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阿公是捕鳗人：鳗仔王的双面人生

东北季风下的大福村

壮围的冬天，是有味道的。

海风吹过来的时候，不只是冷，它还带著一种咸咸的、湿湿的味道，像是海水在耳边讲悄悄话。风吹过防风林、竹围、锌铁屋顶，天空常常灰蒙蒙的，偶尔飘著细细的毛毛雨，海边变得很静，只有风呼呼地叫。我们家——我、阿公、阿妈、还有妈妈，住在壮围乡的一个小村落，叫做大福村，那里的人不是种田，就是养鱼虾，我们家三个世代都不曾离开过这里。

大福村不大，从滨海公路走过防风岭，就能听见海声。村子里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养殖池，田间和池间小路总是弯弯曲曲，两侧是低矮的砖房，像是一种默契的风景。早晨是养殖人家最忙碌的时候，水车打转、饲料袋咕咕作响，空气里混著沼气与盐水味，一种只有这里才闻得到的“海边的土味”。

我们家就住在村尾的地方，出门没几步就是鱼塭，再往南延伸，跨过两三个村庄，就是兰阳溪出海口。冬天的傍晚，正当养虾户打包饲料、村里人渐渐归来、鸡只纷纷回到鸡舍的时候，阿公就拎著他那支旧的小电池，用电火布缠著一只灯泡，戴上头灯，接著骑他那台“风声比引擎大声”的机车，出门了。那是他工作下半场的开始，一天的嘈杂逐渐安静，也是他开启捕鳗工作最重要的时候。

小乌龟里的鳗苗夜

我家在冬天会变成海边的一部份。

宜兰的冬天，加上东北季风的吹拂，每年立冬一过，壮围的风就像改了个性似的，开始变硬、变湿，也变得不讲理。海口总是暗得很快，连星星都不太亮。但就是在这样的时节，我们一家人的生活跟别人不一样。我不是待在家看卡通的那种小孩，我在海边捡钱——准确来说，是在帮阿公抓鳗苗。

每年从11月开始到隔年2月底，是兰阳溪出海口最热闹的季节。黑夜里，海水随著潮汐涨落，带来成千上万条细细透明的鳗鱼苗。牠们随著黑潮从远方游来，从太平洋一路漂到台湾东岸。捕鳗人会穿上防水的青蛙装，手持特制的弓形网，在出海口或沿海沙滩等候，趁著海水退潮的瞬间，一网一网拉起鳗苗，靠经验、靠手感，也靠一点点运气。

在壮围，捕鳗苗是一种冬天限定的临时渔业，也是许多家庭重要的收入来源。鳗苗虽然小小一尾，但价格最高时堪比黄金，故享有“海上白金”的美誉，主要透过外销日本作为鳗鱼饭食材，十分抢手。对于地方的工人、农民、甚至临时失业的人来说，捕鳗苗是一种可以快速换到现金的方式，一夜捕捞得好，可能抵得上平常一个月的工资。因此，冬夜壮围的海口，总有许多人们在寒风中守著潮水，也守著家计的一线希望。

夜晚的海口很冷，风里全是咸味和海沙味，头发总会被吹黏在脸上，船只捕鱼的灯光串起，就像是一条围住太平洋的珍珠项链，微微映照著远方的龟山岛。我很常在等待阿公上岸的时候发呆，阿妈则会跟其他与丈夫同行的阿婆或捕鳗者闲聊，顺便探听大家的战绩。

我们在海边搭了一个用帆布跟水管做的小帐棚，风一吹会发出啪啪声。我们都叫它“小乌龟”，因为它弯著背，样子就像一只趴在泥滩上的乌龟，背壳里装著我们的冬夜生活，也是我们遮风避雨的庇护所，一躲就能躲一整晚的寒风。

小乌龟里有塑胶凳、暖暖包、阿比仔（编按：泛指药酒“保力达B”。在农村、沿海渔村，很多做工的人会把保力达当成“日常补品”，累了、冷了，就小口喝一点暖身，补充能量），和一盏等阿公上岸才能打开的旧灯泡，不是为了省钱，而是要把得来不易的电源全数留给鳗苗。

