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领立法会》、《理大围城》这两部由“香港纪录片工作者”摄制团体制作的纪录片，纪录了过去一年多以来发生在香港的民主示威浪潮，以贴近运动参与者的角度，呈现了反修例运动发生至今，对香港社会相当关键的时代转捩点。其中，《占领立法会》纪录了2019年7月1日示威者占领香港立法会的过程，《理大围城》则拍摄了2019年11月在香港理工大学红磡校区发生的大规模警民冲突——特别聚焦17、18日两天，当警察连日包围校区，双方的对峙进入白热化后，示威者受困围城、后援被阻，面临警察将发动下一波更猛烈的攻势之际，运动是否继续、又该如何继续的挣扎与困境。
这两部纪录片于2020年的香港独立电影节首映，而后，前者入围第57届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后者入选阿姆斯特丹纪录片影展长片竞赛，获得最佳剪辑奖，又在今年1月获得香港电影评论学会2020年最佳影片奖。随国际间讨论声浪升高，2020年7月港版《国安法》通过后，两部纪录片在香港映演却遭受到电检局百般刁难，《理大围城》被评为“三级”，禁止未成年人观看，并要求在纪录片前加上警告字句，指片段内容“根据现行法例可能会构成刑事罪行”，又指“部份内容或评论亦可能未获证实或有误导成份”，甚至受审回来的影片光碟，也成了碎片。
无论《占领立法会》或《理大围城》，影片的企图不仅在于纪录事件本身，而是参与其中的人们面对环境的各种挣扎和身心处境——是什么让个体在当下做出决定、决定是什么、将导向什么后果。不同的政治立场、社会身份 、世代、在运动中的不同位置，影片尽可能梳理运动中展露的层层差异，以及由此而来的矛盾与冲突，人们面对这些的抉择、彼此说服或未能说服。这个过程中，纪录片团队面对社会事件，勇敢直面运动中的残酷与真实，从齐上齐落、手足成形，到这些信念面临的危机，也逼视作为创作者自身的脆弱。对此，身在海外的台湾影评人、纪录片关注者谢以萱为端传媒联络了纪录片摄制团队，进行了一次直接问答的访问。
做一个影像存档
谢：谢以萱
摄：香港纪录片工作者摄制团队
谢：2019年中至2020年上半年的香港经历，除了运动现场，也留下了大量的报导和照片。可否先谈谈，当初完成这两部纪录片的起心动念。一开始就决定以这两个事件各自完成影片吗？或是经过什么样的想法与讨论才决定挑选这两个事件？为什么选择以单一事件作为影片的重点，而非试图完成一部更跨时、全貌的纪录片？请谈谈团队内部讨论与决定的过程。
摄：两部影片都是事件发生之后不久就完成的，起心动念其实比较倾向于行动之于创作。当时做《占领立法会》基本上就是想补充在主流报导缺席的行动及过程。新闻讲的都是结果，但社会运动的面貌很复杂，尤其在现场，抗争内部的多元声音通常被媒体的意识形态所淹没。2019年7月1号当天就有很多媒体舆论在怀疑衡击的人是“鬼”，又或者很愚蠢。而我身处现场，内心很激动，看着冲击玻璃行动持续了8个小时，一下一下的推撞，感觉很漫长但却又如此坚持。当时我只是想传递这种能量，所以找了当天在现场碰到的朋友，搜集大家的素材做影片放上网，但很遗憾因为一些技术问题而拖慢了，后来发生了“721元朗事件”，整个社会已经进入另一种状态，感受到运动将会扩大，且持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