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梦的受益与破产：《无依之地》和赵婷最大的“错”在哪里？

毫无疑问，《无依之地》（Nomadland，港译《浪迹天地》，台译《游牧人生》）已经成为年度最当之无愧的话题电影了，继2020年9月获得金狮奖后，又在金球奖获得最佳戏剧类影片以及最佳导演，足以证明其背后的华人导演赵婷在欧洲电影节系统和好莱坞的影响力。应该说，赵婷创造了华人女性电影人前所未有的神话，如今这位“影坛新人”已经被视为“下一个李安”而备受国人期待。

尽管在美国本土拍出了三部电影，赵婷在中国收获的关注和争议显然更大，这自然与赵婷的背景密不可分。1982年，她出生在北京，父亲赵玉吉曾经担任过国企高管，继母是著名演员宋丹丹。赵婷在中学时代被送往英国的寄宿学校，在美国完成了大学教育，此后进入纽约大学攻读电影专业。

据说，赵婷离开中国的时候几乎不会说英文，二十多年后，她的电影里却几乎看不到任何中国元素了，反而创作的三部长片都带有很强的美国文化烙印。从关注印第安人的《哥哥教我唱的歌》（2015），到一出西部牛仔哀歌的《骑士》（2017）再到这部关注无家可归的“游牧族”的《无依之地》（2020），赵婷一步步深入到美国文化的肌理之中，大量采用纪录片的拍摄方式，展现出一种对美国现实的强烈关照。

失落帝国的挽歌

Empire（帝国）的消失，事实上也是美国梦的覆灭，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价值观不再具有现实指导意义。这是一种被动的生存方式，所谓游牧的浪漫化描述不过是维护了他们残存的尊严。

《无依之地》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当代故事，关注的是美国的一群所谓“现代游牧族”——住在房车里居无定所的人群。这群人中既有大学老师，也有麦当劳经理，甚至还有前公务员，因为各自不同的原因，他们开着车行驶在路上，演绎了一出21世纪的“逍遥骑士”，为了区别于一般的流浪汉，他们管自己叫做“游牧族”。

电影改编自同名非虚构作品《Nomadland: Surviving America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作者Jessica Bruder以自己多年来和“游牧族”同吃同住的经历深度介入这个人群的内心，细致地展现了白发苍苍的老人是如何一步步走上一无所有的道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失去了房产，没有存款也没有养老金，只能依靠打零工为生。这是一种被动的生存方式，所谓游牧的浪漫化描述不过是维护了他们残存的尊严。

随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袭来，数以万计的美国人失业，他们中的一些人在这场危机中失去了一切。相较于电影比较浪漫的处理，原著可以说是彻底残酷的。该书作者尖锐地揭示出“游牧”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无奈和“自欺欺人”，指出“如果你在美国没有地址，你就不算一个人。”

电影版的女主角Fern是由著名演员Frances McDormand饰演，是赵婷在原著的基础上虚构出来的人物，她年逾六十，失去了丈夫和房子，几近一无所有，只能开着一辆破房车穿越美国西部，以打零工为生⋯⋯在漫长且没有终点的道路上，Fern认识了很多朋友，也解开了横亘在内心的心结。

电影以字幕的形式开场，却颇有隐喻性：由于市场需要下降，美国石膏公司关闭了位于内华达州Empire小镇拥有88年历史的工厂，邮政编码被取消，工人下岗各自谋生，小镇不复存在。

这是典型的美国“锈带地区”的图景，也是一种对整个社会结构性的寓言：失去了往日的荣光，美国工人失去了尊严和保障。所谓的Empire（帝国）的消失，事实上也是美国梦的覆灭，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价值观不再具有现实指导意义。为了最基本的生计，Fern选择去Amazon打工，从产业工人转变为现代零工制的受害者，而她仅仅是千千万万的美国人的缩影。

《无依之地》的前半部分可谓具有十足的批判性和当下性：电影中呈现出的Amazon的包装车间是让人惊叹的，巨大的厂房里，工人渺小得几乎可以忽略，每个人都只是流水线上的一颗螺丝钉。Fern和同事所做的工作无非是将商品包装起来，把它们放在各自的流水线上送往各地。一边是巨大的消费社会的图景，一边是无家可归的工人。

