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岁出版处女作《秋园》，在厨房写下“妈妈和我”的故事

那是一间老式厨房，狭长，约莫四十来呎，白色瓷砖贴成的灶台，水墨纹的水池，还有冰箱，占去大半空间，再难容纳一张桌子。

厨房由封闭阳台改建而成，面对一整排窗户，采光很好。窗外有一棵枝繁叶茂的枇杷树。傍晚，阳光穿透玻璃窗斜照入屋，洗净的青菜晾在篮子里，灶头炖著肉，抽油烟机轰鸣，等汤滚沸的间隙，杨本芬搬来一张矮凳，以另一张略高的凳子为桌，铺开一叠方格稿纸，埋首疾书。

究竟那是1995年，抑或1996年，如今已年逾八旬的杨本芬记不大清了，总之时年她不满六十岁，从南昌到南京，帮二女儿章红照料刚刚出世的外孙女，兼顾年事已高的患病丈夫，整日囿于厨房，偶得闲暇就读女儿家的藏书。

某日翻阅了野夫的小说《江上的母亲》，连续两遍，失声痛哭，难以名状的悲痛积压心头多日，陡然冒起一个的念头——我也应该写写我的母亲。“我意识到：如果没人记下一些事情，妈妈在这个世界上的痕迹将迅速被抹去，就像一层薄薄的灰尘被岁月吹散。我真的来过这个世界吗？经历过的那些艰辛困苦什么都不算吗？”

杨本芬的书写正是始于那个已经模糊的年份。

在那之前，她为生计挣扎，种过田，切过草药，当过工人，做过汽车零配件生意，就是从未与文学有交集。

一旦叙述的欲望被唤醒，一些人与事便纷至沓来，自然地涌上笔尖，反客为主，她被动地沉浸，追忆，当然还有记叙。她写母亲，一个普通中国女性的一生，写他们一家如何在那段跌宕苦难的历史里，像水中浮木般随波逐流、挣扎求生，也写围绕在他们身边、中南腹地乡间近邻的生生死死。

这时间，她的身分不仅是女儿、母亲、外婆，更是一个写作者，她用写作直面自己的人生，直面家国的历史，直面命运的无解。

厚厚一叠写满字迹的稿纸，和几只笔，装入一个胶袋。后来她特地拿出来称过，足足八公斤。这部自传小说，宛如山火大劫后的一棵老树，风过树梢，沙沙有声，沁人心脾，也令人呜咽。

任命运冷眼相待，仍写得出如此生机的人，到底是什么样的？带著对她、对秋园的好奇，以及“八公斤手稿”所含意义的疑惑，我拨通了电话，那头是南昌日头灼热夏季里，午睡醒来的杨本芬。她声音清亮，精神十足，记忆力惊人，将很多旧事娓娓道来。

妈妈的回忆录

“下了几天的雨，洛阳市安良街的屋簷下满是积水。一个五岁的小女孩光著脚丫，裤管卷得老高，转著圈踩水玩。水花四处飞溅，女孩一门心思戏水，母亲走近了，她还全然不知。

“妇人火冒三丈道：‘男不男女不女，打起个赤脚玩水，回去非得给你包脚去！’边骂边拽过女孩的胳膊带回家去。

“这是1919年，女孩名叫秋园。”

秋园，是杨本芬的母亲，真名梁秋芳。

秋园生于洛阳一个殷实之家，家里开药店。她裹过足，也上过洋学堂。十七岁那年，出门挤在人群里看邻家出殡，被国民党上校参谋杨仁受看上，托人说亲。婚后两人移居南京，又因日军攻陷，随国民政府撤往重庆。

1937年深秋，宽阔的江面上，一艘船穿过浓白的雾驶往重庆。甲板上的杨仁受踱来踱去，心神不宁，牵挂身处湖南老家的年迈父亲，深知经此一别今生恐难再相见。犹豫再三后决定偕妻与子中途于武汉下船，回乡探望父亲。

