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人物》的一篇深度报道，外卖骑手被异化的劳动过程终于破圈而出，激发了不同社会群体的共情，一方面是因为外卖骑手已经深度融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特别是在疫情隔离期间，他们是维持社会正常运转的必要行业工人（essential worker）；另一方面，平台经济的算法优化在为消费者带来便利和效率的同时，它所耗费的社会代价第一次如此扎心地呈现在人们面前，毕竟在数字化的“幽灵”和“系统”的笼罩之下，每个人都可能成为那个代价。
笔者在之前的一篇文章里提到，年轻一代的农民工宁愿送外卖也不愿意进工厂的原因在于，他们认为送外卖是一份自由的工作，但是这种自由实际上是一种幻象，因为在逃离了生产流水线上管理人员有形的管束后，进入平台经济的农民工反而被困在无形的算法的监控中。拨开算法的迷雾，外卖骑手的困境反映的其实是愈发个体化的、不断脱离监管的劳动权益问题。
骑手维权的欧洲经验
各国的劳动力市场都面临着“优步化”（uberization）的挑战, 工人以长期的忠诚雇佣关系换取稳定的企业福利与社会保障的模式，正越来越受到新经济的冲击。
这是一个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发展而来的新问题，但并不是中国所独有，各国的劳动力市场都面临着“优步化”（uberization）的挑战，比如在德国，这种极客经济（gig economy）的兴起正在重新定义传统的劳动关系，工人以长期的忠诚雇佣关系换取稳定的企业福利与社会保障的模式，正越来越受到新经济的冲击。
由于外卖骑手的工作是劳动密集型的，在空间上是分散的，而且他们作为原子化的个体和平台之间的力量关系是不平衡的，因此他们往往被认为缺少议价能力，难以在骑手之间建立社会关系，形成共同的身份认知，并组织发起集体行动，这是算法的极限控制能够畅行无阻的根源所在。但是自2016年以来英国、意大利和德国的外卖骑手接连发起抗议行动，这显示出即使在外卖平台的技术阻碍下，骑手的团结与集体行动仍然是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