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读者评论精选”栏目每周择选报导及圆桌话题中十条精彩读者留言刊出。部分留言可能会因应长度及语意清晰作节录或编辑。
1. rhrm，回应《北京拆除逾千小产权别墅：它们是怎样被建造的、又因何被摧毁？》
小产权房或者违建是一个复杂且涉及重大公众利益的问题。有些业主实属明知故犯不值得同情，但另一些业主却是地方政府欺瞒行为的受害者。对于不同时期不同背景的案例不加区分一刀切式的拆除，是懒政，表现的是权力的傲慢。
而当下权力更傲慢的地方，则是它完全不给予受害者任何抗辩和救济的渠道——法院不受理，媒体不能报导，和警察硬碰硬？十年前也许有用，但从乌坎到现在地方政府对此已经建立了一套成熟的SOP了。公开的舆论讨论、独立的司法裁决可以使大多数利益相关者心服，而无处说理的环境，则是滋生极端情绪，促发反社会行为的温床。从“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的杨佳，到驾驶公交车冲进水库的安顺司机，其代价，就要由更多的无辜者来承担。
2. Sussicran、自由风，回应《What's new: 民主派立法会初选结果出炉，抗争派16人大胜，望与泛民谋合作》
Sussicran：为何在不可转移比例代表制的选举中，依然需要把明星候选人拆到不同名单里然后搞配票呢？这次选举的议题只有一个，无须再覆盖不同选民群体的需求了吧？假设民主派用一两张大名单出选，不知有何弊处？
自由风：@Sussicran：这是制度设计的问题。首先这个比例代表制，是以“最大余额法”计算剩余选票的，也就是说如果我方阵营合组一张名单而对手分拆名单，我方将浪费大量选票。此外，由于35席地区直选并非大选区制，而是分拆成5-9席不等的中型选区，导致配票相对容易，于是大家都会改用“不可转移单票制”的策略，比例代表制名存实亡。
3. 自由风，回应《梁俊彦：香港民主派35+初选结果的三重解读》
论者的观点很有条理，而且对选举结果解读为“抗争运动成绩表”的非二元结论，本人十分赞同。唯独＜左翼淡出＞一部却令人纳闷。因为除了论者所提及的工党、社民连、民协等传统左翼政党之外，朱凯廸、袁嘉蔚等社运出身的抗争派也是左翼政治人物，也都在初选中高票当选，只是本次主打的政纲减少了左翼议题的比重。此处应可作出结论，即左翼政治人物不能太过脱离社会主流议题，否则难以保持支持度。尤其作者更是朱凯廸“本家”的土地正义联盟成员，会作此忽略实在令人费解。
另外，民协何启明在开出实体选票后反超电子票领先的冯达浚出线，证明基层路线仍有一定吸引力，但需要配合候选人的政治触觉。民协在冯检基退党后一改保守风格，改为年轻区议员主导的进步主义路线，何启明更有签署抗争派的声明。说明左翼并没有淡出香港政坛，只是需要与时并进，才能避免成为“左胶”而被放弃。
4. YesJV，回应《与许纪霖、刘擎等商榷：“（反）政治正确”框架的思维陷阱》
以某种先入为主的预设立场，将许多种现象笼统的归结为一体，贴上同一标签，再进行一番党同伐异，这可能是绝大多数现代人类个体都无法避免的通病。
正如文中作者所言，现如今关于的“政治正确”的论述框架，是一种修辞或话术。 进一步扩大时空层面联想，可能更像是一种污名化之后的特定标签，与中国大陆曾经流行的“反革命”之名有异曲同工之处。 关键在于，革谁的命不重要，谁来革命不重要，革命之后会如何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一定要在权力博弈的场域中，选好站队，抢占定义批判对象为“反革命”的 先机，以绝对权力即绝对正义之实，大搞“权力正确”。
5. OldDog，回应《与许纪霖、刘擎等商榷：“（反）政治正确”框架的思维陷阱》
作者着重于“正确”的定义，进而得出“正”和“反”的双面论证。但却忽视了另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核心：即被排斥在外的言论。
“正确”本就是流动的、相对的概念，所以基于勾勒一个准确的、当下的“正确”的定义得出的结论，反而脱离了‘政治正确’问题的核心——即被抹杀的言论。诚然，人们嘴里的“正确”经常模糊不清，所以“政治正确”也就被套用在了也许错误的地方。但是它指出的问题却是真实存在的：比如在作者举出的《乱世佳人》的例子中，公司当然有权利选择根据用户的需要做出改变；但如若一个公司、一个个体无法再根据自身意愿做这种选择，不仅不敢做相抵触的言论，而且不得不“表态”呢？
