。当时，教育局局长蔡若莲未有正面回应其提议，只指出安装闭路电视要考虑其必要性、合理性和合法性。
扶南蕴北：@EricChan：我觉得其实根本问题不在于闭路电视，而在于整个舆论环境和“人”。你好好上课不会有啥问题，但你要发表一些危险、有争议的政治性言论就要有承担一定风险的觉悟，最大的威胁永远是人，可能就有那么个人反对你的观点或看你不顺眼转过身就把你举报了呢？而这样的事大陆这边已经发生过很多次了。如果举报成功说明整个舆论环境已经变了，没成功那还用担心什么闭路电视么。从这个角度来看，安不安闭路电视都无所谓
EricChan：@扶南蕴北：这套逻辑就是流氓逻辑。按照你的逻辑，如果一个没有充足自卫能力在街上走的人在街上走就要有被抢劫或强奸的觉悟。最大的威胁永远是人，可能有个人看你不顺眼/看你很顺眼就把你给抢了、强暴了。这样的事在大陆这边已经发生过很多次了。已经如果匪徒行为成功说明整个社会环境已经变了，没成功那还需要什么警察出手。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养这么警察就是白吃干饭的，中国有没有警察都无所谓。你的意思是这样吗？
扶南蕴北：@EricChan：我的意思是举报成功就意味着确实有政治因素，因为有人很在意这件事啊，舆论环境变了迫使你不能轻易说这些，闭路电视就有了威慑之意！无论你安不安闭路电视风险都在。而你举得例子不恰当，把发表言论的行为类比匪徒犯罪行为，应该说是受害者报警成不成功的问题，受害者遭遇伤害而报警，警察管了当然有用，警察不管么那你说警察有何用。好吧，可能有些武断有些绕，但大意如此。
EricChan：@扶南蕴北：有人很在意这件事跟这件事的当事人应否受到惩罚是两回事，不能用有人很在意而去合理化了这个行为，更不能将有人很在意等同于大多数人都很在意。这就是这件事情中的情况，对于教师“涉及政治言论”的监控是多数民意所期望的吗？显然不是。
而到了你说风险存不存在的问题，这就是我在警察比喻里面想要带出的：风险不是只有存在与不存在两个可能，而是多大的问题。有为民服务，称职的警察，市民在街上被抢劫的可能性自然会较低，反之就会较高，这点你也指出了。同理，没有CCTV不代表教师的言论不会被举报，但是可能性自然是较低，不然为什么要一大笔钱去安装。但是当当权者想要监察的内容是不义的，我们当然要尽全力去反对。
扶南蕴北：@EricChan：好吧，被你说服了。看来两地课堂在政治言论方面存在很大差异，至少从我的亲身经历来看，闭路电视除了有限几次帮助寻找失物外从来没有起过其他作用，可能是没人触犯这方面的禁忌吧，真相如何不得而知了。
EricChan：@扶南蕴北：我觉得问题核心是在于 @madlex 提到的，中共对于“政治”一词的污名化。明明大陆就有一科叫“政治”科，但是却污名化政治一词，把他与“权谋、阴谋、操控、欲望”扯上关系。所以在内地语境讨论时，说到教师在课堂上谈论政治话题，就会被戴上“带私货”的帽子，特别是教师的观点跟“官方叙事”不符时。对于教师言论行为的控制也会采取更加接受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