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的反修例运动，乐声处处。从早于6月12日基督徒开始于警方封锁线外彻夜合唱圣诗《Sing Hallelujah to the Lord》，以期净化警察；到下半年民间自发多次“和你Sing”，购物商场变身人民广场，老少合唱《愿荣光归香港》，管弦乐团也到现场合奏；再到示威街头，有人唱“啊～”，便有人应下一句“死黑警～”，那是网络改编歌曲《肥妈有话儿》，2019年9月由网民上载发布，首月观看次数已达270万；香港粤语流行曲经典也“参与”抗争，8月7日晚千人集聚在尖沙咀太空馆，以被警方定义为“攻击性武器”的镭射笔观星抗议，跳唱罗文的《激光中》 。
流行音乐的挪用、大量二次创作、原创歌曲乃至圣诗“洗脑”，反修例运动涌现的音乐面貌丰富，功用多元。但音乐其事，并非总是为香港的街头抗争接纳，回顾2014年雨伞运动，当有示威者唱歌打气，被同路人冠名为“嘉年华式抗争”，戏谑“唱K可推翻政权？”；而Beyond名曲《海阔天空》本常见于2014之前的游行示威静坐，在“雨伞”之时却也被部分抗争者批判为失败主义、乃至“左胶”代名词。
雨伞运动对音乐参与的负面规范，打破了此前香港社运场景音乐的积极参与，集体意识表现出的斗争“洁癖”与音乐作为艺术所享有的自由之间的矛盾，被凸显到最大。直至2019年反修例运动，因应“兄弟爬山、各自努力”、“无大台”之口号，各种抗争模式、团结方式和情感方式均有出现，也同时在抗争现场重新释放了音乐。大量音乐创作应时而生，记录著运动多层的情绪与记忆，甚至发展到是由音乐本身一再来建构抗争的“新情景”。音乐发声于街头政治，集聚不同人群，本是这种艺术形式一再缔造的历史场景，本文尝试梳理香港2019年反修例运动中不同音乐类型的参与，讲述现象本身，探讨其形成路径及影响。
“没有终结的胜利，没有终结的失败。音乐是文化思想上另一领域的抗争。”——Damon Chan
无大台、匿名 vs 主流音乐的缺席
香港音乐评论人黄津珏在2016年出版的文集《拆声》一书中，描述了香港流行音乐长年去“政治化”的状况。香港人接收音乐，惯常受限于免费电视台、电台这些狭窄广播频谱，广泛流通的音乐都经过筛选，但却以为是经过自己的选择，他说：“香港的流行歌曲，实际上绝大部分都有很强的政治目的，这个目的就是去政治化，粉饰太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