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夢的受益與破產：《Nomadland》和趙婷最大的「錯」在哪裡？

毫無疑問，《無依之地》（Nomadland，港譯《浪跡天地》，台譯《游牧人生》）已經成為年度最當之無愧的話題電影了，繼2020年9月獲得金獅獎後，又在金球獎獲得最佳戲劇類影片以及最佳導演，足以證明其背後的華人導演趙婷在歐洲電影節系統和好萊塢的影響力。應該說，趙婷創造了華人女性電影人前所未有的神話，如今這位「影壇新人」已經被視為「下一個李安」而備受國人期待。

儘管在美國本土拍出了三部電影，趙婷在中國收穫的關注和爭議顯然更大，這自然與趙婷的背景密不可分。1982年，她出生在北京，父親趙玉吉曾經擔任過國企高管，繼母是著名演員宋丹丹。趙婷在中學時代被送往英國的寄宿學校，在美國完成了大學教育，此後進入紐約大學攻讀電影專業。

據說，趙婷離開中國的時候幾乎不會說英文，二十多年後，她的電影裏卻幾乎看不到任何中國元素了，反而創作的三部長片都帶有很強的美國文化烙印。從關注印第安人的《哥哥教我唱的歌》（2015），到一齣西部牛仔哀歌的《騎士》（2017）再到這部關注無家可歸的「遊牧族」的《無依之地》（2020），趙婷一步步深入到美國文化的肌理之中，大量採用紀錄片的拍攝方式，展現出一種對美國現實的強烈關照。

失落帝國的輓歌

Empire（帝國）的消失，事實上也是美國夢的覆滅，一分耕耘一分收穫的價值觀不再具有現實指導意義。這是一種被動的生存方式，所謂遊牧的浪漫化描述不過是維護了他們殘存的尊嚴。

《無依之地》是一個徹頭徹尾的當代故事，關注的是美國的一群所謂「現代遊牧族」——住在房車裏居無定所的人群。這群人中既有大學老師，也有麥當勞經理，甚至還有前公務員，因為各自不同的原因，他們開着車行駛在路上，演繹了一齣21世紀的「逍遙騎士」，為了區別於一般的流浪漢，他們管自己叫做「遊牧族」。

電影改編自同名非虛構作品《Nomadland: Surviving America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作者Jessica Bruder以自己多年來和「遊牧族」同吃同住的經歷深度介入這個人群的內心，細緻地展現了白髮蒼蒼的老人是如何一步步走上一無所有的道路，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失去了房產，沒有存款也沒有養老金，只能依靠打零工為生。這是一種被動的生存方式，所謂遊牧的浪漫化描述不過是維護了他們殘存的尊嚴。

隨着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襲來，數以萬計的美國人失業，他們中的一些人在這場危機中失去了一切。相較於電影比較浪漫的處理，原著可以說是徹底殘酷的。該書作者尖鋭地揭示出「遊牧」作為一種生活方式的無奈和「自欺欺人」，指出「如果你在美國沒有地址，你就不算一個人。」

電影版的女主角Fern是由著名演員Frances McDormand飾演，是趙婷在原著的基礎上虛構出來的人物，她年逾六十，失去了丈夫和房子，幾近一無所有，只能開着一輛破房車穿越美國西部，以打零工為生⋯⋯在漫長且沒有終點的道路上，Fern認識了很多朋友，也解開了橫亙在內心的心結。

電影以字幕的形式開場，卻頗有隱喻性：由於市場需要下降，美國石膏公司關閉了位於內華達州Empire小鎮擁有88年歷史的工廠，郵政編碼被取消，工人下崗各自謀生，小鎮不復存在。

這是典型的美國「鏽帶地區」的圖景，也是一種對整個社會結構性的寓言：失去了往日的榮光，美國工人失去了尊嚴和保障。所謂的Empire（帝國）的消失，事實上也是美國夢的覆滅，一分耕耘一分收穫的價值觀不再具有現實指導意義。為了最基本的生計，Fern選擇去Amazon打工，從產業工人轉變為現代零工制的受害者，而她僅僅是千千萬萬的美國人的縮影。

《無依之地》的前半部分可謂具有十足的批判性和當下性：電影中呈現出的Amazon的包裝車間是讓人驚歎的，巨大的廠房裏，工人渺小得幾乎可以忽略，每個人都只是流水線上的一顆螺絲釘。Fern和同事所做的工作無非是將商品包裝起來，把它們放在各自的流水線上送往各地。一邊是巨大的消費社會的圖景，一邊是無家可歸的工人。