最痛苦的，莫过于在清晨离开冬天的温暖被窝；有时，我会在半梦半醒间听见那辆机车发动“啪啪啪”的声音，混在清晨第一只鸡啼的空档里。窗户透进微微的光，我知道，阿公抓完鳗苗回来了。动作一点也不拖泥带水，青蛙装早早褪下垂挂在墙壁边，等待贩仔开著小吉普车来我们家，一到就按喇叭，比我的闹钟还准时。他们动作比阿公更快，塑胶桶打开、鳗苗秤重、现金放下，贩仔仔细挑拣鳗苗确认数量，再搭配阿妈不时的讨价还价，早晨的一阵喧闹中银货两讫，快速完成交易。

我那时不太懂什么是“走私”，只知道这些赚来的钱，可以让晚餐加菜、可以活络家庭气氛，让阿公短暂笑一下。阿公常说：“我什么都不会，抓鳗仔尔尔（台语，指“只会抓鳗鱼而已”）。”但我知道，他不是在抓鱼，他是在把日子一点一点捡回来。

鳗苗情报员

小学的周末，别人是在写功课，我是在学怎么挑鱼苗。

阿公那时才六十几岁吧，皮肤被冬天的盐风吹得粗粗的，脸上永远都是干裂和一道道小小的泥巴纹。海上作业时的他不爱讲话，动作却快得惊人。海风冻到骨头，我穿著厚重的外套还直打哆嗦，阿公只套一件青蛙装，一样可以俐落地把弓形网从水里拉起来。我和阿妈通常待在小乌龟里等阿公上岸。每当他拉著一大张网从海水里走回来，脚下黏满湿泥，我们就会赶紧行动。

阿妈要戴老花眼镜才能挑，但我不用，小孩子的眼睛利，我的任务是当他的眼睛，我得在网子一拉上岸时，负责打开那盏用电池绑著的灯，聚光在他刚倒出来的那堆湿答答的沙子与鸡毛里，有时还夹杂著沙蚯、塑胶丝，甚至是一堆谁也说不出名字的海边小生物——找那些闪闪发亮、像玻璃丝一样的小家伙。鳗苗在光底下几乎透明，但会一闪一闪的，那是钱在闪，我懂的。

情况好的时候，鳗苗大出，我们根本来不及多话，挑完一批，阿公就又要赶著下海。抓鳗苗的“翻桌率”愈高，代表抓得多、卖得快、赚得多。那时候的我，不懂行情，只知道抓得多，阿公阿妈总会眉开眼笑的，开心回家吃著热呼呼的“蛋酒”庆祝；那是用红糖、米酒和蛋煮出来的，材料简单，就像阿公阿妈一样，朴实而自然。

“抓鳗仔不是用眼睛看，要知道浪势跟手感。”阿公边说边扛起那重得不像话的弓形网；一次，我坚持亲自下海抓一把，费了好大功夫才撑起网子，一落下的隔天肩膀就印上一道瘀青⋯⋯。隐隐作痛的肌肉记忆让我又不禁打了冷颤。恰好一尾晶莹剔透的小鳗苗就在阿公拉开网子的瞬间，在泥沙之间钻出来，我赶紧用指腹捏起鳗苗，倒入桶子里，深怕指甲掐伤了苗，变成“白身”（编按：晶莹的鳗鱼苗，如果受伤死亡，躯干则会由透明转为白色，并渐渐失去活动力）就大事不妙了。

小乌龟只有在挑拣鳗苗时是明亮的，望著桶子里游动的白金，那一刻，我忽然懂了，阿公不是在抓鳗苗，他在跟远道而来的黑潮脉动打交道。

可能是年纪小比较不会遭起疑心，夜晚天气好时，我也会到别人的小乌龟里去看看，假装去串门，其实是帮阿公“探敌情”。别人抓得多不多？用的是哪种网？站在哪个位置？我回来会小声报告：“他们没什么啦，抓的量差不多喔！”阿公听了有点不以为意，但会默默点点头，隐约透漏一种“只有他能精准掌握鳗潮游来的黄金位置”的傲气。

