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间老式厨房，狭长，约莫四十来呎，白色瓷砖贴成的灶台，水墨纹的水池，还有冰箱，占去大半空间，再难容纳一张桌子。
厨房由封闭阳台改建而成，面对一整排窗户，采光很好。窗外有一棵枝繁叶茂的枇杷树。傍晚，阳光穿透玻璃窗斜照入屋，洗净的青菜晾在篮子里，灶头炖著肉，抽油烟机轰鸣，等汤滚沸的间隙，杨本芬搬来一张矮凳，以另一张略高的凳子为桌，铺开一叠方格稿纸，埋首疾书。
究竟那是1995年，抑或1996年，如今已年逾八旬的杨本芬记不大清了，总之时年她不满六十岁，从南昌到南京，帮二女儿章红照料刚刚出世的外孙女，兼顾年事已高的患病丈夫，整日囿于厨房，偶得闲暇就读女儿家的藏书。
某日翻阅了野夫的小说《江上的母亲》，连续两遍，失声痛哭，难以名状的悲痛积压心头多日，陡然冒起一个的念头——我也应该写写我的母亲。“我意识到：如果没人记下一些事情，妈妈在这个世界上的痕迹将迅速被抹去，就像一层薄薄的灰尘被岁月吹散。我真的来过这个世界吗？经历过的那些艰辛困苦什么都不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