比如一系列 Twitter 上被人揪出来口诛笔伐的有些名气的人，亦或是公司里的那些胆战心惊，不敢说错半句话丢了工作的小职员。两天前 Bari Weiss 在纽约时报的辞职信，细数了一名非左翼记者在一个知名媒体里工作时受到的公开的、无阻罚的骚扰和歧视。她已经是知名人士，试想那些无名的、没有自己发声渠道的媒体人，他们得做怎样如履薄冰的选择？而这还是媒体行业，是理论上最应该体现言论自由的地方。可事实上随便扫一下纽约时报的当今状况，你即会了解意见的同质、伐异已是多么根深蒂固。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例子里，即便去指出“左翼”人在做一件“反政治正确”的事，不算“政治正确”，那也于事无补。因为问题真实存在，在那个环境里，“正确”指的就是那一种同质化的声音，不管那个声音被称为“正确”或“反正确”，人们不敢做异议，言论自由的环境不再⋯⋯
这一点最近被以 Orthodox Privilege 为主题讨论过，关于‘党派盲区’和‘现状盲区’，我同意作者最终观点，即右派固守陈约、打击异议在性质上同等恶劣，需要民众的注意。不过我不确定因为没有使用“政治正确”的词汇在这些事上，或者只更多使用了“政治正确”在左派上，造成的 damage 究竟有多大。我觉得就事论事，即使不使用“政治正确”的字眼也同样可以充分地在公共空间探讨这类问题；反之，现在用了“政治正确”的字眼来形容真实存在的问题，又为甚么不可以呢？难道说为了平等，连词汇的运用都要规范和“平均”了么？这样影射的结论恰恰又像是“政治正确”——不是尝试去包容不同的声音，去理解那些声音背后所说的问题到底是什么，而是尝试去“规范”那些声音，那么最后损伤的当然还是言论自由。
6. 学姐、作者，回应《金盾工程：数字监控技术如何改变中国政府的维稳偏好》
学姐：这个结论其实处于学术争论中，并不是很肯定是对的。首先是方法上问题很大，最重要的自变量，测量精准打击的人数，实际上用的是imprisoned for non-criminal reasons。其实有很多商业犯罪、嫖娼等等被抓也是non criminal reasons，不准确，这个是这个summary里没有提到的。
另外一个最重要的自变量不准文章有说了，就是作者用来测量监控支出的公共安全支出，其实不等于监控支出。关于精准打击的测量可以有很多种，比如说准确的政治犯的数量，当然这种数据是没有的，作者已经尽最大努力了，但是这个偏差实在是有点大，很大程度上undermine了他的empirical analysis的可信度。
其实这些empirical strategy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作者框架。他首先介绍了威权国家维持社会稳定的框架，压迫repression和收买co-opt，的对立，两者是一个tradeoff的状态，而监控能够提供压迫，于是政府就不需要花太多资源在福利上去收买人心，作者认为监控能够增强压迫能力，于是乎政府就减少了福利。
这是个很吸引西方听众的一个故事。但是问题来了，监控仅仅（被看作是）是压迫吗？监控会不会一边提供了强大的压迫能力，一边又让民众感觉提供了社会福利呢？因为民众信任高度信任政府，政府说监控是为了抓坏人，民众就信了，那么监控不就是一个完美的同时满足两个条件的东西么？
我觉得中国人并不视监控为敌人，因为相信监控是为了防止犯罪，而确实监控的主要目的也是为了普遍意义上的犯罪，而不是针对异议者。我当然不是替监控辩护，但说监控因为用于镇压异议者于是可以减少福利支出这个结论，是有待商榷。
作者：@学姐：1.关于政治犯数据偏差有多大，研究者在论文里写了”Among them, 82% of arrests were related to political crimes such as association, speech, and the spread of information“，再者政治犯被扣上商业/嫖娼罪名的也大有人在（参考郑文杰和许章润）。
2.研究者并不是把监控看作“打压”，而是说监控提供了信息，改变了政府在“打压”和“收编”之间的取舍。研究者认为监控带来的信息令政府更多地去“打压”从而更少地去“收编”，但也有一种观点认为信息会令政府更多地去“收编”，比如政府得到信息以后更了解民意，更有效地分配资源。这两种假设下我们都可以观察到社会福利的下降：你既可以说是因为精确打压实现了以后政府不需要再撒钱买稳定，所以福利下降了，也可以说因为资源分配更有效率了，更省钱了，所以政府福利开支这种指标下降了。但是作者已经反驳了后一种观点。