電影裏大部分的角色都由非職業演員扮演，不少人就是真正的「遊牧者」，趙婷以自己一貫擅長的紀實鏡頭語言讓他們對着鏡頭講述自己的故事：將近80歲女人從12歲就開始工作，生養了2個女兒，到頭來賬戶裏只有550美元；被政府拋棄的越戰老兵，有着嚴重的創傷後應激障礙，受不了任何噪音；為公司工作了近20年後，因為肝功能衰竭被掃地出門的現代打工人⋯⋯帶着各自傷痛的遊牧者們聚集在一起，彼此取暖，形成了臨時的烏托邦共同體。

用召喚代替批判

當電影從對群體的關注轉到Fern這個個案的時候，趙婷對結構性問題的思考就顯示出了她的局限性。Fern的形象可謂是典型的自由主義女性主義（liberal feminism），強調個人選擇的重要性，卻缺乏對群體命運的理解力。

都說美國人是公路上的民族，他們的血液裏也許流淌着汽油的味道。Fern儘管不幸，電影還是賦予了她美國女性堅毅的品質。對比McDormand此前飾演的諸如《三塊廣告牌》等電影中的角色，Fern顯然被賦予了一種深刻的美國性。

電影的後半段，Fern回到家鄉看望妹妹，此時我們才知道她出生在一個優渥的中產階級家庭，受到1970年代嬉皮文化的影響，自年輕時代就是家庭的叛逆者，所以才選擇離開家鄉，選了一種與原生家庭格格不入的生活方式。這自然也解釋了為何Fern有着超出一般的文學素養和精神世界，或許她之所以可以勇敢地行駛在路上，還因為有一個不錯的家庭托底。

趙婷通過Fern與妹妹一家的格格不入來塑造Fern的性格，當聽說妹夫的朋友依靠在經濟危機期間入手低價房產再高價賣出的方式掙錢，Fern激動地反駁了對方。

並借妹妹的嘴巴講出Fern的行為是美國精神化身這句話，看似不經意，卻是本片的題眼。至此，我們才發現趙婷無意書寫一齣對美國不合理的政治經濟的檄文，而是試圖召喚出美國人的核心價值觀——自由意志。

電影不吝表現Fern的苦難，但不論是孤獨還是困苦，她都以個人的意志戰勝了它們，某種程度上來說，電影的後半段，Fern收穫了友情之餘，還認識了離家出走的男人Dave並與之產生了近乎於愛情的情感。電影雖然不吝塑造Fern在丈夫死後所遭遇的不幸與迷失，卻賦予了她好萊塢電影大女主的豁免權——災難打不倒她，只會讓她更強。

當電影從對群體的關注轉到Fern這個個案的時候，趙婷對結構性問題的思考就顯示出了她的局限性。Fern的形象可謂是典型的自由主義女性主義（liberal feminism），強調個人選擇的重要性，卻缺乏對群體命運的理解力。

趙婷創造出的虛構人物Fern的身上浪漫有餘，反抗不足。趙婷設定她在Amazon工作賺取了生活費解決了燃眉之急，卻沒有揭示這樣一個事實：Amazon這樣的企業之所以傾向於向老年人提供工作，或許是基於政府減税的優惠。

片中Fern的一位朋友已經厭倦了不斷地打零工，工作了一輩子之後她意識到如果去「遊牧者」營地生活，也許意味着自己再也不用工作。《無依之地》本來可以提出一個很好的問題：工作固然是一種權力，但是老年人是否可以體面的不工作呢？

以好萊塢的標準來看，《無依之地》批判性已經足夠資本主義的內部修訂和調整了，對於絕大多數的普通觀眾來說，他們也更期待看到救贖和安慰。

這部電影最為打動筆者的地方恰恰在於，趙婷通過對一個21世紀的新興族群的關注，讓我們看到了一種新的聯合的可能性。他們的行為不但是對上漲的房租的反抗，也是對政府毫無作為的反抗。在被主流社會拋棄後，這群人不再期待重新回到主流之中，他們被政府視為「蛀蟲」，自己卻以極低的生活成本保持主體性，電影裏一位身患癌症的老人令人印象深刻，當她終於意識到現代醫療的無效後，她決定以在路上經歷美麗的風景去代替文明世界的規訓——躺在醫院裏等死。