回头看，这是影响秋园一生的关键抉择。

正如逾半个世纪后，她的女儿杨本芬写道：“船在大雾中等待了三个小时，浓雾在阳光的驱赶下总算渐渐散去。船只鸣响汽笛，小心地向岸边靠去。过吊桥时，年轻的秋园抱起儿子子恒，迈著轻捷的步子走了过去。从前的生活，也远远地留在了吊桥那边。”

彼时，他们对即将到来的人生一无所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土地改革随即轰轰烈烈地展开，他们被划作贫民，分到田地、房子，还有四分之一头牛。不到三年，杨仁受的履历被翻出来，身份由“贫民”改划为“旧官吏”，成为人民的敌人。在那之后很多年，贫穷同这个家庭如影随形。

关于母亲前半生的故事，杨本芬是跟著秋园一齐纳鞋底、绣花、搓麻绳时听来的，“她的母亲怎样逼她裹小脚，如何剧痛，脚骨怎样扭曲。又讲到一家人把埋在屋簷脚下水沟旁的两大缸银元挖出来，买大烟由著病重的大舅舅抽。”杨本芬手里活计未停，听得入迷，恍惚间神思追随母亲重返童年的洛阳，望见人进人出抓药看诊，念出朱红色大圆门上方嵌著的烫金大字“葆和药店”。

书稿后半段的故事为杨本芬亲历，感情更为饱满。她时常落笔两三行，泪水就已打湿稿纸，写作时会刻意躲开孩子，不让他们看到自己哭，也从不在夜晚写，“只要一开始写，整个人容易浮想联翩，晚上我就不能睡觉了。”

这一过程持续了两年多，写完后她将手稿搁在一边，完成便完成了，至于出版，或是拿给谁去品读，想也没有想过。

2003年，杨本芬的二女儿章红取得这份手稿。章红是一位作家，其时中国大陆各类网络论坛正风靡，她常在天涯论坛写文章，便用自己的ID为母亲开了一个帖子，将小说录入，起名《妈妈的回忆录》。“我的意思是，这是我妈妈的回忆录。”章红说。

“老实说，我读到手稿时太惊讶了，惊叹于妈妈的叙事能力，因为我也是写作者，但我觉得她在叙事上的禀赋大大超过我，她是一个名副其实讲故事的人。”

帖子很火，点击和留言数量均颇可观，随之有对市场嗅觉敏锐的出版社寻来，正商讨出书事宜，相关编辑不慎摔断腿，卧床半年，半年后又离职，出版计划不了了之。出不成，老杨本芬也不很在意，“对我妈妈来说，她只是写出不吐不快的往事，在网络赢得了很多友善的回应，很多赞美、共鸣、感动，她已经很开心，也很满足。”

一搁就是十几年。直至曾追过贴文的编辑虫虫重提这本小说，推荐给出版人涂志刚。“当时出版社一些职员劝涂志刚不要出，担心签下一本毫无知名度的作者的书，销量难以保障。但他还是很快决定出版了。”章红说。


章红转述了涂志刚发给她的一段话，大意是说：每一代人都既是历史的参与者，也是历史的承受者。能够记录历史的，多是有能力参与历史进程的。这样的记录当然珍贵，但每个时代，我们得到的其实都是这样的记录，它们重要，但其实又不够。反倒是那些碎片一般的，历史的承受者，那些普通人，如果他们的声音能留下一点点，就会特别动人。

2020年6月，《秋园》正式出版。市场反响远超预期，一月内已实现加印，豆瓣评分9.0。

有网友合上书页，写下评论——“了解自己的过去方能塑造未来，某种意义上《秋园》是在为我们的时代做这样的一件事。秋园的歌到了尾声，可我真舍不得让它就此停下，这世间还有无数的秋园和你我，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把这支歌接下去，再唱一个炎夏，一个冬日长长。”