3.如果中国人把监控当作一种社会福利，这种福利是否/在何种程度上可以和其他福利互相抵消？作者也可以说，金盾工程实施的地方，监控这种社会福利上升了，但其他福利（政府福利开支、医院床位等等）下降了，后一点仍然是客观成立的。
7. EightK、作者，回应《金盾工程：数字监控技术如何改变中国政府的维稳偏好》
EightK：@作者：“3.如果中国人把监控当作一种社会福利，这种福利是否/在何种程度上可以和其他福利互相抵消？作者也可以说，金盾工程实施的地方，监控这种社会福利上升了，但其他福利（政府福利开支、医院床位等等）下降了，后一点仍然是客观成立的。”
这个回应没回到点子上。监控开支增加的同时会观察到福利减少是统计结果没有问题，但是如何理解这两者间的关系才是重点。这两文章的核心argument是威权国家因为有了精准打击而可以减少福利开支，但是我们有更简单的解释 那就是地方政府的budget是有限的 监控花的多 那福利自然就少了 而这个不论在威权 民主还是哪里都一样。
作者：@EightK：这种可能研究者已经讨论了并且这篇介绍里有说：有一种观点认为，社会福利开支的下降，可能是因为公共财政总量有限，当政府将更多资源投入到“打压”活动中后，必然会挤压其他开支。但研究者指出，这种变化并不是平衡的，各县政府在社会福利方面减少的开支，比他们在公共安全方面增加的开支，大约高出了60%。作者认为，这说明“精准打压”和“普遍收编”之间的此消彼长不只是出于财政平衡方面的考虑。
8. fassyliu，回应《隐秘的角落：审查时代诞生的中式悬疑剧，为何青睐东北与广东？》
赞同作者说的在剧版《隐秘的角落》中，事实上的唯一真相是家庭问题。但是并不赞同 “由此，污名女性和污名家庭联手，构成了《隐秘的角落》‘相信童话’的代价。”
温情脉脉的中年男性形象只是有时候的一瞬，比方说朱永平，其实畸形的母爱，无论是周春红还是王瑶，如果没有朱永平的出轨和在再婚和对儿子和女儿之间的不平等对待，也不会造成朱朝阳的黑化，既然已经看到剧所反映的母亲的教育问题，为何看不到它同样反映了父亲缺位的同样严重的影响。比方说严良的父亲，朱朝阳的父亲在女儿死前对朱朝阳的表现。
唯一所能指摘的就是，剧中塑造的家庭教育的正面例子借用了一个合格的父亲形象，也就是叶警官。所以我觉得它并没有通过厌女来实现童话。它在反映现实，它所展现的当本应该是父母双方去完成的家庭教育一方缺席的时候，对于孩子和对独立承担下所有责任的那一方的影响（周春红不愿意公开和景区主任的关系）。它反映的是真实而丑陋残酷的现实，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家庭教育是什么样的并且会带来什么问题。如果你都不愿意承认厌女是存在的，只想直接塑造一个假想中的不受时代枷锁束缚的女性形象，那又怎么能让观众产生共情并且进一步反思呢？
9. 天灭，回应圆桌话题《面对反复的疫情，已重启的经济与公共卫生防控之间该如何平衡？》
起初还未对病毒有清晰认识的时侯，无知无畏是更严重的病毒，政府的角色是带领民众和自己一起认识病毒，学习如何与病毒相处。半年过去，了解了传播途径，小心防护（戴口罩，勤洗手，保持社交距离）即可避免染疫已成全球共识。此时，无知无畏或小心防护都是个人选择，政府介入理应缩小对象，关注并支援低收入群体。
减少想要小心防护但因经济原因无法承担口罩等防疫用品开销的人群。于此同时，政府也应当认识到封城封关减少了受疫情影响的群体但增加了受经济影响的群体，不死于疫情也会死于贫困，而后者波及的人是无法估计的。不同于染疫的人，贫困的人不会马上死去，亦不会直接反映在疫情数据上。当多数人都减少甚至断了收入的时候，政府无法进行对应的支援，人们的挣扎会导致抗议亦会使得疫情不断反复。该做的是放开经济活动，推行新常规政策，让依旧无知无畏染疫的人和小心防护赚钱维生成为个人选择。否则疫情只会被用来当作施行专政的工具。
10. 匪翠，回应《罗马竞技生死斗：台湾90后的宝特瓶“共和”之夏》
只有社区的体育活动、自发生成的那种约定俗成的游戏，才能反映和维护社区的德性。有很多运动一开始都是从这样的形式产生的，但是一旦它升级到大的都市里面去，变成资本的玩物，或者是变成承担民族荣誉或者诸如此类的虚无的东西，那么它原有的意义就丧失了。
有很多东西，像是足球之类的，在它原先处于社区土鳖的阶段的时候，实际上是民族精神的一个很好的承载者。但是现在已经变成一种跟集体赌博差不远的东西，因此本身已经没有什么指标性价值。你要想把体育的成绩提高上来，只需要把筹款问题解决好，然后设计出一系列在商业化操作和药品检查之间的狭窄的......
刘仲敬微信对答——2016年8月27日