只有一件事我真的怕：上厕所。

晚上海边很黑，真的很黑。狗会叫，人也陌生。全是叔叔伯伯、烟味、营火味，我这个小女生几乎是唯一的“异类”。想上厕所得走到没有灯的防风岭后面，用雨鞋的鞋尖简单挖个洞，尿完就地掩埋，就怕被看见、怕有人靠近。下雨天更惨，裤子会湿掉，屁股凉到像坐冰块，也因为如此，望著那些能够无所顾忌地在海边畅饮的捕鳗人们，对我来说是遥不可及的奢侈。

有时天气太差，阿公阿妈会改开车去海边。到海边，如果待在小乌龟，在海边守著漫漫长夜对一个孩子来说太折磨了。有时候我累了，那里就是我的第二个庇护所，可以默默爬进车子睡觉。但我记得，每回醒来时，我已躺在家中阿公的床边，阳光斜斜照在他脸上。那张脸——皱纹像干裂的河床，皮肤黑得像被木炭刷过，眼下浮著淡淡的黑青，像海水退潮后还残留的湿意。

在乡下，大多数人没能受到太好的教育，年纪轻轻就得出外工作。阿公本业是个工人，白天做板模，冬天晚上接著加班补鳗，工期衔接之间还耕田种菜，工程交替时再耕田种菜；阿妈则是典型的女工，随著大时代经历过加工出口的黄金时期，做过成衣，也做过家庭代工，最后在家附近的白虾加工厂做夜班。而大福村可以说是个不夜城，不管是鳗苗还是虾子，那都是晚上的事。两夫妻就这样慢慢养家，一代过一代，也从没听他们喊过累。那时候我还小，但我心里早就知道：这样的日子，不是谁都撑得住的。

鳗仔王的双面人生

外面的人不知道，补鳗苗这件事，是“抓来补洞”的行业。

真正入冬之后，海风把意念吹得消沉，吹得田里人家钱包也干。这时候就会出现一群人——他们会无声无息地冒出，有些骑来的机车没车牌、也不戴安全帽、双眼无光。他们不是来看海耍浪漫，是来补洞的：补经济的洞、日子的洞、债务的洞。有些是赌徒，有些是刚被工地开除的，也有些是毒虫，揹著弓形网时脚步虚浮，仿佛渔具是沉重的枷锁，大家只是在夹缝中求生存。这样的一群人，冬天就在海口成为临时同事。

阿公就在这样的圈子里。

但他跟他们又不一样。平日里，他基本上不烟不酒也不赌，唯独冬天，偶尔喝一两口阿比仔暖身，或抽几根交际烟，但一定抽得不多，因为白天我会打开机车座盖检查，从零钱和加油站发票堆里翻出烟盒，然后丢掉。

以前，他很少对外提起自己是捕鳗的。如果问他做什么的，他会搔头腼腆的说：“没啦！以前做板模工，现在半退休种菜兼当清道夫，种菜兼做自行车步道的清道夫啦！”他觉得抓鳗苗不是一份“正经工作”，感觉补鳗的都是混混、没出息的，他不想让人以为他也是，刻板印象里的那样。

但海边的事，海知道。

他在那一圈人里有个名号，叫“鳗仔王”。不管别人多早去、站在哪个点、用多贵的装备，最后最满的那一网，通常是阿公的。他的动作稳、眼力准、出手快，一拉网就像表演一样。鳗苗的出现总是一阵一阵的，论谁也抓不准，苗况不好的时候，才是我们的团圆日。晚饭餐桌上，阿公会突然说起：“欸，最近新来的谁谁谁跑来跟我请教哪个点位最好抓苗，早就跟他说过了，要看技术啦！”他描述的眼神发亮、嘴角带笑，仿佛一夜回到那片风声混著盐味的海口，站在浪边的是他年轻时那个板模工、养鱼人、补鳗王。

我后来才明白，阿公的世界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外面世界里那个过度谦卑，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的“老灰仔”；另一个是海口里最准、最快、最会抓鳗苗的“鳗仔王”。现在他七十几岁了，每到冬天还坚持要下海。我们都怕他跌倒、受寒，但他总说：“不去不行，让人抢了我的点，看笑话啦。”他不是怕少抓一点，他是怕少了人记得他曾经是谁。