电影里大部分的角色都由非职业演员扮演，不少人就是真正的“游牧者”，赵婷以自己一贯擅长的纪实镜头语言让他们对着镜头讲述自己的故事：将近80岁女人从12岁就开始工作，生养了2个女儿，到头来账户里只有550美元；被政府抛弃的越战老兵，有着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受不了任何噪音；为公司工作了近20年后，因为肝功能衰竭被扫地出门的现代打工人⋯⋯带着各自伤痛的游牧者们聚集在一起，彼此取暖，形成了临时的乌托邦共同体。

用召唤代替批判

当电影从对群体的关注转到Fern这个个案的时候，赵婷对结构性问题的思考就显示出了她的局限性。Fern的形象可谓是典型的自由主义女性主义（liberal feminism），强调个人选择的重要性，却缺乏对群体命运的理解力。

都说美国人是公路上的民族，他们的血液里也许流淌着汽油的味道。Fern尽管不幸，电影还是赋予了她美国女性坚毅的品质。对比McDormand此前饰演的诸如《三块广告牌》等电影中的角色，Fern显然被赋予了一种深刻的美国性。

电影的后半段，Fern回到家乡看望妹妹，此时我们才知道她出生在一个优渥的中产阶级家庭，受到1970年代嬉皮文化的影响，自年轻时代就是家庭的叛逆者，所以才选择离开家乡，选了一种与原生家庭格格不入的生活方式。这自然也解释了为何Fern有着超出一般的文学素养和精神世界，或许她之所以可以勇敢地行驶在路上，还因为有一个不错的家庭托底。

赵婷通过Fern与妹妹一家的格格不入来塑造Fern的性格，当听说妹夫的朋友依靠在经济危机期间入手低价房产再高价卖出的方式挣钱，Fern激动地反驳了对方。

并借妹妹的嘴巴讲出Fern的行为是美国精神化身这句话，看似不经意，却是本片的题眼。至此，我们才发现赵婷无意书写一出对美国不合理的政治经济的檄文，而是试图召唤出美国人的核心价值观——自由意志。

电影不吝表现Fern的苦难，但不论是孤独还是困苦，她都以个人的意志战胜了它们，某种程度上来说，电影的后半段，Fern收获了友情之余，还认识了离家出走的男人Dave并与之产生了近乎于爱情的情感。电影虽然不吝塑造Fern在丈夫死后所遭遇的不幸与迷失，却赋予了她好莱坞电影大女主的豁免权——灾难打不倒她，只会让她更强。

当电影从对群体的关注转到Fern这个个案的时候，赵婷对结构性问题的思考就显示出了她的局限性。Fern的形象可谓是典型的自由主义女性主义（liberal feminism），强调个人选择的重要性，却缺乏对群体命运的理解力。

赵婷创造出的虚构人物Fern的身上浪漫有余，反抗不足。赵婷设定她在Amazon工作赚取了生活费解决了燃眉之急，却没有揭示这样一个事实：Amazon这样的企业之所以倾向于向老年人提供工作，或许是基于政府减税的优惠。

片中Fern的一位朋友已经厌倦了不断地打零工，工作了一辈子之后她意识到如果去“游牧者”营地生活，也许意味着自己再也不用工作。《无依之地》本来可以提出一个很好的问题：工作固然是一种权力，但是老年人是否可以体面的不工作呢？

以好莱坞的标准来看，《无依之地》批判性已经足够资本主义的内部修订和调整了，对于绝大多数的普通观众来说，他们也更期待看到救赎和安慰。

这部电影最为打动笔者的地方恰恰在于，赵婷通过对一个21世纪的新兴族群的关注，让我们看到了一种新的联合的可能性。他们的行为不但是对上涨的房租的反抗，也是对政府毫无作为的反抗。在被主流社会抛弃后，这群人不再期待重新回到主流之中，他们被政府视为“蛀虫”，自己却以极低的生活成本保持主体性，电影里一位身患癌症的老人令人印象深刻，当她终于意识到现代医疗的无效后，她决定以在路上经历美丽的风景去代替文明世界的规训——躺在医院里等死。