“我这辈子什么都做够了，就是书没有读够”

有什么品质或精神，是你从母亲身上学到，又想传递给女儿？同一个问题，我先后问了杨本芬和章红。她们的回答如出一辙：读书，对知识永不泯灭的好奇心。

秋园曾试图以婚姻换取读书的机会，但希望被战争彻底摧毁。所以她从小就教育杨本芬，“只要能活下来，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读书。”

杨本芬长到十二岁，同村的孩子快读完小学了，她还没进过学校门，“我看著他们，非常羡慕，心里急得像猫在挠门。”家里穷得连饭也吃不饱，没有钱读书，她知道，忍了再忍，还是忍不住斗胆提出要去读书。秋园咔嚓咔嚓剪著布，闻言叹了口气。反而是一向沉默斯文父亲杨仁受，反常地突然从灶屋里走出来，手里拎了把菜刀，扑通一声跪在秋园面前，把菜刀往脖子上一横，说道：“明年再不送你读书，你就用这把菜刀把爸爸杀了！”

父亲发丝灰白，跪著，膝盖上两块补丁贴在地面。杨本芬永远记得这个瞬间的细节，也被两块补丁里的心酸、内疚、实难驱散的渴望，轮番折磨了很久。

翌年，一日秋园把杨本芬叫到身边，对她说，“你去把屋簷下簸箕里的鸭毛拿到街上卖掉。卖了钱，去买一块写字用的石板，再买一根扎头发的牛筋，要准备读书了。”杨本芬快乐极了，拿一张旧牛皮纸把鸭毛包好，走了十里路，到一家废品店把鸭毛卖了五角二分钱，她花一分钱买了根牛筋，两角钱买了石板，一分钱买了石笔。准备从小学四年级读起。

那种快乐只短暂停留了两年，家里再也凑不齐学费，她唯有辍学。多年后考取岳阳工业学校，临毕业之际，学校突然停办。独自闯荡江西，转入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分校，读了一年又因家庭成分是旧官吏，第一批被发配农村。

命运跟杨本芬开了一场你追我赶的玩笑。“我这辈子什么都做够了，就是书没有读够。”没有完整地上过学，是此生遗憾。“但是我整个生命历程里，从没有停止过读书。”杨本芬如饥似渴地四处找书来读，为了把书尽快归还别人，她曾手抄了整整一本《第二次握手》。而秋园甚至读得比她更多，“有一回我从江西回湖南探望她，刚踏进家门，她看见我第一句话就问：《天龙八部》你看了吗？我说没有，她说没关系，来，我讲给你听。”

秋园晚年，起床后也常拿本书，坐在阳台上安安静静地读，小说，散文，她都爱读。后来眼睛做了白内障手术，医生反复叮嘱过不能用眼，她还是忍不住，掀开纱布，偷偷瞅几眼报纸。

知识改变命运，尽管秋园和杨本芬的命运最终未被改变，她们还是对此深信不疑。正如母亲嘱咐她那样，杨本芬也告诉儿女们，一定要读书，一定要考大学。

这个家族的第四代女性秋秋如今已经长大，从美国中部一所大学毕业后，在一家高科技公司担任软件工程师。这四代人前后延绵逾一个世纪，每一代人的成长都有赖于上一代倾尽全力的托举，她们身上有著一些连续的相似的美好东西，即一种读书的意念，和将意念付诸行动的勇气。

被时代损害后的退缩

这个初夏，新书出版，杨本芬坐在家中迎接了一波又一波来自全国各地的记者，长途电话也接了很多个。那种感觉近乎一夜成名，她感到恍惚不已，如同大梦一场。“我这个倒了一辈子霉的人，好运不会掉在我头上。”

几分钟后，回答另一问题时，她说不如我把这个事情从头讲一遍给你听，讲述过程中她屡次停下，“我有湖南口音，你能够听懂吗？不好意思。”又说：“如果我讲的内容没用，你可以随时打断我。”