补鳗不是一份工作，那是他的舞台。

小时候的我只知道抓鳗苗可以换到钱；进入青春期后，我一度讨厌海边的风味，觉得全身都黏上了“矮人一截”的味道。我刻意远离那些吱吱作响的帆布与破风帐棚。但有时夜里还是会梦见小乌龟帐棚里那盏昏黄的灯泡，一闪一闪，像阿公眼里的光。

是一直到大学，我才重新理解那一切。

那时我考上了政治大学民族学系，有一次在“民族学”的必修课堂上，教授谈到传统技术的知识系统与地方文化，那一瞬间，脑海里忽然浮现出阿公拉网时的背影。我第一次有种强烈的直觉——原来阿公的补鳗不是“没用”，是没人懂。

我开始搜集鳗苗相关的资料、做田野笔记，重新回到壮围海口看了好几个冬夜的鳗苗灯。我写了一篇研究报告，那是我第一次用文字说出：我阿公是鳗仔王，他懂海、懂潮、懂风向，他的知识没写在书本里，但却是活生生的“地方专业”。

后来我鼓起勇气写信给韩玉山教授，提到我从补鳗人的田野出发，想继续深耕人与海之间的关系。在他的鼓励下，一步步走进了更深的海，而我越往知识的世界里走，就越发觉：那片海边泥滩，那些被人轻看的补鳗人，才是这条研究路最初也最深的根。

风知道，海知道，我也知道

后来我念了渔业科学研究所。

不是什么高大上的志向，也不打算当学者，只是越走越觉得，有些事情不能只是放在记忆里。研究鳗苗的过程里，我一头栽进法规、海洋政策、走私网络、栖地变迁；但最让我著迷的，还是那些夜晚帐棚里的微光。研究所的身份让我有些自由，我开始办活动，练习写计划，推动海边文化的在地导览。最让我骄傲的是，我终于说服阿公，让他来当讲师。

一开始他很抗拒，“讲什么啦？我又不是老师。”但我拿著麦克风塞给他，“你只要讲你怎么抓的就好。”第一次的他站在海风里，我帮他拿著小蜜蜂，声音一开始很小，还会讲一半偷笑。但一群小孩围著他听，还有人问他：“抓鳗苗是不是很厉害才做得到？”他愣了一下，然后慢慢讲起来了，讲潮汐怎么看、讲网目的大小、讲哪一年遇过大出⋯⋯他像在讲一段他自己都快忘了的传说。

讲完那天，有人鼓掌，我看著穿青蛙装的他满身大汗，但眼里装得全是满足和成就感。那之后他每年冬天都等我，“什么时候还有活动？要记得揪我喔。”那片海边，终于不是他觉得丢脸的地方，而是他的舞台。

我后来毕业了，没有留在学术界，辗转去了巴黎，又路续到加拿大、阿布达比，流转于这个偌大的世界接案当自由口译，最后回来台湾，决定落脚航空业，每日往返台北和宜兰之间的通勤职员。上班后的日子变得规律而安稳，但每逢冬天，我知道那是属于我们的季节，我还是很期待利用周末时间，朋友也好、以前的同学也好，甚至是座位旁的同事也好，我喜欢邀请大家去壮围看鳗苗捕捞——除了对家乡独特的使命感，还有因为我知道阿公还在等那个麦克风。这是属于我生命的流，像鳗鱼一样在淡水与海水之间洄游，我总喜欢回到宜兰，跟大家说说这里的风土滋味。

有一次，我终于带他去了台北的日本料理店。他抓了一辈子的鳗鱼，却从来没吃过一口正式的“鳗鱼饭”。那天我们坐在吧台，他望著师傅刷酱、炙烤，一脸好奇又有点感慨。“喔～这就是日本人要的喔？”“对啊阿公，你的鳗鱼，最后就是这样上桌的。”

他咬了一口，说：“哇～甜甜的喔，还不错耶。”

我笑了。抓了五十年多年鳗苗的手，终于握住了那道料理的筷子。我想，那一刻他应该有那么一点点懂，自己其实不是什么“没本事”的人。他做的，是世界另一端也会吃下去、会感动的事。

海知道，风知道。我也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