这些本来都可以让《无依之地》这部电影更具有批判性，但我们无法期待赵婷是一个年轻版的Ken Loach。据悉，赵婷下一部电影是漫威电影《永恒族》，她的职业路径正在一步步靠近好莱坞真正的核心——高概念商业大片。因此，以好莱坞的标准来看，《无依之地》批判性已经足够资本主义的内部修订和调整了，对于绝大多数的普通观众来说，他们也更期待看到救赎和安慰。

因此，尽管《无依之地》的创作花费了大量的时间来调研，也试图将更多角色的故事放在其中，结尾却依然落在Fern个人意义的解放上。事实上，与其说Fern是一个被制度伤害的美国工人，不如说她是一个忧伤的寡妇，她是因为带着对过去深深的怀恋才无法走出伤痛。

在整个流浪的过程中，她带着父亲留给自己的日本瓷器，保留着丈夫留给自己的婚戒，是一个无法从过去走出来的人。当她遇见Dave，对方则打碎了她的瓷器，还试图给她一个新的家庭。尽管事实上产生了感情，Fern还是拒绝了Dave，她选择回到了自己和丈夫生活的Empire。至此，Fern意识到很多东西并不值得留恋，她抛弃了自己所有的家当，再次轻装上阵，终于找到了内心的平静。

赵婷赋予了这群因经济危机失去家园的现代“游牧者”的流浪行为以一种“美国精神”的色彩，其实是把社会问题浪漫化和个人化了。尽管她在影片的前半段展现了一种结构性的失业与不公，却还是为自己的女主人公赋予了天生热爱自由的秉性。影片的最后，Fern正视了自己失去丈夫的痛苦，在大自然的壮丽中获得了解脱。尽管Fern显然是一个遭受到社会运行机制伤害的个体，但这部电影却最终没有把批判的矛头指向Fern真正苦难的来源。她获得了内心的解放，观众也得到了一颗安慰的糖果。

“美国梦”的彻底破产

这些本可以被讨论和分析的部分，都被“小粉红”的口诛笔伐引向了别处。如果说赵婷有错，最大的问题恐怕在于，她还没有习得在一个全球化破产，民族主义抬头的时代里做符合各方“政治正确”标准的名人。

《无依之地》是一部关于流动的电影，或许也有赵婷的“夫子自况”。她的成长路径固然与Fern形式不同，却也经历过类似的心灵困境。赵婷成名后，她的故事陆续被媒体曝光，孤独的童年与相对艰苦的青年时代，也许成为她作品的某些母题。

行笔至此，我猜测赵婷对美国的辉煌和全球化都充满怀恋，因为正是基于这些，她从北京到纽约的传奇故事才得以实现。遥记得1994年有一部中国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展现了一代精英的幻梦——以肉身超越藩篱，在所谓的自由国度获得成功。事实上，在那个相信开放的时代里，全球都在一种美国梦的症候群里，人们相信自己凭借努力就可以过上更好的生活，相信双手可以创造奇迹。

没有任何材料让我们知道赵婷究竟在怎么样的心境下出国，但据悉她曾在2013年接受《Filmmaker》杂志采访的时候说：“自己来自中国，那是一个谎言遍布的地方。”如果这是真的，在1990年代度过自己青春期并出国读书的赵婷的所思所想，其实恰恰对应了“后89”时代中国精英的普遍价值观。一代人对国家失去信念，也失去了信任。多年后，赵婷曾在平遥国际电影节称呼中国为“祖国”，也顺理成章可以被理解为第一代移民复杂的情感。而这些本可以被讨论和分析的部分，都被“小粉红”的口诛笔伐引向了别处。

如果说赵婷有错，最大的问题恐怕在于，她还没有习得在一个全球化破产，民族主义抬头的时代里做符合各方“政治正确”标准的名人。真正讽刺的是，当赵婷获得代表美国主流认可的金球奖后，中国的官方媒体一致发文称其为“中国的骄傲”。而在“不当言论”曝光后，大陆电影网站“豆瓣”上，《无依之地》的中文海报突然被撤下，中国上映的日期也消失。这是一出多么东方主义的荒诞笑料，它也可以被看做是一个紧缩时代的文化悲剧。

也许，赵婷既是“美国梦”的受益者，也见证了它的破产。这也解释了《无依之地》批判性的断裂，应该说这部电影以现实主义议题入手，表达出的情调则是对时代整体性衰落的伤感和相对温和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