這些本來都可以讓《無依之地》這部電影更具有批判性，但我們無法期待趙婷是一個年輕版的Ken Loach。據悉，趙婷下一部電影是漫威電影《永恆族》，她的職業路徑正在一步步靠近好萊塢真正的核心——高概念商業大片。因此，以好萊塢的標準來看，《無依之地》批判性已經足夠資本主義的內部修訂和調整了，對於絕大多數的普通觀眾來說，他們也更期待看到救贖和安慰。

因此，儘管《無依之地》的創作花費了大量的時間來調研，也試圖將更多角色的故事放在其中，結尾卻依然落在Fern個人意義的解放上。事實上，與其說Fern是一個被制度傷害的美國工人，不如說她是一個憂傷的寡婦，她是因為帶着對過去深深的懷戀才無法走出傷痛。

在整個流浪的過程中，她帶着父親留給自己的日本瓷器，保留着丈夫留給自己的婚戒，是一個無法從過去走出來的人。當她遇見Dave，對方則打碎了她的瓷器，還試圖給她一個新的家庭。儘管事實上產生了感情，Fern還是拒絕了Dave，她選擇回到了自己和丈夫生活的Empire。至此，Fern意識到很多東西並不值得留戀，她拋棄了自己所有的家當，再次輕裝上陣，終於找到了內心的平靜。

趙婷賦予了這群因經濟危機失去家園的現代「遊牧者」的流浪行為以一種「美國精神」的色彩，其實是把社會問題浪漫化和個人化了。儘管她在影片的前半段展現了一種結構性的失業與不公，卻還是為自己的女主人公賦予了天生熱愛自由的秉性。影片的最後，Fern正視了自己失去丈夫的痛苦，在大自然的壯麗中獲得了解脱。儘管Fern顯然是一個遭受到社會運行機制傷害的個體，但這部電影卻最終沒有把批判的矛頭指向Fern真正苦難的來源。她獲得了內心的解放，觀眾也得到了一顆安慰的糖果。

「美國夢」的徹底破產

這些本可以被討論和分析的部分，都被「小粉紅」的口誅筆伐引向了別處。如果說趙婷有錯，最大的問題恐怕在於，她還沒有習得在一個全球化破產，民族主義抬頭的時代裏做符合各方「政治正確」標準的名人。

《無依之地》是一部關於流動的電影，或許也有趙婷的「夫子自況」。她的成長路徑固然與Fern形式不同，卻也經歷過類似的心靈困境。趙婷成名後，她的故事陸續被媒體曝光，孤獨的童年與相對艱苦的青年時代，也許成為她作品的某些母題。

行筆至此，我猜測趙婷對美國的輝煌和全球化都充滿懷戀，因為正是基於這些，她從北京到紐約的傳奇故事才得以實現。遙記得1994年有一部中國電視劇《北京人在紐約》紅遍大江南北，展現了一代精英的幻夢——以肉身超越藩籬，在所謂的自由國度獲得成功。事實上，在那個相信開放的時代裏，全球都在一種美國夢的症候群裏，人們相信自己憑藉努力就可以過上更好的生活，相信雙手可以創造奇蹟。

沒有任何材料讓我們知道趙婷究竟在怎麼樣的心境下出國，但據悉她曾在2013年接受《Filmmaker》雜誌採訪的時候說：「自己來自中國，那是一個謊言遍布的地方。」如果這是真的，在1990年代度過自己青春期並出國讀書的趙婷的所思所想，其實恰恰對應了「後89」時代中國精英的普遍價值觀。一代人對國家失去信念，也失去了信任。多年後，趙婷曾在平遙國際電影節稱呼中國為「祖國」，也順理成章可以被理解為第一代移民複雜的情感。而這些本可以被討論和分析的部分，都被「小粉紅」的口誅筆伐引向了別處。

如果說趙婷有錯，最大的問題恐怕在於，她還沒有習得在一個全球化破產，民族主義抬頭的時代裏做符合各方「政治正確」標準的名人。真正諷刺的是，當趙婷獲得代表美國主流認可的金球獎後，中國的官方媒體一致發文稱其為「中國的驕傲」。而在「不當言論」曝光後，大陸電影網站「豆瓣」上，《無依之地》的中文海報突然被撤下，中國上映的日期也消失。這是一齣多麼東方主義的荒誕笑料，它也可以被看做是一個緊縮時代的文化悲劇。

也許，趙婷既是「美國夢」的受益者，也見證了它的破產。這也解釋了《無依之地》批判性的斷裂，應該說這部電影以現實主義議題入手，表達出的情調則是對時代整體性衰落的傷感和相對温和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