我从这些细枝末节的表达里捕捉到一丝明朗性格缝隙间的悲观和不自信。后来跟章红提起，她将杨本芬这种潜藏于性格里的小心翼翼，归咎于时代与社会的损害和侮辱、观念与文化对个体自主性的裹挟。

早年读书愿望数度落空，因家庭成分不好下放农村名单第一批就有杨本芬，甚至是工作以后，一次公司下发文件规定某年某月某日之前参加工作的人可以转为正式工，而她就差了两个月未能入闸。“妈妈常说，机会就像煮熟了的鸭子，都摆在面前了，可最终还是会消失。她自认命特别不好。她渴望参与到社会生活中，她渴望这个社会接纳她，但是人生一直在给她带来创伤，她始终没有得到这种接纳和认可。”

当一个人渴望为社会接纳，但却未果时，会怎么样？章红很久以前就在思考这个问题。一种可能是自我规训，将社会固有要求不自觉地内化为自我观念，以此主动约束自主性，“一个人是很难超越她所生活的环境和时代的。”另一种则是退缩，从人群中，从社会生活中退缩。事实上，两者并不矛盾地交叠，在秋园和杨本芬两代女性身上，留下明显的痕迹。

章红是先从外婆秋园眼里看到这种“退缩”。

二十多年前，章红已为人母，一大家子一起回到湖南乡下，那个叫做“庵子里”的老屋。三间平房并排，门前有一个大晒坪，右侧是个小橘园，左侧挺立著一株高大的香樟树。秋园这时已经八十八岁高龄，依然清瘦文雅，但活力明显减退，话变得很少，安安静静的。站在晒坪，目送一行人离开。“那次就有了，退缩。从她的表情，动作和表达。换句话说，是生命在萎缩，生命力在萎缩。”

其时是五月，门口两棵树正繁花满枝，章红随口问道：“好漂亮啊，这是什么花？”问到花，秋园这才表现出一种热情和兴趣，告诉她这是扶桑，又牵起章红的手，指向不远处的山崖，语气中满是遗憾，“如果你们早来半个月就好了，那崖上都是杜鹃花，好看得很。”

那是章红最后一次见到秋园，那一年，秋园八十八岁，依然为她没能看到山崖上的杜鹃花而感到惋惜。

晚辈们回忆起来都说，秋园是一个极其体面、热爱生活的人，再穷困也穿得整洁，年轻时在南京，每回逛夫子庙，总记得买几束花回去。七、八十岁的年纪，还时常爬上山崖去摘映山红，每个房间插上一瓶。

秋园过身前，为自己准备了几件平日爱穿的衣服，用一块蓝白格子的方布包起来，嘱咐家人要放进棺材里随葬。章红去参加葬礼，拿到这个包裹，在放进棺木之前，她重新叠好每件衣服。

在其中一件棉袄口袋里，她发现了一张纸条，上面写著：

一九三二年，从洛阳到南京

一九三七年，从汉口到湘阴

一九六零年，从湖南到湖北

一九八零年，从湖北回湖南

一生尝尽酸甜苦辣，终落得如此下场

是秋园的笔迹。她竟用这两句来形容自己的一生。杨本芬和章红看见字条都很震惊，“她表现出来的是尊严，坚强，从来不抱怨，不会说自怜自艾的话。但最后两行字，可以看到她对生命仍然有一种不甘，人来到这世上一趟，所受的那些苦还是沉淀下来了，至于这个苦里面的遗憾，失落，痛苦，可能从来也没有真正离开过她。”

无论如何，秋园的故事终于也讲完了。杨本芬停下手中的笔。她知道自己所写的故事，将会如同一滴水，汇入人类历史奔腾不息的长河。在这看似宏大的家国叙事下，她的愿望又是如此小——愿每一个母亲和女儿，都能牢牢把握自己的命运，活得自由而舒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